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道德退守主义”来解释，我们今天在道德问题上的习惯性犹疑不前，恐怕还是合适的。
“道德退守主义”主要的表现就是，虽然也承认“先进道德”的存在价值，包括“应该学习性”，但却甘居“先进道德”之后，为现有道德水准寻找借口，不求速达，甚至不求局部的突破，而是慵懒的退守一隅。
“道德退守主义”大概已经流入了我们的血液。我们经常听到一种声音：，一个地方的人道德素质确实不高，但不能强求一下子改善。对于官员、学生的要求，不也曾经降到，“不贪污”、“不作弊”就是好官、好学生的标准了吗？这个标准有一个潜在的理由是，现在能保持这样的道德标准就已经不错了，不能一下子指望人人都是海瑞，人人都是学生模范。
眼前的例子是前几天南京媒体报道的。不久前，新加坡人李文克给南京的士挑刺，说了很多不能容忍的毛病。说到底，这些毛病关切到的士行业的行业道德。讨论中，市民孙先生就要求以新加坡的士的规定来要求南京的士。
但两位南京的名嘴却有异议，一位是司马浩，一位是杨光。都是南京的士行业有号召力的主持人。司马浩认为，孙先生不能一味地以新加坡的士的规定来要求南京的士，希望孙先生在指出种种“毛病”后给南京的士过渡的时间。杨光则认为，要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孙先生做法可以接受，但处理方式有待商榷。
两位名嘴的态度颇为接近。其实司马浩先生也承认，首先要肯定新加坡人李文克对南京的士的种种挑刺行为是对的。
但是，当下的国人似乎比较能忍受眼前的道德状况，乃至抛出一个“过渡论”和“因人制宜论”，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人李文克简直是一个不谙国情的“异类”。这就是退守思想在起作用。
由新加坡人李文克就想到了台湾人李文。当初她对失德的明星邻居的“进攻”也曾被认为是不谙国情，甚至被认为有些尖刻。对于李文，有一种分析很有意思：人们既希望身边有更多的李文出现,却又害怕李文出现在自己身边;既希望“李文们”改变社会陋习,又害怕“李文们”揪着他们身上的陋习不放。
这种表面上的虚伪同样反映了道德退守主义的实质。我们正是对社会陋习、怪现状熟视无睹，甚至认为“存在必合理”，才会产生“包容”的心态，而包容说到底，是因为想对自己的一旦“失德”进行保护。“忠言逆耳”的训条到了今天，早已经是忠言不打紧，逆耳最“烦人”。这是一种后发地区常见的落后、不自信心态。
李文克和李文都来自发达城市，他们按照一种较高的行业道德、公众道德要求，帮助我们的城市改变具体问题上的陋习，提高道德水准，可被视作道德领域的白求恩。难道我们应该要求白求恩看见病人的脓包也要先放下手术刀吗？
李文曾接连打赢了三场官司，但太艰难，李文克一腔热忱，也换来异论条条。这使我的思维产生了跳跃：我们究竟还有没有欢迎逆耳忠言的气度？乃至，我们究竟还有没有培育“挑刺者”的土壤？
道德问题的全面先进化确实有困难，但是，在培养道德的具体经验上，在道德细节的“技术标准”上，却应能马上掌握和引进。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放弃只争朝夕、马上看齐的精神，那就不只是“逃避现实”这般简单。
“道德退守主义”主要的表现就是，虽然也承认“先进道德”的存在价值，包括“应该学习性”，但却甘居“先进道德”之后，为现有道德水准寻找借口，不求速达，甚至不求局部的突破，而是慵懒的退守一隅。
“道德退守主义”大概已经流入了我们的血液。我们经常听到一种声音：，一个地方的人道德素质确实不高，但不能强求一下子改善。对于官员、学生的要求，不也曾经降到，“不贪污”、“不作弊”就是好官、好学生的标准了吗？这个标准有一个潜在的理由是，现在能保持这样的道德标准就已经不错了，不能一下子指望人人都是海瑞，人人都是学生模范。
眼前的例子是前几天南京媒体报道的。不久前，新加坡人李文克给南京的士挑刺，说了很多不能容忍的毛病。说到底，这些毛病关切到的士行业的行业道德。讨论中，市民孙先生就要求以新加坡的士的规定来要求南京的士。
但两位南京的名嘴却有异议，一位是司马浩，一位是杨光。都是南京的士行业有号召力的主持人。司马浩认为，孙先生不能一味地以新加坡的士的规定来要求南京的士，希望孙先生在指出种种“毛病”后给南京的士过渡的时间。杨光则认为，要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孙先生做法可以接受，但处理方式有待商榷。
两位名嘴的态度颇为接近。其实司马浩先生也承认，首先要肯定新加坡人李文克对南京的士的种种挑刺行为是对的。
但是，当下的国人似乎比较能忍受眼前的道德状况，乃至抛出一个“过渡论”和“因人制宜论”，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人李文克简直是一个不谙国情的“异类”。这就是退守思想在起作用。
由新加坡人李文克就想到了台湾人李文。当初她对失德的明星邻居的“进攻”也曾被认为是不谙国情，甚至被认为有些尖刻。对于李文，有一种分析很有意思：人们既希望身边有更多的李文出现,却又害怕李文出现在自己身边;既希望“李文们”改变社会陋习,又害怕“李文们”揪着他们身上的陋习不放。
这种表面上的虚伪同样反映了道德退守主义的实质。我们正是对社会陋习、怪现状熟视无睹，甚至认为“存在必合理”，才会产生“包容”的心态，而包容说到底，是因为想对自己的一旦“失德”进行保护。“忠言逆耳”的训条到了今天，早已经是忠言不打紧，逆耳最“烦人”。这是一种后发地区常见的落后、不自信心态。
李文克和李文都来自发达城市，他们按照一种较高的行业道德、公众道德要求，帮助我们的城市改变具体问题上的陋习，提高道德水准，可被视作道德领域的白求恩。难道我们应该要求白求恩看见病人的脓包也要先放下手术刀吗？
李文曾接连打赢了三场官司，但太艰难，李文克一腔热忱，也换来异论条条。这使我的思维产生了跳跃：我们究竟还有没有欢迎逆耳忠言的气度？乃至，我们究竟还有没有培育“挑刺者”的土壤？
道德问题的全面先进化确实有困难，但是，在培养道德的具体经验上，在道德细节的“技术标准”上，却应能马上掌握和引进。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放弃只争朝夕、马上看齐的精神，那就不只是“逃避现实”这般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