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险”论的基础是经济起飞国家汇率大幅升值是一种必然规律，而一次性升值具有巨大的破坏性，所以主张先升值和慢升值，以避免落入“日元升值的不好路径”。对这种观点我有三个疑问：一是在政策选择中是不是你可以只选择好的，而能把所有负面的东西完全避开。我认为不行，因为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要固定汇率的好，却不要“去固定”的剧烈波动或巨大风险，这是不可能，最好的选择是到时采取更好的办法减少负面影响。二是“慢升值”真的能行得通吗，而且不会造成更大的问题吗。我的观察是“慢升值”特别是有规律的（计划好的）慢升值实际是培育了一种固定的预期，甚至是不断强化的预期，结果将会更糟糕，这使国内资本和海外资本投机被强化，我认为，近几年顺差的扩大与人民币升值预期强化有很大的关系，而这种预期主要源于我们对升值的“暧昧”态度。如果我们真的采取那样的政策，让人民币每年升值3-4%，结果将是全球流动性都向中国集中，流动性过剩只会越来越严重，这是避免一种风险引进更大的风险。我基本认为，人民币升值只能是一次性或集中性（集中于某一阶段），发生的时间将是比较长且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打个不好听的比喻，人生下来注定是要死的，这是规律，但不能因为预期到会死而天天为死做准备吧，一年死百分之几，最后死得安详些，相反，在人生的旅途中不想最后的死却想着好好的活、努力把现实做得更好，是一种最佳选择。当然人民币最后将大幅升值是个好事，至于它可能带来的风险也要坦然地去承受，但要尽可能地去化解。三是经济起飞国家币值必然大幅升值是有条件的，即升值是阶段性的，升值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因果关系，而且升值不一定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我一直认为一种主导性的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都与经济发展阶段有相当强的关联性。经济政策与产业发展都具有某种甚至是很强的序数性（即有先后顺差之分，如下围棋，先下什么后下什么，结果会完全不同）。汇率升值也一样，它作为一种金融政策工具，在金融发展上有一个顺序问题，在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对应，也有一个顺序问题，当金融和经济发展到什么阶段，它应该升值，相反，在这个阶段到来之前就盲目升值或真的应该时（内在性），却迟迟不肯升值，都会产生巨大的风险。至于升值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关系，升值是果，而发展阶段是因。对比日本、亚洲四小龙与东南亚“四小虎”的汇率剧烈变动期及后果，我们观察到这样的一个有趣现象：一个国家工业化及工业国际竞争力基本形成是升值的“临界点”，只要经济竞争力真正建立起来了，升值才是一种必然过程，相反,如果一个国家发展没有达到一个很高的阶段（中等发达或发达阶段），汇率大幅升值了最后也会大幅贬值。日元、韩元升值及台币等升值都发生在工业化完成之后，所以尽管大幅升值后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波动，但基本不伤元气；相反，汇率市场化及汇率大幅升值远在工业化完成之前，会面临很大的金融风险和冲击。升值的顺序不同，结果也明显不同。用贸易顺差的扩大来判定一国货币是否升值是不充分的,因为贸易顺差可能是竞争力大幅提高的结果,也可能是由于某种阶段性优势所引起,如中国的外贸顺差扩大主要是由于跨国公司将生产能力向中国转移(通过加工贸易方式)所致,并不是由于我国资本技术密集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已经形成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因此,这不过是一种外在的优势。另外，还有一个顺序问题，即金融发展的顺序问题，国内金融改革和发展在先，而作为国际金融工具的汇率改革和发展应在后，或者至少是利率市场化在先，汇率市场化在后，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汇率作为调控经济的工具更为繁杂，更为高级，也更难控制，这样说，并不是不要对汇率机制进行先期性探索性改革，但所迈的步子相对有限。目前来讲，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金融发展阶段两方面都不具备汇率大幅升值的条件，最根本的是人民币升值缺乏长期竞争力的基础，我们国家人均收入仍处于国际后列，尽管我国已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建立的国际竞争力，但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不很弱，在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化背景下要想形成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相当不易，汇率升值（无论是缓慢性的大幅升值还是快升值）将影响工业竞争力的形成，“显示”论不仅没有道理，而且是一种很奢侈的想法；相反，尽可能较长时间内保持汇率稳定将是一种最佳选择。

货币问题根源论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全面。毫无疑问，近几年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增长与外汇储备增长过快有相当大的关系。2003年新增外汇储备对全部运用资金的贡献率为28.4%，2004年2005年分别上升到48.5%和46.4%，不过，今年前5个月有所下降，为27.7%，这说明外汇储备增加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的作用在减弱，这也说明通过升值来减少货币流动性的必要性在降低。不过，近几年来外汇储备的增加与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关系不大，但与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不断趋强关系很大。我国每年新增的外汇储备主要有三部分构成：一是贸易顺差，二是外商直接投资（FBI）规模，三是海外游资及其他资金流入。2002年以前，外贸顺差与FBI合计占新增外汇储备的比重一般都超过100%，2003年以后发生了很大变化，降至40至70%，顺差占外汇储备增加的比重，2003至2004年平均的17.8%，2001-2002年平均则高达43.8%，不过2005年则再次上升到40%以上。这说明外贸顺差增加不是外汇储备增加的决定性因素，FBI更稳定，新增外汇储备中增长最快的是海外游资及其他资金流入。该项资金占外汇储备新增量的比重2003年为32.4%，2004年猛增到55.1%，去年下降到22.3%，今年上半年新增外汇储备1222亿美元，顺差和FDI占26.5%，正如一些专家指出的，外贸顺差中还有一部分海外游资用虚报出口的方式流入形成的，因而，这几年海外游资流入占外汇储备新增量的比重较高。而我们认为，是升值预期及国内房地产投机导致了海外游资的大量流入，因此，现在是到了应尽快减弱人民币逐步升值预期的时候了。所谓升值能根本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是夸大其词的，实际上反而会促进海外资本的投机趋向。

人民币升值问题已经到了需要作出选择的时候了。我们的思路是要坚定地避免升值，既不能搞慢升值，更不能搞急升值，升值不能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投资过热及结构失衡问题，更重要的是大幅升值的机会还没有到来，在工业化未基本完成特别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还未完成时采取逐步升值或快速升值的政策将增加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且阻碍产业竞争力的形成。但要缓解外部人民币升值压力，对外要传递这样两个坚定的信息：一是人民币在现阶段缺乏大幅升值的基础，升值不仅将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的伤害，而且还会影响世界经济的稳定性，保持较长时间人民币汇率稳定是中国长期稳定增长的前提之一。二是我们可考虑承诺增加汇率调整的灵活性，但必须保持在可控、有限的范围内，如规定5年内人民币汇率浮动的幅度不超过10%，而且不会只朝着一个方向浮动，可升可贬，应根据经济增长波动和国际形势而定。对内来讲，也要尽快减弱升值预期，而且可选的替代升值来解决投资过热及结构失衡的办法有很多，如逐步小幅升息、合理调整外贸外资政策、加快收入分配领域的改革、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及打破行政垄断、积极推进税收体制改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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