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邹建军
目前，一场汹涌澎拜的商品经济浪潮正席卷大陆。文化艺术以及人类的一切精神生产正在或即将受到严重冲击，作为文学重要体裁之一的诗歌，也无一例外的处于危困境地。诗作的发表相当艰辛，诗集的出版日益困难，写诗和读诗的人越来越少。人们昔日高雅的欣赏习惯在残酷无情的生活面前逐渐地失去。昔日光彩照人的诗神已经黯淡无光。中国诗歌向何处去？曾是世界最为优美的华语诗歌向何处去？
眼下令诗神难堪的有三大祸患。
其一是商品热潮改变着诗歌的命运。诗神的信徒们在经济的烤炙下惊恐地或懒心无肠地烟消云散，一个个逃离诗歌的宫殿。诗神似乎由昔日光彩耀人的文坛公主，一夜之间变成了不逗人喜欢的灰姑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许多文化艺术产品都要进入市场。有的大众消费品是可以进入市场的，而有的文化产品则不应该由市场来检验。恰恰诗歌这种孤傲和高贵的体式本来就没有什么大众性，诗歌从来就不是一种大众消费的时髦产品。这样一来，倍受市场冷落和受人冷眼旁观的命运便不可改变。诗刊的订户日益减少。除《星星》、《诗歌报》、《散文诗刊》比较平稳以外，其他则都处于贫困线以下。有的还不得不暂时休刊。
其二是诗坛的浮澡与内虚。近十年以来的我国诗坛，主体的青年派别不外乎朦胧诗潮、后朦胧诗潮（即第三代）和纯情的热潮诗。但有一些青年诗人根基不稳，缺乏必要的诗的理论素养和技巧训练，凭着一股崇高的热情，打出各种旗号，提出各种虚无主义的看法。如果真正认识到了我们民族的弱点的确是好事；一种是对西方各种现代主义的盲目崇拜，如果真正认识到西方精华并加以吸收，也是未尝不可的。要西化一个民族是不可能的，特别是我们这样具有几千年民族文化传统的国家。仅靠外力想要改变一个民族的传统，犹如想要改变一个人的血液，是很困难的。写诗是一种高尚又艰难的事业。如果缺乏一种基本的人生认识，只为名利去写诗，或者把写诗当作一种上人生台阶的手段，那就难免浮燥，到处是山头，到处是器声，到处是长头发，到处是万国旗，谁也说不服谁，谁也不买谁的账，乌烟瘴气。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多元化”的诗坛？我民族固有的温文尔雅的诗风何在？温柔郭厚的诗风何在？我民族义正情真的诗歌传统何在？为民请命、为民族代言的人何在？多元是应该的，但不能永远都是非不分；先锋是值得敬佩的，但先锋必须走向诗艺的现代化。
其三是诗商的干扰。诗本来和商是没有联系的。古代写诗无稿酬制度，至多也只是为店题诗有向个润笔而已。并且店主所欣赏的，可能主要是字而不是诗。近年来，诗报诗刊也有开始收版面补贴费的传闻，出版社动不动向诗人评论家要几千元出版费的事，是众所周知的。这或许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在国外，向科技成果的发明者收取发表费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因内这几年有许多大学学报也纷纷效法。国外出版社如出一本赔本的书，也是要求补贴的，近向年又有不少人在编诗选。我是鼓励编诗选的，这样大一个国家，没有几个象样的诗选家是不行的。但编诗选要有几个基本条件。首先是态度要端正，即要为人间选好诗。诗人不能以诗作为功利目的的直接手段。扎实、沉静、机智、爱心和敏锐的艺术眼光，高尚纯粹的品格，富于同情心，为艺术眼光，高尚纯粹的品格，富于同情心，为艺术献身的精神，是诗人、诗选家、诗评家人人必具的素质，功名和私利一旦与其无一点距离，诗的灵魂就会受到沾污。一旦利欲熏心，心就变得干硬、灰黑和浮躁。哪里还有诗味可言？其次要有起码的诗学与编辑学知识，选诗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不能将旧诗古词、新诗民谣、儿歌散文诗都集在一起，如何编选，除了标准之外，总还要有个体例。没有体例。不知成何诗选。诗选之后应与所选之诗相符，有个起止的时间和范围，再次，编选诗必须有一个出版的基础。比如说有一笔固定的出版费用。为什么出版社怕出诗集，就是因为怕亏本。出书在我国是有严格把关的。并不是随便哪个想出就可以出。在出版过程中，鉴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向读者收取一定的定金或请作者助销几本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但必须只是作为出版费用的一种补充。并且必须始终对读者和作者负责。
中国新诗正在经受着严峻的考验。诗，这颗中国文学宝库中的皇冠，难道就永远失去其光泽了吗？作为世界华语诗歌主体的中国诗歌出路何在？只要人类的精神之火不灭绝，只要人类的感情之水不枯涸，只要人类的感觉不麻木，诗歌就不会灭绝。作为人类精神生活形式的诗歌会与人类同存亡。
我认为，目前的中国新诗要发展，必须创造一个良好的内部与外部环境，让其自由地吸收阳光雨露而茁壮地生长。
一、争取诗歌外部生存空间的宽松。诗歌作为人类高层次的文化产品，是不应该完全由市场来调节的，一个国家的文化大夏是由各种层次的文化来建构的。通俗的、娱乐性消费性文化可以而且应该由市场来调节，而代表一个国家文化水准的艺术性文化，国家则应该采取相应的保护政策。这种保护除了诗歌评奖之外，还应设立优秀诗歌集和诗论集的出版基金，或者出版高质量的诗歌著作应予减免税收。对一个民族来说，诗的价值是重大的。如果我中华民族没有屈原、李白、杜甫、苏轼，不知会黯淡多少倍？如果印度没有秦戈尔，美国没有惠特曼，苏联没有叶赛宁，英格兰没有雪莱，不知是什么模样？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诗在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以及民族精神中所占有的崇高地位，它凝聚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它统摄着一个民族的气节，它象太阳一样闪射奇异的光芒。
二、净化诗的内部生态。继续清除非诗因素，让诗回到诗和民族本位上来。有待于对诗的本体作一个重新认识。究竟什么是诗？大白话是不是诗？令人百读不懂叫不叫诗？诗与情感、政治、语言、形式究竟是什么关系？我个人认为，仅仅是人生之海中那么一点小小的叹息，没有出自心灵深处的认知，不能算诗；仅仅是从物物和人人之间悟出的那么一点哲理，几条格言，几条警语，不能算诗；仅仅是那么一点感情，而没有表现出感情深厚的文化背景，不能算诗；仅仅是那么一点乡情、亲情、友情、恋情，而不将这种种情绪美化、精致化、理性化、不能算诗。真正的诗必能给人一种惊悟，一种撞击，并产生长久的滋性和影响力。我认为，诗美的发现与表达尚有一段距离，有了感觉的触动，想象的升华和情感的体验之后，还需要锻造，锤打和磨炼，寻打与选择最佳的艺术体式和表达方式，技巧的作用不是让情绪无组碍地无限无际地泻泄；不是让自我的影子在那里大喊大叫，而是要有节有度地抒写，尽可能用意象的方式来含蓄而饱满地说话。直接叫喊往往没有韵味和后劲。好的诗是充满新鲜的诗美与精致化的艺术体式的统一体，一首诗的艺术感染力，除了它内在的内容上的诗美因素之外，就是形式美的因素，并且形式本身还有其增殖效应。特别是意象，通感、象征、暗示、反讽、蒙太奇等艺术技法，往往能创造出富有弹性的诗美空间，读者的二度创作使诗内容本身没有的东西大量增添出来。所以艺术形式本身也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我们要允许有一批专门追求诗歌艺术形式的精致与完美，或者以追求世术的上乘为主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说，语言是诗的生命，诗的语言绝不是原始的大白话，绝不是形象化和形容词的堆积。语言的纯粹、精致与艺术化。直接关系到诗的纯粹、精致与艺术化、语言表现一个诗人的心灵、品格、修养与开赋，一个具有卑俗灵魂的商人，无论如何写，也绝对写不出一句真正的诗来。
诗是人类精神世界的一个窗口，更是一个民族灵魂的镜子。民族性格与境界如何，从诗中一眼就可以看出。我支持诗人们多多写作反映时代主体精神，抒写人间疾苦，引导人向光明处前行的诗歌。为自己而写诗，写好锁进抽屉，纯粹的自我呤赏；或者为所爱的某人而写诗，写好了塞进别人的口袋，这当然也无可厚非。但多数人写作党政军是希望拥有读者的。这就要求诗人为自己的作品负责。我们不反对有病呻呤，但我们提倡意画龙点睛情真的诗歌，不可专门去唱廉价的颂歌，一味地歌颂就意味着人格的变异，专写黑暗也是人格不健全的表现。诗歌不是武器，不是号角，不可以衣人食人。用光明去照耀人生，用温暖的心去温暖人生，用纯洁的清泉去浇灌人生，用新奇的美去美化人生，是真正诗人的天职。我认为，我们要提倡一种大诗。杰出的诗歌将时代之情诗人之情融为一体，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在一定程度上触及社会的神经，在某一点上说出了大众的心里话，并具有诗的意境，飞跃的想象，蕴藉而冲腾的诗美，并且具有很高的境界。大诗人必须高高地举地时代精神的旗帜，在日常生活中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善于捕捉人类精神的闪光点，不放过该鞭答的邪恶势力，以自我抒写人民的爱憎。诗是一种情感生命形态，它需要一种深入人心灵的深刻体验，诗是从有限到无限，从必然到自由的桥梁。人类与民族不可缺少这种精神的彩桥。让我们为民族写诗，为我中华民族的诗运而努力。让我们高高地举起诗歌的火把。
三、发挥诗歌批评的神奇作用。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评论犹如一只鹏鸟的两扇翅膀，缺一不能高高地飞翔。但长期以来，我们往往并不重视诗歌理论的应有作用，诗歌理论批评并没有独立出来，诗歌批评的标准应当是鲁迅所倡导的浇灌佳花，剪除恶草，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目前，由于诗坛混杂，批评家就要鲜明举荐优秀的作品，尖税地批评假劣的作品。目前，诗界也有假冒伪劣产品的问题。虚情假意的作品随着文明道德的论丧而出现，无病呻呤附庸风雅之作也层出不穷，没有追求的诗集时时出笼，无严格入选标准的诗选不断出版。好坏不分，良莠不齐，往往令读者无所适从。这种诗歌生存环境必须改变，冷落假冒伪劣的诗歌产品，净化诗歌生存环境显得相当紧迫。诗歌的生存环境必须自由宽松，但自由宽松并不是混乱不堪。一个起码的原则还是应该有。
四、加强中外诗歌的交流，努力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华语诗歌。一是华语诗歌体系内部的全方位交流。中国大陆和台湾是华语诗歌的主体。但用华语写作新诗的还有遍布地球各个角落的华侨，如新加坡就有方然、适民、王润华等等著名诗人。编有大型秀刊《赤道风》并出有诗集多种。在菲律宾有云鹤等著名诗人，创办《千岛诗刊》；在美国，鼓邦桢创办《讨象》诗刊，严力创办《一行》诗刊，另还有纪弦、舒兰、杜国清、许达然、刘荒田等许多著名老中青诗人。在法国、西德、英国、印度都有相当数量的华语诗人。华语是世界上非常优美又被地球1/3以上人口运用的语言，它是一种独具内涵与价值的符号体系。但由于长期各自独立的社会文化风俗的差异，使不同地区的华语也产生了一些奇妙变异，如果相互之间进行广泛的交流，取长补短，共同开拓表现的领域和形式的规则，一定会促使中国新诗乃至整个华语诗歌来一个飞跃发展。我们必须树立一个华语诗歌的观念，不再把新诗局限于中国。将世界各地的华语诗人维系在中华民族这面精神旗帜下，共同组成华语诗歌大体系，相互呼应，共同发展，我中华民族的诗运一定会更加昌盛。其次是与外国诗歌文化的交流。新诗七十年来，一直存在一个诗歌现代化的趋势，现代诗派在诗坛曾几度出现。但奇怪的是几乎每一次都遭到了不同适度的否定。有的人过于固执，总是容不得异已，把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对立起来。其实每一次都是历史的误会。越到后来，历史老人往往对现代派诗人露出和悦出微笑。有人担心加强了中外（特别是中西）文化交流，外国的东西传进多了。会不会西化，自己的诗歌文化会不会因此死绝？绝对不会。我们是中国人，体内流动的是中华民族的血液，说的是中国话，吃的中国饭，我们从小读的是诗经楚辞、唐诗宋词。我们也不怕西化，本来我们的怠性就比较顽强，加之又怕，那就很难吸收外国优秀的诗歌技巧，那就很难发展与创新。目前我们接受外国的优秀的诗歌遗产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并且消化得也很不够。浮躁和急功近利都是诗的大敌。必须将外国的东西与本国的东西在表现当今人类社会生活这一点上有机地统一起来。本国的文化传统固然十分重要，这也是中国诗歌发展的一个根本。但我们生于斯长于斯，接纳的东西已够多，如果再时时刻刻不忘传统，过分地强调传统，实际上就无意中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不自觉地限定了诗歌发展范式，扼杀了诗本该焕发的生命光彩。开放交流是我们诗歌发展的光明之路。
五、重视新生力量，努力发掘民间诗歌宝藏。新时期诗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成果是如何取得的呢？当一张一张的诗刊诗报不断飞到我的小桌上，当那闪烁粗野之光的作品、不无雅气但时有见识的诗论从我眼前走过时，我惊异地发现：民间诗歌不可轻视。诗歌的金子、诗歌的主体、诗歌的未来在民间，在我们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村村落落、林林木木与山山水水之间。当年胡适、郭沫若们创作新体诗时，正统的旧体诗作家们不屑一顾，甚至当汪静之、潘漠华清新鲜嫩的《惠的风》出版时，被诗坛的权威人士 所卑薄甚至斥责。朦胧诗出现的时候屡遭厄运，特别是举办的一次青年诗大展，很长时间都被几位名流认为是小青年的闹剧。而如今，第三代诗、新生代诗的朦胧诗、自由体新诗一样得到了历史的高度评价，成了诗歌的主流。郭沫若、汪静之、舒婷、海子、骆一禾无一例外地都来自民间，来自生自学成才的底层，来自正统的文坛圈外。我非常喜欢读民间的诗报诗刊，读它就闻到了草野的泥土之味、听到了峡谷的涛声、看到高山上黄澄澄的金沙。我曾读到四川谢崇明主编的《21世纪·中国现代诗人》2期，它的雄浑的底气与深邃的思想，作品的血性与艺术技法的先锋性，以及它们表现出的对艺术的献身精神都令人震惊。读我们“权威”的诗刊似乎都没有这种感受。诗坛存在两种权威，一是公开的以学院与省市中央报刊为依托的“权威”，固守既有理论，坐享其成，难于创造；一是广布民间的“权威”，他们的报刊几乎都没有被批准公开发行，他们不能被公开报刊所接纳，但其为艺术赴难不辞、为艺术竭尽忠诚、为艺术流浪南北、为缪期放弃幸福家庭的品格，却为诗坛带来新的因素，引起新的质变、产生新的巨蓄。据统计，我国目前发行的民间诗报有百种以上，而被批准公开出版的诗报刊则只有10种。在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方面，民间诗报刊都有超过正统诗报刊的贡献。活跃于民间诗报刊上的具有新型创作意识的诗人有谢崇明、陈小彬、陈韵华、袁勇、冉云飞、周伦佑、蓝马、邹赴晓、孟良、冯杰、安民等。从民间还成长起来一批评论家，如张修林、杨远宏、哑石、邱正伦、陈小平等，他们理论文章的锐气与对艺术本体的探索让人佩服。
民间诗人诗评家无颖有天然的不足，其作品并非炉火纯青，有时党政军显出青涩的斑痕；其理论有时靠气势取胜，不那么准确、公正与科学。但这都是无关紧经的，他们的价值在于引导潮流。我们那些高高在上的自以为成名的前辈诗人，那些吃薪俸领资金的诗评家们，请放下架子、改变观念、接近民众，从民间诗人那里多多吸取营养，以充实自己的精神生活，并参予新时代诗歌的艺术创造吧。请多吸纳一些民间的自然来稿，请多选载一些民间诗人的作品，多呼吸一些原野的新鲜空气！发掘民间诗歌宝藏的历史任务摆在我们当代诗人诗评家们的面前。
让我们有事业心正义感的诗人们一起，都来开掘民间诗歌的宝藏，建设我们崭新的改革开放时代的诗艺殿堂！
(此文发表于《文学世界》1999年第1期)
来自邹建军教授主持的“中外文学讲坛”，地址:http://zwwxjt.blog.163.com/blog/static/189479822007912115128840/
附：邹建军教授简介
邹建军，又名邹岳奇，当代中国抒情诗人、杰出的批评家、比较文学学者。四川威远越溪镇人。早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1994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8年破格晋升为教授。曾任中南民族大学外国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带头人、女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硕士点负责人、《外国文学研究》、《世界文学评论》杂志常务副主编，兼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理事、湖北省中国现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湖北省外国文学学会副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华裔文学、比较诗学、中英文学关系、中国现代诗歌艺术。自1998年起，开始招收中国诗学与比较文学方向研究生,美国华裔文学、比较文学、文学中的地理等方向的访问学者。有近20位研究生考上重点大学博士生，形成引人关注的邹门子弟群。他曾在《文艺研究》、《求是》、《人民日报》、《参考消息》、《中外论坛》、《学习与探索》等重要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出版《现代诗学》、《现代诗的意象结构》等专著多种，并出版了《中国新诗大辞典》、《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研究方法新探讨》等多种编著。曾提出以意象为核心的诗歌艺术说、建立大中华诗歌写作说，并产生广泛影响。近年来，他带领他的研究生们共同开创了易卜生诗歌研究、英国湖畔诗人诗歌研究、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下潜模式与美国华裔小说研究等新的研究领域。1999年，其论文《意象与汉语的诗性特质》获湖北省文艺论文奖；2002年，其系列论文《诗歌意象研究》获湖北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2002年，其论文《席慕蓉抒情诗创作综论》获湖北省少数民族文学奖；2006年，其编著《原始图腾与民族文化》获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优秀著作奖。曾完成《美国华文文学与中国本土文学比较研究》、《中国现代诗歌理论研究》等学校和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项目。正在主持进行的200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美国华人文学与中外文化》。邹建军教授倡导建立一种从地理角度研究文学的学科——文学地理学，做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突破口；也有志于创立当代中国的自然山水诗派，为中国新诗的成长探索新路。欢迎有志之士加盟。电邮：[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