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错的离谱
作者：邹啸鸣
《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是薛涌先生的新书的书名，也是他为推销自己的新书进行吆喝的文章标题。这个标题比较的煽情，在一个比较习惯感性思维的国度，如此煽情的标题也许将给书的销量提供支持。但这显然不象一个严肃的学者的治学态度，更象政治家获得选票的方式。
从标题开始就错的离谱，因为违背了经济学的最基本的道理。实际上每个开放的国家都在努力提高自己“为世界打工”的比例，都在参与“世界分工”。而且事实上中国吸引外资的数量从来就没有超越过美国，所以，薛涌先生所要强烈批评的自由主义大本营在美国，如果他对自己的理论有信心，他应该将新书放到美国去检验一下销量。
在小农自然经济框架下，每个人都追求“万事不求人”为原则，人们错误地以为这样做是最（合算）的，男耕女织是最常见的生产形态。其所能获得的满足也就是马斯洛所总结的，生理的和生存的最低层次上的需求。即使如此，小农经济下的生产者即使为了提高自身的满意度，参与社会分工仍然是最经济的选择，以铁制农具为例，铁匠的工作效率远远高于任何一个农民自己生产铁具的效率，因此铁匠的铁具比农民自己生产要便宜的多。其实铁匠的工作也仅仅是从选矿、采矿、运输、生产、销售等等社会分工中的一个环节。这些环节的分工越细致精确，效率就越高，价格就容易通过竞争而降低。而生产铁具的所有的环节由每个农民自己来进行的话，成本将高到使他宁愿使用石头做农具。
公元1776年亚当•斯密的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问世。他在开篇中所叙述的正是以下这段文字：“劳动生产力的最大提高以及生产中技能、熟巧和判断力的进一步完善看来都是分工的结果”。大卫•李嘉图则于1817年的著作《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一书中概括了“比较优势原理”，该原理区分了绝对优势和相对优势。这些自由主义的基本原理都是鼓励和赞美分工和贸易（特别是国际贸易），最近200年的人类社会的飞速发展，导致一般平民的生活福利都超越了历代的国王。这些成果正是对该原理的奖励。国际贸易是社会分工在国家间的延伸。薛涌先生反对中国工人“为世界打工”，在本质上是反对社会分工在国家间的延伸，因此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离奇的是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薛涌先生却跑到美国去当博士候选人。也许在饯行着老祖宗的遗训：师夷长技以制夷？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出走。当人们面临两种选择的时候，一定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那种。每年春节过后，农民工都自愿地涌进薛涌先生所认定的而不是农民工所认定的“工资太低”的工厂，惟恐落后。这从机会成本的角度很容易得到解释：在这里打工所放弃的机会成本，是在农村务农。只要在这些打工的（收入-成本）大于在农村务农的（收入-成本），农民就会涌进这些血汗工厂。所以，薛涌先生如果真的象自己所宣称的那样正义，应该刨根问底地追究：为什么农民在农村务农比在工厂更糟糕。那样才能理解农民工涌进这些“血汗工厂”是他们的次优选择。当然，农民的最优选择是向薛涌先生学习，涌进美国的公司去“给世界打工”。
从内容上看，薛先生的文章讲的中心思想是：中国农民工不能象目前这样“便宜地”给世界打工。所以，他的文章属于挂羊头卖狗肉。因为他并没有真正反对国际分工，因为他没有反对福特汽车公司的工人“给世界打工”。更清楚地说，要所要讨论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工资太低”的问题。他希望中国的农民工不要象现在这样在“血汗工厂”里工作完了还拿不到工资，而要能够象福特汽车公司的被解雇工人一样，能够拿到很高的工资，能够在失业的时候获得到大学进修，提升素质的待遇和权利。
煽动的诀窍偏偏就在于此，观点必须够震撼，论据必须够彪悍——那么从论据到论点到底是什么逻辑，基本上就没多少人注意了。
这是多么美好的期待，但这个美好的期待建立的基础却是生产效率的提高，是进一步提升中国工人参与国际分工的机会，那样才有机会分享效率提高带来的好处。从劳动力需求的角度讲，就是要吸引更多的（中外）老板们在中国投资，增加他们之间的竞争力度，而不是他薛涌所提倡的减少这些工厂的数量。从劳动力的供给角度看，有兴趣去竞争一个“月薪很低，工作强度很大”工作机会的人，本身就是一个付出了同样强度的劳动，却还得不到这个工资的穷人。
人们往往认为是老板的心太黑导致了工资太低，那显然是在用道德眼光看经济问题。如果薛涌先生不同意我的看法，建议他自己到中国来当老板，然后根据自己的“良心”的程度来提升工人的工资。那样的话，比任何一篇表白自己的良心的文章都能更有效地帮助那些急于脱贫的农民工。当然，我并不是真心建议他这样做，因为靠良心来办工厂属于“福利工厂”，这样的事例从“空想社会主义者”在美国开始的实验到现在，从来就没有过成功的案例。相反，每个争取利润的老板都在相互竞争，却导致他们对社会需求的满足程度在提高。也导致他们给员工支付和能力相关的报酬。只要员工拥有自由选择老板的权利，那么，对黑心老板的最有效的抵制是“用脚投票”。而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仅从表面看是一个劳动契约没有得到法律有效保护的问题，深层次看则是官商勾结损害工人权益的问题。道德指责老板黑心属于拿错了扳子，打错了屁股，除了会挑动对老板们的仇视以外，与事无补。
批评老板们提供的工资太低，是为“最低工资法”提供理论依据。但真正秉持有自由主义经济学理念的学者，都是明确反对最低工资法的，无论中外。因为最低工资法属于典型的行政干预价格，它导致的结果与它期望保护的弱势群体利益的期待正相反。这个逻辑有点复杂，没有经过经济学训练的人不容易理解是很正常的，无论他是不是历史学的博士候选人。虽然在美国也通过了“最低工资法”，那是政治家鼓噪的结果。更重要的地方在于：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够有效保护“全民”的最低生活水平。而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却没有覆盖到农民身上，因此农民会蜂拥进所谓的“血汗工厂”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我们虽然反对行政干预价格的“最低工资法”，但是我们支持工人通过自己的工会组织保障自己的权益。显然，我们的这种道义上的支持根本无效。有一只看的见的手有效地遏制了自由组织工会的努力。薛涌的火力没有对准这只看的见的手。这和他宣称的“海外的新自由主义”立场有些错位。
社会福利和税收负担会有效改变人们的（收入-成本）预期，并引导劳动力的流动方向。城市居民拥有最低社保的庇护，因此涌入“血汗工厂”的大多是没有资格享受社保的农民。农业税的减免又是造成去年开始的“民工荒”的原因之一。
当然，影响这种预期和人流方向的，还有不同经济组织的效率差异和国家间的制度差异带来的吸引力。工业企业这种经济组织的效率高于农村小农经济组织，其所能提供的工资待遇也就高于农村。人流于是从农村流向城市，并在企业的门口派起了长队。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更少歧视性，因此大使馆门口也就排起了长龙。
当然，我们有两种选择来减少这条长龙：一种是指责美国政府有意设置障碍以阻止中国农民参与美国的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并迫使美国政府放松进入管制。另一种是督促中国政府在缩小与美国政府的“社保制度”方面的差异上加快步伐。但我猜测，前一种选择基本无效，即使美国政府愿意放松管制，美国大使馆门口的长龙只会更长。后一种选择才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福利制度改善的理性选择。毕竟，中国农民工收入水平太低的问题并不是美国政府工作不力造成的。
薛涌先生还有一个观点具有诱惑力：提升家庭竞争力来提升国家竞争力。这个观点看起来似乎是对的，但是他的论述却是错的。因为这是两个层次的问题。家庭的竞争力当然来自知识，特别是我们已经逐渐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提升每个家庭成员的受教育水平是提升家庭竞争力的必由之路。但是，受教育不等于上大学。一个农民工，即使免除他的一切大学费用，他也读不进去，因为他不具有接受大学知识的知识结构。其次，企业支付给辞退人员的福利来自原先的利润，来自原先的企业的效率。如果中国的企业的效率没有美国的企业的效率高，那么，无论如何也支付不起薛涌所提倡的“四年大学学费”。
国家的竞争力则来自良善的制度，未必来自家庭的竞争力。可以想象，中国的那些接受了良好教育，从而具有竞争力的家庭如果都跑美国去了，中国的国力如何提升？如果中国的制度比美国的更加具有吸引力，那么，在美国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家庭才会跑到中国来。
作者：邹啸鸣
《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是薛涌先生的新书的书名，也是他为推销自己的新书进行吆喝的文章标题。这个标题比较的煽情，在一个比较习惯感性思维的国度，如此煽情的标题也许将给书的销量提供支持。但这显然不象一个严肃的学者的治学态度，更象政治家获得选票的方式。
从标题开始就错的离谱，因为违背了经济学的最基本的道理。实际上每个开放的国家都在努力提高自己“为世界打工”的比例，都在参与“世界分工”。而且事实上中国吸引外资的数量从来就没有超越过美国，所以，薛涌先生所要强烈批评的自由主义大本营在美国，如果他对自己的理论有信心，他应该将新书放到美国去检验一下销量。
在小农自然经济框架下，每个人都追求“万事不求人”为原则，人们错误地以为这样做是最（合算）的，男耕女织是最常见的生产形态。其所能获得的满足也就是马斯洛所总结的，生理的和生存的最低层次上的需求。即使如此，小农经济下的生产者即使为了提高自身的满意度，参与社会分工仍然是最经济的选择，以铁制农具为例，铁匠的工作效率远远高于任何一个农民自己生产铁具的效率，因此铁匠的铁具比农民自己生产要便宜的多。其实铁匠的工作也仅仅是从选矿、采矿、运输、生产、销售等等社会分工中的一个环节。这些环节的分工越细致精确，效率就越高，价格就容易通过竞争而降低。而生产铁具的所有的环节由每个农民自己来进行的话，成本将高到使他宁愿使用石头做农具。
公元1776年亚当•斯密的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问世。他在开篇中所叙述的正是以下这段文字：“劳动生产力的最大提高以及生产中技能、熟巧和判断力的进一步完善看来都是分工的结果”。大卫•李嘉图则于1817年的著作《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一书中概括了“比较优势原理”，该原理区分了绝对优势和相对优势。这些自由主义的基本原理都是鼓励和赞美分工和贸易（特别是国际贸易），最近200年的人类社会的飞速发展，导致一般平民的生活福利都超越了历代的国王。这些成果正是对该原理的奖励。国际贸易是社会分工在国家间的延伸。薛涌先生反对中国工人“为世界打工”，在本质上是反对社会分工在国家间的延伸，因此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离奇的是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薛涌先生却跑到美国去当博士候选人。也许在饯行着老祖宗的遗训：师夷长技以制夷？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出走。当人们面临两种选择的时候，一定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那种。每年春节过后，农民工都自愿地涌进薛涌先生所认定的而不是农民工所认定的“工资太低”的工厂，惟恐落后。这从机会成本的角度很容易得到解释：在这里打工所放弃的机会成本，是在农村务农。只要在这些打工的（收入-成本）大于在农村务农的（收入-成本），农民就会涌进这些血汗工厂。所以，薛涌先生如果真的象自己所宣称的那样正义，应该刨根问底地追究：为什么农民在农村务农比在工厂更糟糕。那样才能理解农民工涌进这些“血汗工厂”是他们的次优选择。当然，农民的最优选择是向薛涌先生学习，涌进美国的公司去“给世界打工”。
从内容上看，薛先生的文章讲的中心思想是：中国农民工不能象目前这样“便宜地”给世界打工。所以，他的文章属于挂羊头卖狗肉。因为他并没有真正反对国际分工，因为他没有反对福特汽车公司的工人“给世界打工”。更清楚地说，要所要讨论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工资太低”的问题。他希望中国的农民工不要象现在这样在“血汗工厂”里工作完了还拿不到工资，而要能够象福特汽车公司的被解雇工人一样，能够拿到很高的工资，能够在失业的时候获得到大学进修，提升素质的待遇和权利。
煽动的诀窍偏偏就在于此，观点必须够震撼，论据必须够彪悍——那么从论据到论点到底是什么逻辑，基本上就没多少人注意了。
这是多么美好的期待，但这个美好的期待建立的基础却是生产效率的提高，是进一步提升中国工人参与国际分工的机会，那样才有机会分享效率提高带来的好处。从劳动力需求的角度讲，就是要吸引更多的（中外）老板们在中国投资，增加他们之间的竞争力度，而不是他薛涌所提倡的减少这些工厂的数量。从劳动力的供给角度看，有兴趣去竞争一个“月薪很低，工作强度很大”工作机会的人，本身就是一个付出了同样强度的劳动，却还得不到这个工资的穷人。
人们往往认为是老板的心太黑导致了工资太低，那显然是在用道德眼光看经济问题。如果薛涌先生不同意我的看法，建议他自己到中国来当老板，然后根据自己的“良心”的程度来提升工人的工资。那样的话，比任何一篇表白自己的良心的文章都能更有效地帮助那些急于脱贫的农民工。当然，我并不是真心建议他这样做，因为靠良心来办工厂属于“福利工厂”，这样的事例从“空想社会主义者”在美国开始的实验到现在，从来就没有过成功的案例。相反，每个争取利润的老板都在相互竞争，却导致他们对社会需求的满足程度在提高。也导致他们给员工支付和能力相关的报酬。只要员工拥有自由选择老板的权利，那么，对黑心老板的最有效的抵制是“用脚投票”。而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仅从表面看是一个劳动契约没有得到法律有效保护的问题，深层次看则是官商勾结损害工人权益的问题。道德指责老板黑心属于拿错了扳子，打错了屁股，除了会挑动对老板们的仇视以外，与事无补。
批评老板们提供的工资太低，是为“最低工资法”提供理论依据。但真正秉持有自由主义经济学理念的学者，都是明确反对最低工资法的，无论中外。因为最低工资法属于典型的行政干预价格，它导致的结果与它期望保护的弱势群体利益的期待正相反。这个逻辑有点复杂，没有经过经济学训练的人不容易理解是很正常的，无论他是不是历史学的博士候选人。虽然在美国也通过了“最低工资法”，那是政治家鼓噪的结果。更重要的地方在于：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够有效保护“全民”的最低生活水平。而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却没有覆盖到农民身上，因此农民会蜂拥进所谓的“血汗工厂”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我们虽然反对行政干预价格的“最低工资法”，但是我们支持工人通过自己的工会组织保障自己的权益。显然，我们的这种道义上的支持根本无效。有一只看的见的手有效地遏制了自由组织工会的努力。薛涌的火力没有对准这只看的见的手。这和他宣称的“海外的新自由主义”立场有些错位。
社会福利和税收负担会有效改变人们的（收入-成本）预期，并引导劳动力的流动方向。城市居民拥有最低社保的庇护，因此涌入“血汗工厂”的大多是没有资格享受社保的农民。农业税的减免又是造成去年开始的“民工荒”的原因之一。
当然，影响这种预期和人流方向的，还有不同经济组织的效率差异和国家间的制度差异带来的吸引力。工业企业这种经济组织的效率高于农村小农经济组织，其所能提供的工资待遇也就高于农村。人流于是从农村流向城市，并在企业的门口派起了长队。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更少歧视性，因此大使馆门口也就排起了长龙。
当然，我们有两种选择来减少这条长龙：一种是指责美国政府有意设置障碍以阻止中国农民参与美国的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并迫使美国政府放松进入管制。另一种是督促中国政府在缩小与美国政府的“社保制度”方面的差异上加快步伐。但我猜测，前一种选择基本无效，即使美国政府愿意放松管制，美国大使馆门口的长龙只会更长。后一种选择才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福利制度改善的理性选择。毕竟，中国农民工收入水平太低的问题并不是美国政府工作不力造成的。
薛涌先生还有一个观点具有诱惑力：提升家庭竞争力来提升国家竞争力。这个观点看起来似乎是对的，但是他的论述却是错的。因为这是两个层次的问题。家庭的竞争力当然来自知识，特别是我们已经逐渐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提升每个家庭成员的受教育水平是提升家庭竞争力的必由之路。但是，受教育不等于上大学。一个农民工，即使免除他的一切大学费用，他也读不进去，因为他不具有接受大学知识的知识结构。其次，企业支付给辞退人员的福利来自原先的利润，来自原先的企业的效率。如果中国的企业的效率没有美国的企业的效率高，那么，无论如何也支付不起薛涌所提倡的“四年大学学费”。
国家的竞争力则来自良善的制度，未必来自家庭的竞争力。可以想象，中国的那些接受了良好教育，从而具有竞争力的家庭如果都跑美国去了，中国的国力如何提升？如果中国的制度比美国的更加具有吸引力，那么，在美国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家庭才会跑到中国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