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锦清在《黄河边的中国》一文中深有感触的提出：“中国的官吏、知识分子与农民各有一大病症。官吏之病在于唯上而不唯下；知识分子之病在于唯书而不唯实；广大农民之病在于好分而不善合。此三种病，自古而然，堪称国病。”官吏是农村的管理者，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农民代言人，农民自身问题多多，从而使得中国三农问题盘根错节。我围绕这三个方面结合自己的一些观察谈些看法。

A

  权利集中于上，且主要集中于一人。这种政体的运作效率是最高的，因为一个人的决策几乎可以雷厉风行的执行到底。但是这种政体的有效运作必须满足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处于上位的人必须德才兼备，德足以勤政廉洁，才能够洞悉下情且知人善任；二是权责必须相称，既可调动其积极性，也可以有效限制其胡乱作为。

我曾经在河北隆化、围场、宽城和陕西的洛南、丹凤、吴起县进行过调查，今年也在早些时候去长三角的一些城镇农村走访。无论是在经济发达地方还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唯上而不唯下都导致了很严重的问题，由于经济欠发达地方家底子薄所以困难就更明显。很多领导为了升迁大搞“公路样板化”等形象工程，把短期效益看得重于一切，而且领导理论上还振振有辞：学会替百姓花钱。城市广场热房地产开发热城市点亮热过去了就过去了，热劲不再，倒是给城市留下了一个烂摊子。据我所知，陕西的很多乡镇包括县都在寅吃卯粮，县委书记也颇多无奈，喟叹曰形势使然。后来看到李昌平所在的乡镇也欠债千万之巨，看来全国皆然也。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数据包括财政年报农民收入报告等只能在往年基础上乘以百分之一百零几或者更多完事。“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实在不是妄说。现在全国的农业税全部减免掉了，但是历史的旧债如何解决依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还有，农村基层政权中的权责是极其不符合的。乡镇只是县的派出机构，村的职位就更为卑微。（这种状况在江南有些地方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但是在一些农业大省包括河南、陕西、黑龙江等省市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这也是农村政权效率不高的一个原因。而且由于条块分割和上级考核惯用的“一票否决制”，乡村的基本功能不能维系，在很长时间内成为了“刮宫流产”的代名词。乡镇的农机站、科技所都已经要么私人承包要么不复存在，所以会出现中央要扶助三农结果根本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把钱投到三农上去的尴尬局面，很多渠道都断了线。

一项对乡村干部读书的调查发现，80％的基层干部几年中没有读书。这样的现状对于中国现代化伟业不啻一个响亮的耳光：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一个无法与时俱进不断更新知识结构的治理群体（可能不大准确，主要是政府行为）如何引领或者示范广大农民步入现代化。这种对上不对下的结构必然导致机构冗杂人员众多，而这和现代治理是背道而驰的。因为随着现代交通通讯手段的逐渐发达完善，裁撤一级政权是很有必要也是可能的，但是怎么裁人确实是当前工作的一个难题。

B

农民阶级自身认识的局限性以及政治体制格局的规划设计，知识分子无形中充当了农民利益的代言人。中国农民有尊重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即便在流氓无产阶级把大量的知识分子推进火堆的时候，农村容纳了他们，给予了他们足够的温暖。这也是现在很多知青感念农村的原因。（农村中也有恶霸村棍，但是毕竟为数甚少，这里保存着优秀的传统资源，也有着朴素的人生认知）但是很多知识分子热情有余行动不足，要么躲进书斋里，要么到国外搬些知识石块。然后胸中一副百万雄兵的样子，实在是无知的很。

比如有的专家学者提出农村土地私有化，这样的理论居然在经济学界很受欢迎。这也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对提高农业生产率实现农业现代化有巨大意义。但是大家要看到，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非常糟糕，如果再没有了土地，这些剩余人口去做什么。现在农业税免收了，土地实际上是广大农民可怜的一点社会保障。从表面上来看确实没有效率，但是却保证了我们改革开放的稳定。

还有的专家学者认为中国人尤其是农村人根本没有资质自我管理，他们的论证就是农民不把选举当回事。可是实际上，我们真正的给过农民自主权么。我在村里参加选举的时候，明明大家选举的是汪某但是最终结果却变成了赵某。很多情况下，老百姓已经不信这个东西了。其实不要说农民，就是很多高校的选举也不过就是在书记院长的名字前面划各勾而已。从来没有给过农民民主的示范和培训却又指责农民自身，这样的专家不是也司空见惯么？当然还不包括那些御用的文人。

陈思和教授在《犬耕集》中指出知识分子必须找到自己的岗位，我认为可以作多多接触实际参与过程的解读。教条的教授迂腐的先生害国往往更深。

C

农民素质问题一直是大家反复言说的话题，在一些专家眼里真有一种“怒其不争哀其不静”的感觉。但是这又怨谁呢？从1949年建国，我们在农民教育培训上的投入到底有多少？我们培养了大量的商业金融文化人才，但是有多少人在农村一线为三农服务。我一直强调：农民不能现代化，中国农村肯定不能现代化！确实，农民本身是自私的，在我的老家有一条水渠500米，可浇灌田地200多亩。但是农民将水渠分割并破坏殆尽，使得旱涝保收的优质田不再，每家每亩地年均少收入200多元。但是我们应该拍着胸脯想想：我们到底给农民兄弟提供过什么？当你们批评指责农民兄弟时候，你们应该想一想这个社会曾经给予农民阶层与其他阶层一样的起点么？

在革命之前，农民是革命的把兄弟；革命之后，农村成为了“春风不度玉门关”的夷荒之地。英国的格尔斯曾经指出：“无论一个国家引进多么现代的经济制度和管理方法，也无论这个国家如何仿效最现代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如果执行这些制度并实证的人没有心理、思想和行为方式上实现由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那么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徒有虚名。”我们在这一点上为农民做的何其之少！

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内采取“城市领导农村”战略，现在看看农村还留下了什么？不仅精英大量流失，很多强壮的劳动力也成为了城市的雇工。这种城市化的发展取向是有很大问题的，如果我们有了100个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其余地方都是贫民窟，那么我们还有没有必要搞这种城市化？那么我们的改革肯定出了问题。

说到农村还有一点，当初土地直接承包到户固然容易但是却是政府没有进到责任，一包了之。后来取得了一些成就，有关媒体又大吹大擂。其实实际上，农业上短暂的辉煌不过是以前积攒的潜在生产力爆发而已，如果说还有功劳最大的应该是科技的进步。我们在三农上的管理经营几乎成为了真空。如果我们像经营国企那样支持三农，现在的三农应该是健康的而不是病病泱泱的了。

所以，三农问题核心所在还是在政府职能层面。政府的不作为成为制约农村走向现代道路的最大桎梏。农民素质提高需要补课，农村快速发展需要政府进行相应的买单，但是政府会踏踏实实这样做下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