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克上关于家宝一件棉衣穿了十年，关于家宝年薪只有4万港币的文章照例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我惟有轻轻的叹息，一件棉衣穿了十年能够说明什么呢？个人的节省是一个习惯问题，最多可以牵强附会到人品不错，至于别的恐怕根本谈不上。

这并不是我对总理有什么偏见，我觉得这没有意思。我更关注的是：在这样一个权力无孔不入的政治体制格局下，为什么我们所享受的公共服务如此匮乏？家宝的棉衣确实会让人感动，但是我们把权力都委托给了政府的时候，那些西北辍学孩子的哭声，那些西南看不起医生只能等死的病人家属的悲苦，那些东北小姐辗转全国为了一口饭，……他们是不是更应该感动我们或者说感染我们。

其实不止是这两篇博克文章，还有——

当郎咸平和张维迎争论的时候，当中国的所谓左派和右派争论的时候，当专家就大政府和小政府争论的时候，当丁学良指责中国经济学家的时候，……我深深感到了他们的愚蠢，他们实在是蠢不可及。——从局部来说他们都没有错，甚至在某一点上还相当深刻；但是从中国当下的实际出发，从全面完整的中国实际出发，他们就错的离谱。还是秦晖老师讲的好：在非宪政体制下，政府政策紧时首先束缚的是老百姓，政策放开时首先放纵的是权势者。一收就把百姓的财产收进了官府，一放就把官府的东西弄进了权势者的私囊。这个论断换一种表述就是——像千年传统专制王国一样，我们不受约束的政府在追求权力的时候总是高歌且猛进，但是在承担责任的时候却往往徘徊复徘徊。这就造成了我们中国的当下问题横生。

中国的当下是什么？一言以蔽之，是不受约束的权力已经腐化，不受约束的公仆已经成为了权贵。

看看我们的教育产业化吧：

大量公立学校却被鼓励以“名校办民校”、“二级学院”等方式大量收费，堂而皇之地将公立名校的无形资产（品牌效应）变成掏老百姓腰包的“提款机”，将公共无形资源变成部门和教育实体的私人实利。十几年来的教育改革总是雷声大雨点小，实际上始终没有打破“部门垄断”的局面。一方面，近年来中小学教育已经成为老百姓眼中名列前茅的暴利行业，中小学教育乱收费高达2000亿元以上，而乱收费的主体，恰恰是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可参见：http://gaozhanqiang5258.bokee.com/4125380.html）

看看我们的医疗产业化吧：

据2000年7月27日《经济参考报》载：从1993年到1998年5年间，我国居民发病率上升了7.30%，但就诊比率却下降18.80%，因为相当多的城市居民有病不看；根据同一份资料调查显示，在城市中有32.14%的患者因经济原因不敢去医院，63.13%的应该住院治疗的患者不敢住院，这些数字均比前几年有较大提高。按理说这些年经济发展了，居民的健康状况应该有所改善才对，为什么会出现发病率上升而就诊率、住院率下降的局面呢？这组数据表明了一个不争的残酷现实：越来越多的老百姓看不起病，生了病也是在无奈中等死。（《反击医疗产业化——医院黑幕》  作者：雅科夫·伊万诺维奇·布尔什维科夫）

试问当今的教育部，试问当今的卫生部，你们操持提供公共产品的名义究竟做了什么？这不是权贵阶层是什么？你们在这场全民医疗改革、全民教育改革中履行了哪些责任？作为一个公民我没有看到，我相信大家也没有看到。试问当今的教育部，试问当今的卫生部，为什么从1994年以后，我们的公共医疗和义务教育尤其是农村的医疗和教育全面下滑，为什么你们在快速摆脱责任，但是丝毫没有放弃权力？为什么你们利用权力快速的整合资源组成了利益联盟？这样结果就是：伤害社会保障的同时，也伤害了市场的充分竞争。

这是负责任的政府应该做的么？还有，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取得了大量的财政税收，但是对于公共产品服务，比如农村教育医疗养老保险，根本看不到中央政府的影子。这么一个强势政府，偏偏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这样的政府我们要它何用？

我们同意政府拥有庞大的权力，但是前提是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要与之相对应；我们也同意政府减轻自己的责任，不用完善社会福利养老医疗等，但是前提是政府必须放弃自己的权力，给民间以真正的自由和空间。

所以我说，家宝十年穿一件棉衣也好，鎔基总是名牌加身也好，这都不是核心问题，问题的关键是要实现政府权力和责任的对等，关键是要实现真正的宪政，关键是政府要对百姓负责。我希望我们大家多关注点这些问题。至于他们穿什么衣服倒是次而又次的问题了，恐怕我们这样谈论，只能加速家宝这件穿了十年衣服的毁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