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在个体的生命面前，似乎永远是一个骄傲的胜利者。当人一诞生在这个世界上，时间便开始主宰着人。无论是高贵、还是卑微；无论是潇洒、还是庸常；无论是腰缠万贯的富翁、还是身无分文的穷光蛋……都无可逃遁，自始至终都被时间追杀着，直到死去。时间是永恒而无限的。

　　人类的圣贤和先哲，始终在探索着这样一个命题：

　　我是谁？  我从哪儿来？我要到哪里去？

　　从东方先贤庄子的“天人合一”到西方哲人尼采的“超人学说”，都无法对这样一个严肃的命题给出最终的、圆满的答案。出世或者入仕、淡泊名利还是积极进取，从来是人类所面临的两难抉择。个体的生命长度是有限的，而时间漫漫无涯，这是谁都无法逃避的现实。思想决定着人的存在意识，这就产生了色彩各异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

　　在生命的过程中，我们常常从工作、从家庭、从友谊、从爱情中，感受着生命本身的意义。对生命的热情与挚爱，可以消除人因被时间主宰的被动感与恐惧感，增强人与时间抗衡的自信，并在不懈的奋斗中，追求生命的永恒。

　　人类往往以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作为延续生命、使生命永存的一种方式。为了保障这样的永恒——或许更是为了克服生命短暂的恐惧感，人与自身、与他人、与自然不断奋争，或谋求权贵、或累积金钱、或打造声名、或灯红酒绿追求及时行乐、或求神问仙企图长生不死。

　　宗教与艺术的出现，反映了人对生命永恒的强烈渴望。这是人试图认识和掌握世界、从而掌握自己命运的一种实践。宗教起源于人类的童年时代，当时的人们信仰“万物有灵”论，把自然界想象成与人一样具有意志和感情，对大自然充满了敬畏，而对自己存在于自然中充满了疑惧。那些流传下来的远古时代各种各样的神话与传说，就深刻地反映了这一点。于是，在人们的想象中，天堂、上帝、神仙等等超验的、虚幻的象征开始清晰起来，只有上帝、神仙才能保护人类，帮助人类去战胜一切不怀好意的妖魔鬼怪、战胜一切艰苦恶劣的自然环境。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可以使人忘却现实的险厄与困苦。因而，宗教信仰使得人类拥有了精神的支撑，把这个虚幻的世界当成了真实的存在。然而，归依宗教的人类，实际上依然无法解决人的精神困境、人的终极问题。

　　艺术是宗教的孪生兄弟。宗教与艺术都是人类的精神活动，其暧昧不清、形影不离的关系，一直以来相互消长、相互依存。宗教以探讨人与神的关系，寻求灵魂的永生不灭。而艺术通过艺术创作反映真实人生、折射现实精神，关注的是人的内心世界，探索人的生命意义。但是，宗教与艺术的共同点，都是人的自我觉醒与自觉追求，在此基础上同时又都强调一种“忘我”的境界。如在古希腊的德尔裴神殿里，高高地悬挂着一条箴言：“认识你自己”。而在艺术领域里，文学是人学之命题，也是人类在艺术活动中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是一个极其艰难而又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逐渐完善自我、发展自己。

　　死亡是生命的必然，也是生命真实的存在形式。宗教把人的死亡引向天堂之路，宗教徒一生的修为就是为了从死亡走向重生——那海市蜃楼般的天堂，就是他们的终极梦想。而艺术与哲学，更多的注重人的精神向度，超越死亡、向往虚无，甚至认为死亡升华了人的精神与生命之美。颜翔林在《死亡美学》（学林出版社）一书中这样认为：“死亡是生命的最高虚无，虚无又是精神的最高的悬浮状态，是接近宗教和诗歌境界的，因此死亡代表了一种精神的美和灵魂的升华。”

　　对生命的彻悟，是人类思想走出迷津的一个飞跃。因而，人类接受了苦难意识、死亡意识，并形成了独特的审美意义。庄子借骷髅寓言描述了生命的痛苦和艰难，而死亡则是对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负担的解脱，意味着获得肉体与精神的双重自由。死亡具有了这样一种完美的精神境界，所以川端康成、海明威、三毛、海子等作家诗人才会了无挂碍、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死亡。

　　然而，生命只有一次。轻率地结束生命，也意味着对生命的不尊重。在有限的生命里，积极进取应是人的一种精神向度。宗教以其悲天悯人的情怀，关怀着尘世的生命。艺术则以理想之光，点亮的生命、烛照人的灵魂。我们应该对艺术满怀感激。当时间作为杀手，把人置于死地之后，艺术创作者的生命因为艺术作品而得到了永生。从梵·高的《向日葵》、嵇康的一曲《广陵散》、敦煌莫高窟的壁画、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曹雪芹的《红楼梦》等等艺术作品中，我们可以身临其境般地感受人的生命所创造的奇迹。人的生命固然有限，然而其精神之光却通过创造的艺术作品，穿越时空而永恒地照耀在人类的心灵世界。当我们领略着蒙娜丽莎的微笑、陶醉在高山流水有知音的旋律里、欣赏着莎士比亚的不朽戏剧、沉浸在唐诗宋词的神韵中，内心便会充满了不可言说的愉悦与激动！

　　艺术真好、生命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