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不远千里，骑自行车从西安来到北京，他沿途宣传义务教育，他在北京通过乞讨的方式继续宣传义务教育。在我看来，他实在是中国演讲中的马丁·路德金，他是中国愤慨中的雷震，他是中国践行中的甘地，他是中国有良心的昆德拉。
中国义务教育从建党建新国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但是近六十年大家已经忘记了这个笑话，大家已经习以为常。我们通常都会盯住别国的枪击事件不放，盯住别国的性开放不放，我们从来不提我们的孩子光着屁股流着鼻涕读不起书最后做了文盲成了愚民对当过进行着愚忠。
翟全安是一个揭露真相的人，而且只是部分的揭露（他起码没有到天安门广场静坐），他比我们很多人都穷困，但是他比我们都高尚。
我们看看他在北京的遭遇吧，看了这些遭遇我甚至对中国失去信心（这或许就是中国70％以上的精英权贵资本家选择转换国籍的理由）：
在北京，他四进派出所，第三次的时候还被手铐过。警察、城管这些或人或狗，很多都曾经恫喝过一个叫翟全安的人，其中有拷他警察的警号是023989（北京西城，西单片警），这里历史备忘——我相信89年面向学生开枪的士兵也已经被历史记牢；
六月份，他又被警察强制送到精神病院度过了42天。这是这些警察的通常做法，中国警察是往往都是无法无天的（有一天，我也会被他们抓去，但是我不怕，坐这种警察的牢是光荣的）。在这期间，他用募款买来用于上网写博克的电脑也丢了；
或许这些都算不了什么，毕竟来自体制内的人总是那个样子，必然是那种德行。但是我不理解的是，普通民众的冷漠甚至谩骂，这些让人感到彻骨的寒冷。革命人士被砍头，百姓的冷漠麻木还可以理解，因为谁也不知道革命之后的生活到底变好还是变坏。可是义务教育推行对大家必然有好处，京城百姓的不闻不睬就让我费解。
尤其可憎的是很多以社会良心自居的记者朋友们出场了——
信报讯(实习生王丹) 手持红旗身披黄衣的翟全安在西单大街“义乞”一个多月了，自行车驮着的红募捐箱募集千余元，不过这些钱全成了他的生活费，无从谈起支援义务教育。
我真的有必要说王丹是个混蛋了（请饶恕我的刻薄），难道支援义务教育就只是把得到的捐款给孩子？我在给他投钱的时候就希望他一直呐喊下去，这比单纯的希望工程更有意义。我不知道王丹是个什么东西，但是作为一家国家报社的记者，你可曾为中国的那些辍学的孩子鼓与呼过？你可曾做过一件对得起无冕之王称号有益于义务教育的事情？翟全安没有钱，他必须通过这种方式把他的宣传进行下去，如果王丹不明白到这一点就是他的无知白痴；如果知道一个穷人做这件公益事业需要资金支撑而故意以违法要挟，那就是无耻恶毒。
更兼有某些人散布翟全安的义务教育捐款是为了自己孩子云云，难道为了自己孩子就不能捐款了么？任何一个孩子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花朵，我们有什么资格要求别人舍己为人但是自己却无动于衷。你们托关系或者依靠祖宗积德生在城市而把自己的孩子送进最好的学校，你们在单位讨好领导欺上瞒下，你们靠各种手段获得钱财然后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国，你们的工资是无法支持的，你们有什么资格要求一个下岗职工温良恭俭让？你们也配！何况据说翟全安没有结婚，拜新时代所赐（引自段纯文字：http://zaison.blog.hexun.com/6929192_d.html）：
他初中毕业，顶替父亲进入西安机械厂当工人，后买断工龄拿到七千元退出工厂。
做装修工程，因拆迁打官司，输了。
后来做停车场收费员，“工资很低，梦想办企业。”
于是开商店，作项目，皆因“税率高，没利润，没资金，都没有成功。”而此时他仍旧没有成家。
最后对做企业失去了信心，而且“身体也不好，常年有病。”
直到千里走单骑的时候，一共身家共有四百元钱。
“拆迁打官司，输了”，中国的官司不说也罢，理直理曲不论，要么失败，要“残胜犹败”，最终只有更穷困（所以中国人不愿意打官司）；
“工资很低”，中国没有工会，中国没有工人的利益表达渠道，中国的很多工人比芦柴棒时代不如（我在广东参观过一些工厂，有些小姑娘小伙子因为劳累过渡在工作的机器旁猝死）；
“税率高，没利润，没资金”，真正的税率或者未必过高，但是中国的工商税务都是填不饱的，估计现在好一些吧？没有资金是必然的，因为中国的银行不是穷人的银行，这一点比西方国家过分百倍；
“身体不好，常年有病”，生病对中国人来说是格外不幸的事情，中国没有面向自己国民的医疗保障体系么，有人说中国穷，可是印度不是比中国更穷么，印度可以办到；
“一共身家四百元钱”，体制内某个科长公款吃喝一顿饭都不够；
他以一个社会最底层人的声音发出了呼喊，他在中国无法体会到生命尊严和生命崇高。他通过普及义务教育理念获得崇高和尊严的时候，却遭到了某些人的嘲笑，某些人真的很搞笑。
北京大地律师事务所的齐向群律师说这涉嫌诈骗，还有很多人认为他一个破下岗的如果不这样乞讨就活不下去。如果这样讲，鲁迅当时不骂也活不下去，甘地不反抗也活不下去，因为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
80年前是一个造反的年代，鲁迅因为盯着统治者投出匕首而成了英雄；今天是一个苟且的年代，而翟全安不过讲了一点真话就被封杀和嘲笑。
在和翟全安聊天回来后，我一直在思考是翟全安疯了，还是这个社会疯了。一个人，哪怕他曾经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哪怕他在这个物质力量主宰一切的社会中很失败，难道他不能崇高一次么？来自体制的压制是必然的，但是来自民间的嘲笑为什么那么响亮而且放肆？！
让爱着你的人受伤，你必然也会受伤；让保护你的人死亡，你也必将进入死亡的困境，这不是诅咒，这就是历史的逻辑。文革如此，六四如此，翟全安事件更是如此。翟全安，你是伟大的，那些人是无耻的，而这个社会整体是堕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