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河南郑州，一男子持刀致人一死一伤后自残，被送到医院后危在旦夕，在嫌犯家属、送他去医院的民警、医院、民政部门在医药费上无奈之时，河南商报记者白润岱为其送去2000元医疗费，却引发争议，有人说记者越位，有人说此乃义举。（河南商报8月2日）

  不说别的，假如我们忽略该男子的“命该死”（人们往往对于行凶者如此痛恨）身份，假如我们不去格外注意白润岱身上的“记者”标签a，我们只是看到了一个垂危之人和一个伸出援助之手的好心人，还会有争议吗？难道一个公民对一个公民的无私救助非要给他加上一个“作秀”的标签才能凸现其最本质的素质？一个社会对“善意”都充满了敌意、怀疑，还能期待这个社会什么呢？公民之间“道路以目”难道才是社会个体最想要的，最愿意看到的？难道我们每一个人永远都不会成为急需救助的“下一个”？永远都不需要别人的援助之手？

  在战场上对俘虏尚能“优待”，一个危在旦夕的嫌犯就没有资格被“优待”？以无比宽容的“优待”唤醒嫌犯（当然也包括想要走向社会反面的人）的良知使其能回归到社会的正常轨道上，才是理想的社会。而有宽容信念的个体组成的社会，充分尊重生命（即人的基本生命权第一位），又与理想社会能差多远呢？当然，也是有前提的。公民对公民的援助之手，不是处于危难之中公民的唯一一棵救命稻草。社会完善的救助体系才应是其救命之草。前者只是组成社会正义的基石，而后者是维护社会正义底线的最强有力的支柱。

  但是，从白记者的“善行”中，却没能看到维护社会正义的那根柱子，体制尚不能对生命有效尊重的情况之下，个人的善义之举得到冷嘲热讽也在意料之中。试想，如果一个体制都对人的基本生命权无视的话，这个体制有资格要求个体尊重其他生命吗？问题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人的基本生命权要被放到什么位置呢？

  我想说的是，尊重人的生命权，不只是个体的事，体制更应责无旁贷。二者失其一，我们只能看到一个跛脚前进（能不能前进其实也很难确定）的社会。缺失前者看到更多的是冷漠，后者缺失则严重改变个体生命的生态体验，苦涩、无力。我想，“命该死”的那个时候，民警、医院、民政部门坦然自若地称无法解决医疗费时，他的体验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