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许多矛盾都与近几年来形成的“两个过度依赖”有关，一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房地产，二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外资和出口增长。前一个过度依赖产生了对房地产投资和消费的长期过度增长问题及房价暴涨，进而造成投资过热问题反复出现，且难以调控，同时，产生投资与消费结构严重失衡、高耗能产业过快增长等结构失衡问题。后一个过度依赖则造成了内外经济的严重失衡，引起贸易顺差扩大、货币供应量大量的被动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等问题。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将阻碍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提高及对城市化和内需的抑制作用,我在"过度超前房地产是一个战略性失误"已做过较详细的分析,这里仅对另一个过度依赖的后果作一大致的分析。

对外资外贸出口的过度依赖是影响中国经济中长期稳定增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其不仅已经产生了基础货币供应量的大量被动增加、贸易顺差扩大引起贸易摩擦加剧、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等问题，而且对国内经济形成两大压力：一是过快的出口增长和对外资力量的过度依赖，使投资热高烧难退，且调控受到外部力量的压力；二是对外资的对强依赖，正在和将要对国内产业竞争力的形成造成巨大的压抑作用，一些重要产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外资主导的特征越来越明显（汽车和电子产业最为典型），一方面造成集成性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国际竞争优势难以形成，另一方面导致我们许多重化工业的产业链普遍偏短，产生就业不足、零部件产业空洞化等问题，最终造成消费不足，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循环不畅，可能引发较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

要解决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我们必须尽快摆脱“两个过度依赖”，使经济增长转向“两个依靠”，即依靠国内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和自主创新能力加速提高。

首先，要从控制房地产投资过快增长入手，消除投资过度的“重要热源”。要加快改变国家和地方政府对房地产发展的过度刺激政策，目前及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工业化完成之前）对房地产发展国家应采取中性甚至适度偏紧的政策，特别是要放弃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的提法，只有当经济出现大的滑波时才可以对房地产采取临时性刺激政策。当前重点是打击市场操纵和违法违规行为，强化对房地产信贷风险的管理及加快完善房地产税收政策，打击房地产投机和公正税负，抑制过度及不规范的投机需求。

其次，采取逐步降低出口退税率及调整过度鼓励外资增长的政策，促进内外经济平衡。造成近几年我国出口超常高增长的原因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汇率存在一定的低估，二是长期采取高的出口退税率政策，三是地方政府对引进外资采取了过度的刺激政策，如低价出租土地、各种税收（如外资企业所得税明显低于内资企业）及其他优惠政策等。汇率低估仅是原因之一，要想改变对出口增长的过强依赖没有必要一定要调整汇率，相反，调整另外两个政策效果会更好，而且对国内企业和内陆地区来讲也更为公平，因为出口份额的分布和外资的分布高度集中于沿海地区，调整后两个政策，有利于区域的协调发展。

三是促进居民消费快速稳定增长，分流储蓄。促进消费增长关键是增加居民收入，而收入增长又依赖于就业率的提高，因此要采取更为积极的就业政策,使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目标并重,形成广泛的增长分享机制。当前潜力最大的消费是服务业消费和汽车消费，要大力促进这两大消费的增长。扩大服务业消费，一方面，增加政府对公共部门的投资，将通过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及置换出居民和企业的负担（因国家对公共投资不足，公共部门采取各种措施增加居民和企业的负担），进而从降低公共服务价格和增加居民收入两方面促进居民消费的增长；另一方面，要从规范服务业市场和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度两个方面来激发大众的服务需求，特别是要打破服务业的行政和自然垄断，加大对内对外开放的步伐，增加竞争，提供更多的质高价廉的服务产品，释放大众的服务需求。要适度抑制住房消费，同时大力鼓励经济型汽车消费。另外，通过优化城市结构、降低城市建设成本，来增加城市对农村人口的吸纳能力，促进人口城市化进程，为扩大消费需求提供更广泛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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