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但是，只要给予他们机会，这一代人仍表现出足够的智慧、才情和正义感。那些浮出水面的年轻朋友，如姚明、韩寒、丁俊晖、浩风、林江仙、曾金燕、姚遥、楚望台等人，都表现出可观的才华。以韩寒举例，同样“口吐真言”，他就比同样说“皇帝没穿什么衣服”的余杰更为坚韧。余杰的战斗堂堂阵阵，韩寒却多了游戏、刻薄、个性、世俗。陆天明之子陆川说：“韩寒就是车夫素质。”但这个“车夫”不仅赛车玩得好，就是评论各类社会现象，都比大人君子、精英暴发们要地道，一针见血，韩寒说出了大众们的心理话，那是一种完全站在自己个体本位上所说的话。
正是立足于个人本位，而非纠缠于血缘、地缘、民族、文坛、国家、学问等名利场或人情场中，韩寒们的言论都可圈可点。李敖曾痛恨专制社会的御用作家，认为他们都不够作家之格。韩寒跟李敖或曾以“大陆李敖”闻名的余杰不同，他只是说：“什么坛到最后也都是祭坛，什么圈到最后也都是花圈。”当韩寒听说作协的作家沿街乞讨的事后，他说，任何真正的当代的作家，爱国爱人民，但不能是由政府养或者作协养着的，盼着这钱过日子，你就是贱。中国作协的专业作家制度是非常愚蠢的，全世界可能只有朝鲜还这样。韩寒说：“入作协就是一个作者堕落和失败的开始，是最无厘头和不务正业的事情。这次的巴金之后的将要选出的第一任作协主席就是堕落失败和没骨气的典型，愿您统领着中国最大的年轻二奶和年老二奶奶群体，奔向诺贝尔。文学奖是够呛，我要是评委，肯定把诺贝尔和平奖颁给这组织。”
我们说，任何转型社会都需要对既有权威、知识的怀疑批判，才可能完成民族社会的历史任务。但在转型途中，各种专制反动的力量总是想建立并标榜他们的主流标准、市场准入制度、知识正统谱系、德性荣辱条目。正是有了韩寒这样的一代人，转型社会的怀疑批判工作才不是由一场运动或几个人来完成的，而是一代人开始从无家教无权威中起步。他们像战士一样，深入社会的各种煞有其事的地方，把那些本来无一物的闹剧撕破，把那些自以为是的奴才奴隶子民臣民戏子的嘴脸或德性面具撕破。
像韩寒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在代际的表达中千差万别。比如《大风》杂志的年轻朋友们，同样属于这一代人，他们虽然年轻，却本着极为严肃的态度，在上几代人失语下岗的情形里，创办了社会思想类杂志。我曾经说过，林江仙主编的《大风》是最真实的“中国年鉴”，是2000年以来中国最好的杂志，也可能是1989年以来我们文明转型期最好的思维形式。
更不用说，在社会空间日益扩大的今天，这一代人在对宏大叙事的放弃中，关注了身边具体而微的事务。他们关注公益、慈善，关心环境保护、动物保护、弱势保护，从不掩饰自己的声音。像楚望台、姚遥那样二十出头即投身于社会公益的人数不胜数。 11月6日，热心公益、投身艾滋病救援工作多年的曾金燕到印度参加印度社会论坛期间，得知自己的博客“了了园”被推荐参加2006德国之声国际博客大赛，一起被推荐的还有“花花世界”、“非常真人”、“韩寒的博客”、“柴静的博客”等等（几乎全是这一代人）。在曾金燕的感受中已经有了代际意识：“韩寒82年出生，比我大一岁，是我高中时的偶像。印象深刻的是，高中时读完他的书，我心想完了，人家如此聪慧，十几岁就做了许多人一辈子也做不成的事情，我却还在没日没夜地、循规蹈矩地为残酷的高考准备，恐怕一辈子也赶不上他出息啊。”这一大刺激力，让她觉得非争一口气上大学不可。今天，这个年轻而非凡的女性已经成了我们时代的“圣女”。
我们知道，这几年社会开始承受多年改革带来的反动，由几代人向自然、社会、人心秩序“要债”的心理，那种对自然、社会、人心环境“分光吃净”的做法，已经有了报复性的反作用。我们生存环境的总体性报复从空气、土壤、水质开始，到我们身边的动物、同胞，这种斗争至今没有有效的解决之道。非典、禽流感，鸡犬不宁，从猪、牛、鱼，到猫、鸡、狗，每年都有无数“人类的朋友”因被怀疑是带菌者而惨遭杀戮。从鸡瘟到狂犬病，到最近的“狗患”，大人们、社会管理者们在清污之余，总要制造出莫须有的“敌人”，以确证自己是否安危，从同胞到物类，暗暗地杀戮可以不为人知，公开地对狗事大感兴趣并大动杀机却让年轻一代人都看不过去。这一代人因此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羞愤和蔑视，甚至不久前，近千名以年轻女性为主的独生子女一代还集会表明对禁犬活动中暴行的抗议。换句话说，他们并没有“见小利而忘义，临大事而牺牲”。
因此，我们有理由对这一代人怀抱期望。他们尽管是跟我们不同的一代人，但他们仍是我们的血亲同族，他们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行为，比起我们主题先行式的人生投入来，于人于己也许更有成效。他们可能没有理想，没有坚实长远的目标，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因为合于个体本位而更有益于国家社会的发展。也许像胡适之曾盼望的：“争个人的自由，即是争社会的自由。”这样的一种争，只有在这一代人身上才显示出效果。
五．
按我国执政党的论述，改革开放的历史是我国上下同心抛弃极左路线的历史。历史学家们都以为这一历史是重新接回鸦片战争以来现代转型的历史，是回归世界和人类文明主流的历史。李慎之先生、余英时先生等中外大家都论述过“总体性社会”的发条松动之后的历史进程，将是完成现代转型的历史。这一代人出生之际，正是神一样的毛泽东去世前后，是“总体性社会”的发条松动、“党天下”解体之际，因此，并不理性地猜测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在于终结“总体性社会”、彻底告别极左或专制路线、完成现代转型，也许仍是有道理的。
但如前所说，要全面地描述这一代人是困难的，概括他们的代际特征和中国意义更是一件冒险的事。何况，任何一代人，在社会进化的历史里，如果不能主动地创造或幸运地遭遇历史性事件，那么，他们的代际意识、代际效用、代际使命很难现身。
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迟迟不能完成转型，那么，无论这一代人个人成就如何突出，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可以让我们惊喜，却不能长久地给文明以安慰和保证。因为他们言行事功虽然独立，却难能上升到国家社会层面，服务于中国社会，进而为世界文化服务。如果他们的汉语写作不能服务于国家社会层面的文明人格养成，那么，虽然他们比胡适、余英时们更易进入国际社会生活，但他们的成就难以望胡、余之项背；个人或代际的命运自我规定，或许无关他人，但文明、大众、社会的福祉高低却也因此决定了。胡、余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他们之所以有此光芒，因为他们有文明的自觉、有我国文化的身份认同、有推进同胞个性福祉的圣贤用心。
我国人常有生逢盛世一说，这一代人是否有此感慨还不得而知。至少，我国是惊魂未定，我国史大事未央，对这一代人来说，在他们的一生中，肯定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