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现在津津乐道的不是新闻事件本身，不是采访调查本身，也就是说不是真正的新闻本身，而是热衷于一些炫技性的东西。虽然这些在犬儒时代无可厚非，但是终究给人一种不务正业的嫌疑。我曾经很多次地听一些新闻界的朋友炫耀性的表白：“我那篇文章有惊无险地发了“，“采用了化名的方式，文章居然没有受到主编的指责。”“我又绕过了一个雷区”等等。

听到这些话我感到了无奈和悲哀，上次正刚兄在博克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记者：你的名字叫可怜》的文章，我心有戚戚焉。曾专门撰文探讨中国记者的生存空间问题：在一个言论不自由的国家，在一个新闻被高度管制的体制下，中国记者的喉咙里注定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们的很多记者都非常欣赏甚至崇拜李普曼——一个新闻自由时代的象征。但是这只是一个理想，中国的李普曼时代还远远没有到来，现在很多的西方记者看待我们的新闻作品就像我们看朝鲜、越南新闻工作者的文字堆积一样。这种差距是全面性的，是让我们羞愧不安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

我们都知道，西方新闻记者怀揣正义和良知，追求事件的真实和完整表达，把事件真相带给观众；他们的价值判断和话语表达，不会受到来自政府、社会团体以及强势个人的干预和压制。而中国的记者则大为不同，他们首先思考的不是事件本身，因为事件本身似乎毫无意义；他们首先思考的也不是社会正义和良知，因为这两个词似乎象征着可笑和荒诞。

中国记者第一位要思考的是：新闻管制部门对此事的看法；编辑尤其是主编对稿件的要求；文字见报后可能给自己带来的物质和精神上的伤害，他们要考虑中宣部的大小红头文件，要关注大小领导哪怕新闻管制部门一个科长的指示。在这个到处布满雷区的言论表达空间中，他们必须依靠敏锐的嗅觉、多年的历炼甚至依靠坊间流传的小道消息对自己的写作进行修正，这些修正有些时候甚至是混淆黑白的，他们津津乐道的是别人如何闯进了雷区而自己打了一个有惊无险的擦边球。

    三个月前，我曾经发了一篇文章《南方周末：一个激情时代的结束》，我知道《南方周末》已经全面堕落，但是我不忍心说，因为我知道这一切都与生存环境有关，就像中国记者生存环境的恶劣。《南方周末》之所以“一纸风行二十年”，是因为生存环境的相对“优越”：包括谢飞，任仲夷等地方诸侯给《南方周末》提供了很多支持和庇护，借以避开中央强大新闻管制系统的刀剑锋芒。俟《南方周末》长成，其影响遍及大江南北乃至大洋东西，新闻管制当局已不能安然将刀架于《南方周末》脖颈之上，十数年来当局一直有将其收服的觊觎，二者暗暗较劲。而近来的人员大换血可谓釜底抽薪，那个满怀激情的《南方周末》已然不在。呜乎哀哉，无可奈何也！

今天在清华大学听《凤凰周刊》的师永刚、黄章晋二位先生畅谈《凤凰周刊》发展方向，我内心里对该刊有一种亲切地认同：剔除体制的毒素，我深信该杂志一定能够健康成长。不过我也有点担心，为了争取大陆市场的庞大销售份额，《凤凰周刊》可能也会遵循新闻管制的游戏规则，那么这本杂志将不但不好玩，而且变得面目可憎起来。

因为新闻管制，我们的记者丧失了积极性和主动性，他们变得麻木不仁，他们变得无动于衷，他们不再具有无冕之王的热忱、勇气和良知。面对勇者无畏的闾丘露薇，理应羞愧的应该不止水均益一人；即使面对上个世纪《大功报》的诸多记者比如王芸生，我们的记者不是也该感到汗颜吗？！我们的记者玩弄技巧已然游离于新闻本质之外，而这些技巧和新闻本身无关，只是寻求和体制的妥协、退让甚至歌谀，这让我怀疑他们已经成为一种和新闻不沾边的物种。所以面对诸多的文字垃圾，我叹口气，闭上眼睛，宁愿听风从耳边轻轻拂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