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就业还是要找市长而不是找市场

汪华斌

我提出《快速缓解中国人就业困难的“三把火”》后，很多网友发表了不同看法；认为就业应该是找市场而不是找市长。对此，我还真不敢苟同；因为无论是实践或是理论，中国的就业还是要找市长而不是市场。

其一，我们政府现在所学的模式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机制；然而我们比较两种政府的职能后，发现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职能是服务；而我们的政府职能却是权力。如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处处受纳税人监督，就连社会保障机制也只有服务。而我们的政府处处是权力，就连社保基金是老百姓的钱；在它们那里还是权力。所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是服务市场，而我们的政府却是审批市场；你说能不找市长吗。

其二，因为中国是一个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我们的全民所有制资产依然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在改革开放时超过90%，虽然这些年流失了不少；但目前还是我国生产资源的主体。由于我们的市场资源并没有重新配置，但体制却用资本主义国家的体制；结果市场经济自然带来的就是严重不公。因而全民所有制资产的占用或占有者，成了市场经济的最大受益者。现在我们的政府依然控制着生产要素的决定权，从土地到资金；还是政府的配给。你要发展生产力，不找市长行吗。

其三，市场经济不是个体经济；现在我们的政府能批准13亿人全部成为个体户。另一方面，我们全民所有制的垄断行业却失控；好处全部由占用或占有者所得。而我们社会需要的亏损性行业却自行破产，结果劳动密集型产业愈来愈少；从而导致就业形势愈来愈严峻。如果我们的政府控制国有企业的分配不公，把垄断行业的效益往亏损行业转移；我们的服务性就业会萎缩吗，所以就业机会还是要找市长。

其四，全民所有制的利润本来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用来发展生产力的；但现实估计很少有人会说自己得过全民所有制利润的好处。因为我们现在所实施的社会保障体系，全部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机制；而人家可是社会资源私有制为主体，更不用说有全民所有制的利润；而我们全民所有制的利润却是财政收入的大头，这钱又用到哪里去了；我们现在就业困难，就需要这利润来创造就业机会；你说不找市长去找谁。

正因为中国的各级政府是权力部门，‘一批钱、二批地、三批照’是政府的集中体现。现在我们很多外资企业投资，并不是看中中国的市场；而是看中中国政府的这种权力。有不少外商先用一个‘镜花水月’胡弄政府，再用你批的钱和你批的地进行开发；结果没有花一分钱最后带大笔钱走；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现在我们的房地产开发依然还在走这条路，所不同的是用政府的权来敛老百姓的钱；对地方经济的可持续稳定地增长的作用基本没有。既然政府有钱又有地，为什么不能办企业；扩大就业机会。因为改革放权的以后，我们基本没有新增国有企业；全部是国有企业自己兼并或扩大的，你说就业能不困难吗。

政府有权当然就能随意用，如有一家台资企业在一个开发区；使用了三十亩地没有花一分钱。而几个大学生准备搞台资企业一样的产品，但政府却要他们按市场价买地。结果台资企业的市场成本很低，自然也就发展很快；而这些大学生们的企业却失败了。我们总说一些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不重视人才，因为他们是靠政府权力而快速成功的；他们看到了‘权力效益’比‘人才效益’大的多，他必然只用权力谋求利益；对人才只是他们的愰子。现在有很多外资老板，看中的就是全民所有制的‘家大业大’；而且主体不明，才大肆来套钱的。

如果我们改革前将全民所有制的资产平均分配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就都有生产资料了；自然创业也就容易了。可如今既没有从全民所有制中分红，又不能从中获取生产资料齐全；你说创业能不难吗。

我身边有两个人创业，一样的产品；一个有市长的关系，结果银行和政策等全部优惠他；他成了国内外的知名企业。另一个没有官方关系，自己一门心思创业；结果银行贷不到款，土地部门要高价才能批地；自然还没有起步就垮了。你还能说‘不找市长找市场’吗，如果不是睁眼说瞎话；就是言不由衷。

中国政府不仅机构比西方国家庞大，而且权力与金钱还特多；我们看到国外的市政建设审批多复杂，可我们是随处可见大把的钱在制造形象工程；而我们能够安置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却没有人管。因为私有经济不愿意涉足，它的利润太低；而政府又把自己划到创业者之外。试想，拿着全民所有制的大把钱却不创业；自然只能是花钱制造形象工程了。但形象工程既不能为社会提供就业，又不能为社会增加利润；老百姓得到了什么。

因为我们的政府掌握着生产资料发放的‘权力’，所以发展生产力只有找市长才能获取它。既如此，我们就业困难；不找市长还找谁，这就是中国就业困难还是要找市长的原因。正因为我们原来观念的错位，结果造成我们的就业困难；只有找市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的就业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