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执政者与政权的更替，密使与秘密管道通常也会随之终结。这是因为密使是极其机密的，单为执政者负使而行，执政者终止密使自然终止。新的执政者上台之后，以往的密使与管道不会继续，必须另起炉灶。
两岸密使历经半个世纪，尽管人员不断更换，但目的始终如一，那就是沟通信息，化解敌意，调停对峙，寻求和谈。
到了江泽民与李登辉主政时代，两岸仍有密使在活动。
这次密使的活动，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中间人。这个中间人是以国学著名的南怀瑾，当时刚从美国华盛顿到香港定居。也许是由于蒋经国的突然去世，即将开启的国共两党和平谈判眼看着付之东流，大陆急于寻找与继任总统李登辉能够接上头的人。在这种情势下，南怀瑾接到了一个来自大陆老友贾亦斌的电话，已经40年未曾见面。
贾亦斌时任大陆全国政协常委、民革副主席，与南怀瑾曾是蒋介石任过校长的成都中央军官学校的同事。后来贾亦斌成为蒋经国麾下的一名爱将，在青年军预备干部训练团担任团长兼第一总队长。1949年春，贾亦斌率干部训练团的4000多官兵投奔了共产党，成了蒋经国的叛将，也与南怀瑾各奔东西。
因为是蒋经国的背叛者，蒋经国当总统时，贾亦斌是出不了面的。现在蒋经国过世了，李登辉又是台湾本土人，共产党与在大陆的国民党人士，对他都不熟悉。南怀瑾在台湾政界很有声望，李登辉对他也很尊重，这样贾亦斌就出马找到了南怀瑾，使南怀瑾成了北京与台湾接触的中间人。南怀瑾虽早已不涉政治，但关心政事，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几十年旁观政治。军人、特务、政客都是好朋友，每个地方都买票不进场，所以看得很清楚”。南怀瑾希望国共两党能够消除怨恨，两岸能够和平统一。
1988年4月21日，贾亦斌带着杨斯德到香港初识南怀瑾。杨斯德当过军委联络部部长，时任中共对台办主任。杨斯德对南怀瑾说，北京有诚意与台湾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国家的统一问题。南怀瑾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但对共产党抱有成见，说毛泽东也有帝王思想，如果当年不改国号，仍称“中华民国”，何来台湾问题？现在叫人家取消国号，除非是兵临城下。杨斯德告诉南怀瑾，邓小平有批示，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对台暂时不能出兵。
杨斯德对南怀瑾说的，也是对台湾领导人说的；南怀瑾对杨斯德说的，也是对台湾领导人说的。杨斯德走后，南怀瑾就把录音带叫弟子送台湾，然后打电话给苏志诚，要李登辉派人到香港洽谈。苏志诚是南怀瑾的学生，担任着总统府秘书室主任，是李登辉的亲信。
李登辉没有跟大陆打过交道，听了录音后没有动静。当时大陆处于“六·四”事件时期，李登辉在观察大陆政局。事件平息后，李登辉多次要苏志诚打电话、发传真给南怀瑾，探听北京对台政策的虚实。此后，苏志诚又到了香港，奉李登辉之命邀请南怀瑾回台湾一趟，当面商讨对大陆的政策。
1990年9月8日下午，南怀瑾踏上重返台湾之路。当晚，南怀瑾与李登辉在总统官邸见面。李登辉把南怀瑾请进书房，商谈两岸关系问题，苏志诚作陪。南怀瑾说古道今，纵论天下，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钟头。第二天晚上，又畅谈了两个钟头。南怀瑾直率善言，晓以和平统一的民族大义，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善于言谈的李登辉，在南怀瑾面前，以听为主，悉心求教。
通过南怀瑾的牵线搭桥，这年的最后一天，台北的苏志诚与北京的杨斯德在香港会面，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密谈，地点就在麦当劳道的南怀瑾寓所。南怀瑾以讲学著书为业，来往的弟子众多，可以掩人耳目。
密谈时，南怀瑾和贾亦斌在场。苏志斌一味地为李登辉评功摆好，希望取得大陆对李登辉的信任。杨斯德告诉苏志诚，在中共中央的对台工作会议上，已经确定以李登辉先生为谈判对手。谈了两天，双方只谈统一，没有方案。南怀瑾在最后讲话时，谈了自己建议的上中下三策。上策：成立一个中国政经重整振兴委员会。两岸国共两党或多党派人参加，宪法、国号、年号都可以在这个委员会商量，成为全中国的国统会。中策：大陆划出从浙江温州到福建泉州、漳州和厦门一块地方，台湾划出金门、马祖，两岸合作搞一个经济特区。下策：只对两岸经济、贸易、投资的通与不通的枝节问题，商讨解决办法。
约定双方把会谈录音带回去，然后在农历新年时再谈一次。
在1991年2月17日农历春节这天，苏志诚与杨斯德又在南怀瑾寓所会面。苏志诚是以度假名义到香港的，同来的还有郑淑敏、尹衍梁。郑淑敏的公开身份是华视文化公司执行副总经理，深得李登辉的信任而参与密使工作。尹衍梁是台湾润泰集团总裁，兼着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董事长，在大陆的投资据2004年的统计排行第二，除了王永庆就是尹衍梁。尹衍梁有“红顶商人”之称，是李登辉的密友，也是北京领导人的座上宾。这次密谈有两个重点：一是杨斯德提出了两岸签订一个秘密或公开的和平协议，内容是停止军事对峙，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停止一切危害两岸关系和统一的言论和行动。二是苏志诚念了一份文件，是2月5日李登辉等6名决策核心人物的会议纪要，反映了台湾对大陆的主要政策。
苏志诚念道：“当前政府正致力宪政改革、推进民主，并积极改善两岸关系。部分人士伺机自美返台，鼓吹台独，造成台湾内部政治社会不安定，增加海峡两岸的紧张情势。目前我们要有一个安全安定的环境，推动改革，推动大陆政策。不希望受到不必要的干扰和破坏，……在动员戡乱时期终止后，海峡两岸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局面。追求统一，必须有耐心，必须花一定的时间，不能躁进。相信两岸如能建立稳定的关系，双方内部安定，我们就可以全力进行与大陆间减低敌意的措施，并鼓励民间往来。这样做，对中国统一必有帮助。不能忽略目前中共对台敌意并未明显消除，有许多统战措施。这是目前我们面临的困难，推动对大陆关系要说得少、做得多。尤其注意不让外国人支持台独人士。这样问题会轻松一点。”
杨斯德想复印一份文件带回北京，苏志诚没有同意。
这一年中有数次密谈，主要还是在香港，在南怀瑾寓所或他的坚尼地道公寓讲堂。会谈的双方不很合拍，都怀疑对方缺乏诚意。杨斯德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原则，统一当然统一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只能是地方政府，这一点不能改变，解决办法就是“一国两制”。苏志诚见中共谈判的底牌仍是“一国两制”，迷茫不知如何应对。南怀瑾见僵持不下，提出“和平共存，协商统一”的8字方针，苏志诚当场表示同意，杨斯德沉默不语。但密谈还是有成效的，在合作打击海上走私，两岸加入世贸组织等议题上，还是交流了信息，达成了某些协议。
这年底，汪道涵与许鸣真逐渐成了对台谈判的主角，还是通过南怀瑾负责与台湾方面联络，还是在秘密中进行活动。
许鸣真曾经当过陈庚大将的秘书，在东北哈尔宾军工大当过校长，文革后担任过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离休后到香港担任某公司董事长，经常出入香港。许鸣真是个忠厚长者，与南怀瑾一见如故，彼此引为知已，后来还成了南怀瑾修建浙江金温铁路的私人代表。
许鸣真与南怀瑾就两岸和谈商议后，决定许鸣真先到上海找汪道涵。当时大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成立在即，汪道涵将出任海协会会长。许鸣真到上海与汪道涵商议后，就上北京给江泽民与杨尚昆汇报。
1992年5月17日晚上，许鸣真应召到中南海，王兆国和杨斯德也在场。王兆国接任了杨斯德的中央对台办主任之职。江泽民与杨尚昆对他们宣布：中央决定由汪道涵、许鸣真、杨斯德和王兆国组成四人小组，由汪道涵领衔，以李登辉为对象，通过香港的南怀瑾进行谈判。
南怀瑾得到信息后，考虑到北京派出是汪道涵、许鸣真、杨斯德三位元老，就要求苏志诚向李登辉报告，为了显示台湾方面的诚意，应派出老一辈的人物到香港会谈，比如谢东闵也行。
汪道涵、许鸣真、杨斯德3人，于5月15日都到了香港。李登辉仍派出苏志诚与郑淑敏到香港。第二天就在香港希尔顿酒店总统套房，进行了两天的连续会谈。在和平统一的实质性问题上难于突破，但就“汪辜会谈”达成了协议。最后南怀瑾谈了三条原则性意见：第一，和平共济，祥化宿怨；第二，同心合作，发展经济；第三，协商国家民族统一大业。南怀瑾还拿出一封信，让双方过目后分别交给北京的江泽民和台北的李登辉。信的全文如下：有关两岸关系未来发展问题，适逢汪道涵先生、杨斯德先生、许鸣真先生等与苏志诚先生等，先后在此相遇，广泛畅谈讨论。鄙人所提基本原则三条，认为双方即应迅速呈报最高领导批示认可，俾各委派代表详商实施办法。如蒙双方最高领导采纳，在近期内应请双方指定相应专人商谈以期具体。如未蒙批示认可，此议作罢。
许鸣真与苏志诚分别将信带了回去，两岸都没有任何回音。
密使活动在当时不为人知，但事后真相也会被曝光。
时至2000年7月，台湾民进党已经上台执政，国民党成了在野党。李登辉时期的密使事件被逐渐曝光，舆论一片喧哗。新党立委冯沪祥、营志宏，正式具状向台北地方检察署告发，指控苏志诚、郑淑敏违反国安法、泄密等罪嫌，地检署立案进行了办理。2001年3月12日，地检署开庭传唤了苏志诚、郑淑敏，两人就充当“密使”一事，回答了检察官吴春丽的询问。
苏志诚陈述，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后，两岸50年来的敌对状态有消除的必要，前总统李登辉乃命他们设法让大陆方面充分了解。自1990年底开始，在南怀瑾的香港住处内，与中共杨斯德等人进行非正式沟通。至于郑淑敏，只做记录会谈重点的工作。依据双方协议，谈话内容均录音存档，双方代表各自纪录会谈内容与结论。返台后，将密谈结果提供给李登辉。密谈的方式，则是由苏志诚、郑淑敏以私人身份，作为“李登辉个人”的代表，在周末假日利用观光护照赴香港进行会谈。
李登辉向监委们作了证词，苏志诚和郑淑敏，都是代表他个人身分前往香港，会谈内容供他个人施政参考，两人绝对没有泄密或做出危及台湾安全的事，亦绝对没有“卖台”行为。
检察官将全案侦查终结后认为，苏志诚、郑淑敏确实获前总统李登辉授权，前往香港等地与中共高层代表密谈，内容主要是两岸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及消除敌对状态等情事，但这完全是基于中国的统一及谋求国家富强、民族长远发展、避免战争等因素所为，没有泄密情事。因此，作出了不起诉处分，处分书上并注明“不得再议”。
在香港南怀瑾管道的同时，其实还存在其他的密使管道。最近台湾的《中国时报》记者王铭义，撰写出版了一本新著，书名叫《对话与对抗：台湾与中国的政治较量》。书中透露两岸在90年代期间，曾进行长达近10年的“组织性的秘密沟通”。由两岸国安核心成员所组成的密使小组，奉命进行具有的秘密对话。台湾方面由曾永贤、张荣丰负责统筹，大陆方面总政联络部长叶选宁负责协调。到1999年7月，李登辉抛出“两国论”，这一密使管道才告结束。
在江泽民与李登辉执政时期，两岸的“汪辜会谈”为世人瞩目。
在南怀瑾密使管道运作的后期，“汪辜会谈”便浮出水面。会谈的成功举行，南怀瑾管道取着主要的作用，但也是许多人游说和斡旋的结果。新加坡李光耀出力不少，会谈的地点也放在新加坡举行。美籍华人李澄梁，也扮演了重要的穿针引线的角色。1992年7月下旬，他以联合国世界银行工作人员身份到达北京，与邓小平女儿中国国家科委副主任邓楠以及海协会会长汪道涵进行了叙谈。李澄梁建议用“两岸和谈”而不用“两党和谈”，并建议汪老直接写信给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会长辜振甫，主动提出汪辜会谈。
汪道涵在1992年8月3日具名致函辜振甫，信中指出：“当今世界经济形势中，东南亚地区蔚然挺秀，顺此潮流，两岸携手共济，前景未可限量。先生擅长经济，多有建树，又出掌海基会，对两岸关系之发展，必将做出重大贡献。”“是以深盼早日会晤，就当前经济发展及双方会务诸问题，交流意见，洽商方案，共利两岸。”16天后的8月22日，辜振甫即具名回函汪道涵称：“愿择本年10月中下旬或其它适当时日，于新加坡，就有关双方会务及两岸文化经贸交流，例如台商在大陆地区投资保障诸问题，进行磋商。”
两岸的握手言和，确实也是潮流所至，大势所趋。随着峡两岸政策的调整，两岸的各种交流与交往日益频繁，两岸间的民事纠纷、渔事纠纷以及走私、偷渡等问题也随之增多，给两岸关系的发展增添了许多困难和麻烦。虽然海基会和海协会成立后，双方就上述问题进行过多次商谈，但由于接触层次较低，海基会所获授权不足及政治的影响等原因，进展一直不大，因而有必要由两会高层次负责人直接坐下来进行商谈，以早日解决这些问题。
经过17次函电往来，在北京、香港的多次商谈，最后经当时担任海协常务副会长的唐树备，与当时担任海基会驻会副董事长的邱进益，于1993年4月10日，在北京各自发表了汪辜会谈第一次预备性磋商的共识，明确地把汪辜会谈定位为“民间性、经济性、事务性、功能性”。临门一脚的“唐邱会”，使汪辜会谈得以顺利举行。
1993年4月27日至29日，第一次"汪辜会谈"在新加坡正式举行。
这是海峡两岸授权的民间机构最高负责人之间的首次会晤，也是40余年来两岸高层人士的首次接触商谈。27日上午的新加坡海皇大厦，云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200多名记者，在汪道涵与辜振甫隔桌握手再三，记者们摄下了这个珍贵的镜头，然后亮相在世界各地的报纸电视上。4月29日上午，在唐邱会谈的基础上，汪道涵会长和辜振甫董事长代表两会，正式签署了《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两岸挂号信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两会联系会谈制度协议》及《汪辜会谈共同协议》4个文件。会谈中的汪道涵与辜振甫，充分展现了务实的政治智慧，求同存异，平等协商，促使会谈顺利结束。
辜振甫1917年1月生于台湾彰化县，祖籍福建省惠安县。1940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后到日本帝国大学做财政及工商管理研究。辜振甫是台湾工商界巨子，先后创办台湾水泥集团、和信集团等台湾知名大企业。曾任台湾“工商协进会”、“工业总会”等主要工商团体的领导人、台湾行政当局经济改革委员会的总召集人，以及中国国民党中常委、中评委主席团主席等职。1990年10月，辜振甫被台湾当局聘为“国家统一委员会”委员；11月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成立，出任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领导海基会，秉持“中国的、善意的、服务的”宗旨，致力两岸交流、商谈与对话，谋求两岸同胞福祉，谋求为两岸关系的发展。
两岸关系的对峙与分歧，主要是在“一个中国” 原则上纷争不断，至今尚不得解。“汪辜会谈”因搁置政治议题而得以举行，也因两岸关系无法搁置政治议题而历经磨难。李登辉访美后，两岸深陷危机，第二次汪辜会谈被迫停止。直到1998年10月，两岸气氛有所缓和，辜振甫率海基会代表团访问上海、北京，与汪道涵会长在上海举行了“汪辜会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