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让凶手举起了枪？

                                       ――对“美国枪击案”背后的人生价值思考

一、现象

   最近，在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美国发生了多次惨绝人寰的枪击案，凶手多为在杀死旁人后自杀。这种手法对凶手来说是一种解脱，但是对社会的影响绝对远远大于在中东屡屡发生的“人肉炸弹”。美国上下尽显凄凉景象，公民们不得不开始警戒自己的安全、担心社会的不安，甚至开始原理自己的撇朋友、同事……

二、思考

枪杀他人，是凶手对社会的仇视、对他人生命的亵渎；开枪自杀，又是凶手对自己的绝望。如果价值观堕落就是对枪击案的一种解释，那么我们不禁多问一句：是谁导致了凶手的价值观堕落、谁让凶手有如此危恶的念头、而这样的凄惨后果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

1.人生意义的缺失、信仰的自由是导致价值观扭曲的主要原因，窃以为。人穷则返本，人文工作者也一直在给我们解释人生的价值，可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大家好像都忘记了这件事情。他们天天忙碌，甚至都没有去想这个问题。“在中国、在台湾、在全世界各处，生活意义本身又变成了一个大问号……每个个人都散失在陌生的城市、陌生的人群里……上面找不到祖宗，下面找不到子孙……我们花了八千年时间，最后回到了另一个丛林，丛林里的大树就是都市里的摩天大厦，狩猎的工具是金钱，过去用弓箭、今天用钞票打猎，猎取的对象是其他人类……”人生意义缺失基础上的信仰自由，可想而知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2.缺少社会的关怀，是枪击案的社会背景。美国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民主让这个国家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很快的提升，其实力超过了其它任何国家。民主也让这个社会的结构得到不断地完善，可是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这个民主国家的集体荣誉感少得可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冷得可怕。

在中国，我们可以经常看到“互助互爱、尊老爱幼”等优良传统的传承，但是在美国我们看到的是一座城市遭遇灾难之后，只有政府会派人救助；一个老人退休后，他会静静地呆坐在敬老院终老一生。

3.合法持枪，让凶手毫无顾忌。美国是一个持枪合法的国家，这里我们不去探究其合理性，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的是：当公民已经成为凶手时，他“合法持有”的枪支已经成为了对法律的挑战、对社会的破坏。

也许我们见过机器人在程序失控时造成的恶果，对于希特勒等“混世魔王”给世界带来的伤害我们也应该记忆犹新。枪击案的凶手，是2007年美国的混世魔王，他给社会带来的不安、给人们带来的互相不信任，在这个和平年代中，犹如一颗定时炸弹在波澜不惊的湖面中掀起轩然大波。

三、对策

亡羊补牢未为晚矣，美国政府应当高度重视枪击案背后的人生价值，对于我们来说也该引以为戒。有必要创造一个合理、温馨、和谐的社会人文环境，来约束社会中的一切不稳定因素（这可能是伤害社会、伤害他人的一个想法、一个念头或者一个动机）。

人是有理性的，所以人创造了法律；人是有感性的，所以法律可以用来约束人。我们希望能一起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促进我们人民的安宁。

但愿不要再从美国听到枪声。

四、参考文章

    《生命意义与终极关怀》，该文曾在中央大学“生命伦理与终极关怀”研讨会上宣读。

　　生命的意义与终极关怀的所在，都是大题目，二者又有不可分割的关联，若能理解一端，另一端也就不言可喻了。最近，台湾自杀、他杀案件不少，患忧郁症者，更不论年龄性别，为数颇为不少。凡此现象，都与上述二项问题相关。至少对于生命意义不知何在，一旦人生旅途上遭逢挫折，即难免不知所措。甚至在过了一辈子例行的生活，朝九晚五，日久之后，不知劳碌一生目的何在，从此郁郁不能自解，更是在我们四周，时时可见其人。为此，我们不妨先就生命的课题，尝试寻索其可能展现的意义。

　　在人类几个主要的文明体系中，犹太／基督教的神学观点，人的生命是上帝特别的恩赐，上帝创造了人类，以管领世界万物。循这一观点，所谓生命的意义，这只是人类个体的生命；生命来自神恩，神所赋予的，人不能夺去。因此，基督教义不容许人的自杀行为。天主教会至今严禁堕胎，认为胚胎已是生命，不容别人剥夺这一幼小生命的生存权利。

　　印度次大陆的宗教信仰，视生命为轮回的主体，现世的躯壳，其实不过是生命暂时的寄体。于是，不但人有生命，众生都有生命，必予爱惜珍重。是以禁止杀生，耆尼教甚至谨防误伤了生命，举步必须避免踏到蚂蚁，覆盖口罩，也是为了避免呼吸之际，杀害了飞虻、蚊虫。印度文明的慈悲为怀，的确十分可佩！这一观念，当是认定生命流转不息，个体生死不过是无限长程之中的一个段落。于是此生无非暂时一瞬；相对而言，个体生命的意义，也未必十分重要了。

　　中国文化体系，尤其儒家，则尊重生生不绝的生机。生机者，生命存在的现象，生命开展的过程。不问生命来源，但问生命现象的存在，这是中国文化的现世性。鱼跃于澜，鸟飞戾天，是生机活泼；华枝春满、芳草连天是生机盎然。人的生命则应本乎天行健，自强不息。人生的开始，是顺其自然，死亡来临，又无非是宁静的安息。

　　现代科学的生命观念，则以再生为繁殖为其基本定义。大至生物种属的延绵，小至细胞分裂，均是生命现象。生命的最初，怎样由化学的合成一跃为生命？跨过这一关口的契机何在，今日生命科学还难以回答。这一悬题，若从基督教教义解释，还是可以请出上帝的恩典。生命的生生不息，从印度与中国的文化体系，都还可以设法阐释。然而，中国文化体系直接由人文着手，无法借重神力，则与现代生命科学接轨，可能最为平实。

　　让我们尝试从这一个角度切入：人之为人，尤其明理，亦即有慎思明辨的能力。借用笛卡儿的说法，我思故我存。“我”具有思辨的能力，即用正在进行思辨而确定“我”的存在。由“我”的存在投射于其所见所闻，则四周宇宙万物，也都真实的存在，于是宇宙即在“我”的“理”中。由宇宙返照，则“我”在宇宙之中，也有了定位。其它的“人”，都在宇宙之中，推己及人，其它的“人”也都是存在的、个别的“我”。这些“我”，分而言之，均是他人，合而言之，则还是许多与“我”同类的“我”。“我”与“我”之间，其实既是同，又是异，就其“异”言，天下无相同的人，自其“同”言，天下无非同类，毕同毕异，可以开出个人的自主，也可开出天下的大同。

　　物以类聚，方以群分。自古以来，人类社会经常分隔为不同的群体，家族、国家、民族、阶级、种姓、教派……不一而足。对于个人的“小我”，这些群体都是“大我”，为了聚合力量，与别的群体，“大我”会要求“小我”效忠，“小我”会为了“大我”牺牲。于是，回教教徒不断圣战，而与当时的敌人同归于尽；日本人为了获取生存资源，在大东亚共荣圈的名义，无数日本青年埋骨异域，日本也屠杀了数千万中国人、菲律宾人与马来人。世界各国的历史，其实，都有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的纪录。举目人群历史，我们找不到未沾过血腥的群体。为了自己的大我，人类不把别群当人！人类生命，伤于人类手中，这多于死在兽物。

　　然而，凡此群体，又不是永远的分割。春秋战国时代吴越相仇，不共戴天，今日江浙已难分彼此。法德两国，屡次战争，结仇数百年，今日两国为欧盟的骨干。台湾移民史上各类械斗，泉漳彼此相杀，今日谁能分辨两者的区别？明日之视今日，正如今之视昔，李登辉等人煽动两岸仇恨，数十年后的台湾青年，将不能理解这些人所持的理由。佛陀一生，不是为了世间的事业，他的故国，正在抵抗强敌的侵略时，他以王子身分，不赴国难，因为国与国相攻伐，“春秋无义战”，一切杀戮无非为一些少数人士的权与利，不符合佛陀“能仁”（慈悲）的胸怀。佛陀悟道，指明四谛之苦，其实还是从思辨功夫中得来。

　　人生的终极关怀，并非仅是“天问”上的一连串问题。人生一世，不外成全自己是一个“人”。人从思辨为始，认识自己，人也以思辨为终，造就自己。

　　人生的事业，不论事业大小，都当以由“仁”（人的本性）。在全力做到能称为“义”的事之后，人成全了自己凡是“人”的要求，所以，文天祥的绝命辞，“惟其义尽，所以仁至”；他在那一刻，才敢说自己做“人”的功夫完成了。曾子易篑之际，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松懈，以致做了不该做的事。孔子负杖逍遥，应是在反省一生的修行。苏格拉底从容饮下药酒，从容睡去，其行为也不逊于孔子的宁静归去。

　　耶稣受难，在最后一刻，他说“成了”，我想，他不是意指殉教的事“成了”，而是走完了自己一生修行的道路。饮下那一杯苦酒，他知道已无遗憾。人的生命，应有思辨而异于禽兽，得以自臻文明；人的关怀，也在于以思辨成全其“人”的自觉。敝见于此，以请教于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