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中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约为美国的100倍，南非的30倍，印度的10倍。开采同样数量的煤炭，中国付出了更惨重的代价。所幸的是，包括治理矿难在内的安全生产问题已经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

     矿难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总结起来，治理矿难的难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煤炭供求关系及地方财政窘境决定了政府要保护煤炭产能。有人说矿难治理很容易，只要把不合格的煤矿统统关掉就可以了。事实上，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煤炭供求关系及地方财政窘境决定了政府不可能大批地关闭煤矿。政府如果大幅度关闭煤矿，供求关系将更趋紧张，由此造成的后果也将十分严重。目前，煤炭供求关系紧张和煤炭安全生产之间已经形成恶性循环。要制止不合规的煤炭开采就得使煤炭的价格降下来，要降低煤炭价格就得扩大煤炭的产量，这会导致煤炭事故的加剧；要减少煤炭事故，就得关闭不安全的煤矿或禁止煤炭超过设计生产能力的生产，而这又导致煤炭价格飞涨，加剧煤炭开采的疯狂和煤炭事故的增加。追根溯源，这种被动局面的形成与煤炭管理体制的积弊有密切的关系。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对本国能源消耗和生产的长远预计和计划比较准确、周详。在此基础上，他们会预先调节产能，或做好储备工作。这样，矿产资源的供需矛盾不致于骤然激化。与此相比，我们必须承认，宏观部门在维持资源供需平衡方面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而且，宏观部门的短视引领资源管理体制改革步入歧途。几年前，煤炭价格在一时间下降，中国政府便立即卸包袱，将大量的煤矿扔给地方或承包给私人，大量减少甚至完全停止了对煤矿安全生产设备的投资，放任私人开采煤矿。有关部门在资源管理方面的所作所为明显违背了经济学常识及国际上的通行做法，需要深入反思。对这一问题，作者另有专门的文章进行讨论，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政府在煤炭管理方面的短视及缺乏常识为日后的管理及整顿设置了障碍。

     地方政府财政窘境也使有关部门难以大刀阔斧地整顿。山西负责安全监管的某业内人士说：如果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我国90%以上的小煤矿必须关掉。而事情的另一面是，正是这些不合格的小煤矿提供了某些县的70%甚至更多的财政收入，个别地方出现有的煤矿一年内被反复关闭10余次的事实就与此有关。

     其次，监管权利市场化是矿难频发的根本原因，而清除官煤交易关系困难重重。黑龙江省七台河精煤集团公司新富煤矿三区发生的特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18人死亡。随着对事故调查的逐步深入，一个惊人的内幕暴露出来：“3·14”事故矿井的矿主彭国财是国家公务员，担任七台河市桃山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勒令官员从煤矿撤股也从侧面反映了官煤关系的盘根错节，反映了矿难治理的层层阻力。

     官煤关系的形成既有矿主主动寻求赎买监管权的情形，也有监管者主动寻求出卖监管权的情形。不管是哪种情形都是社稷公器-监管权的市场化。在这个交易过程中矿主付出的成本是现金、股权等，收益是安全设备的节省及一定程度的庇护。监管者失去了监管权的独立性而得到了数额不菲的经济收益。如果矿难发生，矿主和监管者的成本收益会因为政府的强力问责而有所改变。但对于中国大地上数额庞大的矿井中的某一个个体而言，矿难发生的概率是比较小的，虽然公众已经感受到了不能承受之重。所以，矿主与监管者之间的交易依旧在进行，矿工依旧要每天面对飘浮着不确定性的矿井。

     第三，矿工权利缺乏保障是矿难频发的重要原因，而要提供这种保障尚需时日。陈家山“11·28”矿难发生之前，矿井下面发生了大火，救火队在井下工作一周之后，火势才得以控制，但仍未解除险情。但煤矿方面却强迫矿工下井作业，并对矿工发出不下井要受处罚甚至开除的威胁。于是293多名矿工下井了，事故也就发生了。一项调查显示，煤矿工人承受的压力是各行业中最高的。即使如此，煤矿工人的社会地位却难以置信得低。人民警察如果因公殉职，会被追认为烈士；非典时期被感染的大夫会得到特别的荣誉。与他们相比罹难矿工的待遇就要逊色很多，基本上是草草赔偿了事。东北财经大学王玉霞教授说的好，天使各有颜色，医务工作者、工人、农民虽然颜色不同，但他们都是使世界更美好的天使。如果厚此薄彼的情形持续下去，矿井下的天使将看不到希望。

     起沉疴还需猛药。对症下药，辩正施治，矿难顽疾一定可以根治。针对上述难点，矿难治理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资源管理体制改革，规范矿产资源开采权市场，由国家合理调控重要资源的供求关系。保证安监机构独立性，让赎买和寻租者得不偿失。保障矿工权益，使矿工组织起来行使部分监管权。事实上，要真正做到上述几条还需要付出许多艰辛的努力。盼望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的广大公众仍然象那位盼望丈夫回归的妻子一样正在焦灼地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