后现代派小说是二十世纪美国文学的主要体裁。它不仅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而且影响了美国少数民族文学，如黑人文学、犹太文学和亚裔文学等。从某种程度上说，后现代主义成为促使美国少数民族文学由边缘走向中心的动力。在后现代主义的氛围之下，许多少数民族作家用典型的后现代派小说的技巧进行创作，其作品体现出后现代派小说的典型特征，如黑人作家托尼·莫里森、伊什梅尔·里德，亚裔作家汤婷婷，犹太作家格蕾斯·佩蕾、菲利普·罗思等。他们认为美国现代派和早期后现代派作家留下的文化遗产，往往带有种族主义、西欧文化中心论和白人男性主义的痕迹。因此，这些少数民族后现代派作家不再强调欧洲文化传统、主流政治的浑沌和艺术形式的标新立异。他们主张比较公开的政治倾向，热爱非欧洲的祖先，推崇思想意识上的多元化，本族与美国主流的整合。伊什梅尔·里德和菲利普·罗思分别是当代美国黑人文学和犹太文学中最具后现代派特点的作家。本文以后现代主义为切入口，通过对这两个作家对他们各自美学传统的修正与创新、对各自文化历史的修正、对女权主义的反思以及其元小说的叙述技巧的分析，着实对当代美国社会的文化现状来进行一番考察和审视，指出伊什梅尔·里德和菲利普·罗思所构建的是多元主义文化的文本，体现出后现代多元文化的特点。
     笔者通过对伊什梅尔·里德和菲利普·罗思对其各自文化传统的反思和修正的分析，认为一方面伊什梅尔·里德和菲利普·罗思是其传统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们又能够置身于其传统之外，对传统进行反思，并在反思的同时构建出各自的美学思想。
     美国黑人把非洲古老的历史和悠久的文化带到了美洲大陆，创造了很有价值的口头文学——包括圣歌、悲歌、民歌在内的黑人奴隶歌曲——从而奠定了黑人文学奴隶叙述体的传统。早期的黑人文学以废奴文学为主。２０年代哈莱姆文艺复兴的主要内容是反对种族歧视，批判并否定汤姆叔叔型驯顺的旧黑人形象，鼓励黑人作家在艺术创作中歌颂新黑人的精神，树立新黑人的形象。在这次黑人文艺复兴中还展开了“艺术还是宣传”的讨论。以杜波依斯为代表的一派认为“一切艺术都是宣传，而且永远如此”，而以洛克为代表的一派强调“应该选择艺术，放弃宣传”。
    根据托尼·莫里森的观点，现代美国黑人小说的发展可以分作四个阶段：先是抗议的狂热，这主要指从４０年代理查德·赖特的崛起，经历５０年代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到多事之秋的６０年代这一时期。６０年代， “分离主义”成了时髦的口号，同时也成为６０年代激进黑人文学的特征。６０年代后期至７０年代初期一场与政治、社会运动平行发展并与不断发展中的黑人社会生活紧密联系的文化运动出现。它不仅宣扬黑人“美丽”，而且强调黑人比白人“更优越”。它以全新的姿态强调文化自豪感和文化自主，中心内容是标榜黑人权力的文化民族主义和鼓吹“黑人美学”的分离主义。宣扬的是突出黑人种族优越论的“黑人文化民族主义”。
    但文化自主和民族自豪感毕竟不能当饭吃，在美国成立一个独立的黑人国家毕竟是不现实的梦想。因此经历了这个动荡年代的作家开始较为反省地寻找自我本质，进而进一步探索文化，在技艺上追求精益求精，对世界持更广博的看法。从艾里森寻找自我本质的小说《看不见的人》一直到80年代一群把黑人家庭生活作为描写重点的女作家，都反映莫里森的这种看法。所谓“对世界持更广博的看法”就是要求黑人作家不在自己的作品里写种族矛盾与种族斗争，而是要求黑人作家与白人作家步调一致，一同在作品中探索当代西方文化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对自我本质的重新认识。里德正是一位在技艺上追求精益求精，对世界持更广博的看法的作家。与其他同时代的作家不同，里德更为大胆地在小说形式上进行探索，一方面对传统文化进行质疑，另一方面又从传说和神话中挖掘被忽视的黑人文化，重新构建了他独具特色的“真正的黑人美学”思想，它以20年代哈莱姆和布鲁斯以及爵士乐的精神为基础，跟古代文化的神秘主义有联系，旨在宣扬文化多元主义。
    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一直没有自己的祖国，四处流浪，受人压迫和歧视。犹太人常常被看成是“异化的特殊人物”，犹太小说也主要以描写异化世界为主题。美国犹太作家也不例外。美国犹太作家常常从人道主义的观点来描写犹太人在异化社会里的遭遇，自我的异化或自我本质的危机，反映出现实生活中犹太人的不幸，讽刺社会的不公正，探索生活的出路和犹太人受苦受难的根源。罗思一方面继承了美国犹太文学的传统，描写犹太人的生活和他们不幸的命运，另一方面又公开讽刺和反对犹太文学传统，以怪诞的形象和夸张的手法来讽刺美国的社会弊病。
    里德和罗思都对其各自的文化传统进行了质疑和修正。里德以“符笃”神话为切入口，同其他黑人文学批评家展开论战，进而构建出了他独具特色的黑人美学思想。罗思并没有像里德那样构建出某种鲜明的美学思想，但他对犹太传统的公开反叛无疑也暗含出他对“犹太性”的反思。
     后现代派小说的一大特点是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重新走进后现代派小说。在后现代派作家的笔下，文学是主观的，作家按自己的想法，虚构一个想象的现实世界，而历史和新闻是客观的，历史事件是真实的记录。因此，许多后现代派作家将历史和新闻一起溶入他们的小说，对传统的历史观念进行质疑，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重新思考历史。伊什梅尔·里德和菲利普·罗思正是这样的作家。
    在《逃亡加拿大》中，伊什梅尔·里德重访了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那段历史，再现了林肯总统等历史人物，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奴隶制。犹如其他后现代派作家，伊什梅尔·里德在对历史的修正中力图挖掘出美国黑人历史中的“阴暗”面，挖掘出那些长期以来不被重视、被忽略的东西，另一方面他又溶入其独具特色的“真正的美国黑人美学”思想，以“符笃”神话为基础，重新构建已被接受的历史真实。伊什梅尔·里德对历史的质疑、新解和修正在于更好地把握现在，是为了解构美国文化中的欧洲中心论和黑人恐惧症的传统，也是为了颠覆事实与虚构之间传统的二元对立关系，进而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已被强加接受的历史真实。
    与黑人不同，犹太人在美国历史上并没有奴隶制的历史，但犹太民族几千年来散居世界各地的流亡史，尤其是二战期间六百万犹太人被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历史却不断在犹太作家的笔下演绎。菲利普·罗思的《夏洛克在行动》再现了1988年在耶路撒冷对约翰·德米加尼朱克于1942-1943年期间在纳粹集中营犯下的“反人类罪”案件的审判。在这部小说中，菲利普·罗思通过元小说的叙述策略把历史的真实与虚构的想象融为一体，对犹太民族的历史进行反思，对犹太人民已接受的历史观念进行质疑，表现出他对当今美国社会及犹太人的热点问题的忧患。他从一个美国犹太人的角度出发，对当今中东地区的焦点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疑虑：如果犹太人离开以色列，中东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吗？如果犹太人离开美国，犹太人与美国社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就可以解决了吗？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犹太人不再将自己看作是上帝的“选民”，历史的进程又将如何？
    对伊什梅尔·里德和菲利普·罗思来说，历史不仅是一个创新的领域，而且也是一个革新的契机，是一种既连续又断裂的认识和反思，是行动和反行动的亲合体，是传统积淀的变体。
    纵观二十世纪文学，男性人物的女性化不失为二十世纪文学的一大特征，如乔伊斯笔下的布鲁姆，海明威笔下的巴恩斯等等。在这个纷扰的世界中，这些女性化了的男性们感到困惑和无所适从，缺乏通常意义上社会所赋予他们的传统的“阳刚之气”或“男子汉气概”，表现出屈服、被动、顺从、感性、敏感和温顺等典型的女性特征。“阳刚之气”是一种社会构建，因此很难给其以确定的界定。文化是性属的基础，因而性属因文化思潮的变化而变化。女权主义运动对女性化的重新界定自然带来了对“阳刚之气”的新理解和根本变化。新女性的出现使得许多男性突然间无所适从。很多男性作家在认同传统道德结构分崩离析的同时，又担心这种传统道德结构的解构会改变他们的世界，并改变他们作为男人、作为人的身份。因此在女权主义的氛围之下，许多男性作家开始对女权主义进行反思。菲利普·罗思伊什梅尔·里德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 
    伊什梅尔·里德因其作品中对女性形象的丑化而被称为“厌女主义者”，倍受许多女性作家的指责。不可否认，里德的作品中的确体存在着大量的丑化女性形象，尤其是女性主义者形象的描述。但他的真实用意是将厌女主义作为一种历史的表症。在其典型的“厌女主义”作品《卤莽的注视》中，他一方面表现出对女权主义小说家和女权主义运动的憎恶感，另一方面他也嘲讽和解构了男性霸权话语、父权身份的各种表现形式以及西方帝国主义。
    菲利普·罗思的作品中也有大量丑化美国犹太女性的刻画，与里德对黑人女性和女性作家直面的批评不同，罗思则是以其幽默的笔调、离奇的故事情节和辛辣的口吻，通过对犹太母亲的扭曲刻画和男性身体变形为女性的描写，表现出他对男性“阳刚之气”的探询，间接地嘲讽了女权主义。在《乳房》这部作品中，小说的主人公一夜之间变成了女性巨大的乳房，他在变形15个月以后，用大乳尖向他年轻而漂亮的女友诉说自己变形的历程。罗思以其超脱的想象运用变形表现出男性异化为女性的恐惧感。如果这个世界被女性化，那么人类丧失的将不仅仅是男性的“阳刚之气”，人的主体性也必将丧失，这便是罗思的忧虑，也是他对女权主义的反思。
    显然，菲利普·罗思和伊什梅尔·里德并非“厌女主义者”，他们对男性女性化的忧虑、对女权主义运动的反思表现出他们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注。父权社会的模式固然不可取，但一个女性化的社会模式也不可取，在性别上，没有什么优越之分，罗思和里德所期盼的是一个共生共息的社会。后现代状况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对各种“主义”反思的机会，罗思和里德对女权主义的反思扩展了“多元文化”的内涵。
     在里德和罗思对传统和历史的修正以及对女权主义的反思中，后现代的叙述手法贯穿始终。后现代的叙述手法使得罗思和里德“颠覆”的话语模式发挥得淋漓尽致。里德和罗思对传统叙述结构的“颠覆”主要表现在他们对“元小说”叙述模式的应用上。里德元小说叙述的特点表现在他把琳达·哈琴有关“元小说”的理论以及米哈伊儿·巴赫金的复调叙述同他自己的美学思想相结合上面。他的代表作《芒博琼博》采用侦探小说的叙述模式来嘲讽侦探小说，采用脚注和“部分传记”的形式装饰小说的主体结构。他的作品还体现出典型的巴赫金“复调叙述”的特点，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构成多种对话。
    罗思在小说叙述技巧上的大胆实验表现在其作品中人物的回旋和他本人经历巧妙的虚构上。纳散·朱克曼这一人物在他的很多小说中出现，如《我作为一个男人的一生》，《鬼作家》，《解放了的朱克曼》，《解剖学课》，《布拉格狂欢》，《生活逆流》等。而在《夏洛克在行动》这部小说中，书中则出现了两个意见相左的菲利普·罗思人物形象。罗思作品中的很多东西是他本人的亲身经历，加上巧妙的虚构而成。这些都体现出典型的“元小说”的叙述特点。
    美国是个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这一特点在后现代和全球化的氛围之下日趋明显，而文学家则有责任和义务反映多元化的美国社会的实质。罗思和里德在他们对传统的修正和重构、对历史的重访、以及对女权主义的反思中共同构建出后现代文化多元主义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