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指向“暧昧”的生长可能

文/子非我

　我一直认为，诗歌是热闹的，它的寂寞只能让位于诗人。写作是个人的事情，与他人无关。诗作者只有通过自身的写作才能挽救自己。当然，这并不是说不需要交流，恰恰相反，阅读他人的作品，倾听他人的经验才有助于自省并引发新的思考，并且这也将是“诗歌价值得以确认的一种有效方式。”

说到诗歌，似乎没有人可以为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网络的出现，方便了更多的人写作，诗人的身份正日渐变得模糊与暧昧，这已经成为一个看得见的事实。因此，诗歌写作难免有指向“暧昧”的可能。诗人臧棣说“诗是暧昧的空间，是对暧昧的测量”。青年诗人董迎春也提到，诗歌的“暧昧”让人感受到生命存在的可能。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暧昧”的时代，暧昧的人际关系，暧昧的语言和文化，很难说清这些存在的关系。我们在这些文化的碰撞中，产生了对世界、对人生的怀疑。这些繁杂和琐碎影响着人对困境（生存境遇）、对自身以及对诗歌本身的认识。而外部环境的影响造成的指向偏差，又恰恰为一首诗歌的多向和多维度提供了条件。因此，诗作者常会有意无意地将写作指向某种不确定性和模糊性。那么，是否“暧昧”恰好构成了诗艺写作的条件这一命题，这是需要并值得讨论的。

　我个人认为，诗歌的“暧昧”指向首先是由于生命具有不确定性。死亡的不确定性即生命的不确定性。海德格尔认为，人是“向死而生”的存在。人只有面向他的死亡，面对他的有限，才能真正获得自由，获得本真的存在。诗人对生命和死亡的思考以及对世界的把握往往与他的阅历直接相关。生命是脆弱的，诗人敏感的神经在体验孤独的过程中积累着感性和理性的经验，这些经验往往影响着诗人的创作。同时由于作者的思维方式、逻辑习惯以及文字表达的能力，于是，诗歌的歧义产生了。诗歌指向“暧昧”的可能出现了。读过德国诗人特拉克尔的诗歌的人，就会强烈地感受到这种生命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诗意的多义性。如他的《夜歌》、《死亡七唱》、《赞歌》等诗中，常常用一些深重的死亡和毁灭的意象，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神秘的空间，让人捉摸不定。我们从这些“暧昧”的意象中引发无穷的想象力。

　此外，语言本身的模糊性和多义性，则为诗歌指向“暧昧”的生长提供了实质性的环境。语言是一切文学的载体，诗歌借助语言而具有了飞翔的可能。诗作者对语言驾驭的不确定性，也会让诗歌滋生出多重理解的歧义。海德格尔说，“诗作是从一种模糊的两义性而来说话的”，这种“模糊的两义性”即“暧昧”，海德格尔同时指出，“但诗意的道说的这种多义性并不分解为不确定的歧义性”。也就是说，诗歌语言的多义性并不是“松懈的不准确”，而是由组成这首诗的核心来决定这种多义性的延伸范围。它是自由的，但不是绝对自由，它必须要遵循一种和谐和聚集的所在，也就是存在的规律。这种不确定性的选择，“使诗歌呈现出一种更加清晰、更有力量的自我确定性与外在确定性。”（张修林语）。因此，从一个方面来说，诗歌的“暧昧”指向性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增加了诗歌的魅力。

里尔克说：诗人是秘密的存在。在任何一个时代，诗的灵魂都是自由而卓尔不群的。诗人靠自由精神活着，没有了自由，诗人的生命即意味着结束。从某种关联上来说，“暧昧”可以归结为自由的一种。“暧昧”这一因素为诗歌的存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延伸空间，但它必须是具有某种和谐性的，否则，它会把诗歌引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