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与政治权势
——读《列奥"施特劳斯与美国右派》
李公明
1989年的一个暮春雨夜，江南某大学的招待所里，我和几位参加某会议的学者讨论了一个问题：书斋学者与政治权势的关系。当时在我们的视野之中，已有一些学者的身影闪动在权势领域周边，讨论中颇有一种从书斋意气到国策纵横的时代风雨的使命感。现在想来，显性的学者从政只是时势的一时之选，而隐藏在政治哲学之中的学者之思才具有更隐秘、更根本、也更持久的影响力。在风雨苍黄与灯红酒绿之间，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学者登临极目，总会在多元价值与现实困局之间寻求着解读的路径；而时势的发展则有可能使其中某一路径通向了政治前台。读加拿大学者莎蒂亚"B"德鲁里的《列奥"施特劳斯与美国右派》一书，更加深感在书斋学者与政治权势之间的种种复杂而隐秘的关系应该被揭示和被讨论。
该书的中译本序言介绍了作者其人其书的相关背景，仅此短文已有启发。首先是关于美国公共传媒自1994年以来一直未曾消歇的对于政治舞台背后的思想渊源和人脉线索的关注和讨论。一般说来，政治事务的战略决策自有其思想渊源，而当局政要的选拔和履职更有其受思想和政见影响至深的人脉依据。一个成熟的政治文明社会中的公共传媒当然不会放过对这些重要政治现象的揭示和讨论，政府也无法压制那些甚至看起来是牵强附会的“猜测”。让所有关于政坛背后的“小道消息”浮出水面、公开争辩，这是应有的政治文明的表征之一。
其次，该书作者对施特劳斯思想的解读是否正确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作者对现实政治问题与书斋思想关系的敏感和洞察—— 对 “阴谋”和“操纵”这两个政治事务的核心问题的敏感和洞察。在政治的旋涡中，我们常常仅凭直觉会感到“阴谋”和“操纵”的存在，在广场或街心公园中漫步的时候会有对预感的捕捉。但是，只有在理性分析的层面上正本清源、厘清谱系的工作才是政治事务关怀的根本。
本书的出发点是公共传媒讨论的热门话题：在里根到老布什和小布什时期的美国政要多为施特劳斯的弟子，以精英主义、单边主义政策等为特征的新保守主义政治与施特劳斯派的思想有内在联系。作者在书中讨论了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和政治设想，“通过对美国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广泛考察提出结论，以此为基础得出本书的最终论点—— 作为支配着共和党意识形态的美国新保守主义，正是应和了施特劳斯政治思想的论旨。”(第4页) 但同时，作者更坚定地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激烈地批评施特劳斯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从内容结构上看，该书从现实中华盛顿的施特劳斯派的政治“教诲”切入，然后分别论述了施特劳斯思想的“犹太遗产”问题、“德国渊源”（海德格尔和施米特）问题、“在美国的应用”问题和“新保守主义”（“施特劳斯的遗产”）问题。或许在许多中国学者看来，在所有这些问题与思路中，与自由主义的立场、机制和价值相关的讨论恐怕会是更有思想的吸引力。而且，对于那些经历过“文革”和思想解放运动的读者来说，阅读和思考施特劳斯派的问题就绝不是纯粹的书斋学术之议，而是如我在开头所提到的那个雨夜中的长谈那种现实关怀。
作为20世纪的德国思想者，没有人可以轻松地绕过大屠杀问题—— 让我们也更深刻地思考这个问题、更含悲思痛地正视这个问题、更义无反顾地回答这个问题吧！本书作者指出，“尽管施特劳斯没有完全明显地阐明，但他认为纳粹主义和现代性之间是有联系的，可以简要表述如下。纳粹并不是历史中出现的奇特事件，而是现代性精神的逻辑体现。现代性产生了两种危险学说—— 虚无主义和技术统治论。两种学说结合在一起危害极大。”（第78页）奇怪的是，以我们自身的经验而言，对于虚无主义的批判一直以来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我们也从来没有真正完成启蒙的任务，也就是说，施特劳斯所痛心疾首的那些现代性并没有已经成为我们的现实；但是，漫漫十年的“文革”法西斯专制却有着与大屠杀相同的性质和惨痛。在1979年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对十年浩劫的反思，按照当时的说法是：我们是多么痛切地认识到“四人帮”的社会法西斯主义之所以得逞，就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党的民主生活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对个人的迷信崇拜取代了人民的理性思维—— 不管当时的这些说辞是如何的迂回和充满了新的说教气息，但其总体倾向不能不说是朝向民主、朝向自由、朝向理性的。这样的话，我们看施特劳斯把纳粹主义和大屠杀归因于民主自由体制就显得不可理解。
对于这个问题，莎蒂亚"德鲁里认为即使以魏玛共和国的例子说明希特勒是通过“民主的”方式上台、说明自由民主体制的脆弱使法西斯主义得以逞凶狂，也不能用来证明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也是通向纳粹主义的温床。即使是对于魏玛共和国与纳粹上台的历史因果关系，她也正确地指出：“我们同样也可以这样说：希特勒之所以上台，正是通过对魏玛宪法诸原则的极大藐视—— 通过欺骗、作假和侮辱政治权利，置民主的公平竞争原则于不顾。”（第7页）她接着对施特劳斯及其弟子们对自由主义导致道德怀疑论和虚无主义的说法进行了批驳，认为从古典自由主义者如洛克、密尔等人的思想中并没有否定真理、道德。“那么，为什么施特劳斯及其追随者继续将自由主义描绘为虚无主义和怀疑论呢？”（第10页）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想起的是过去我们在“文革”时期正读小学、中学时，一直都有过类似的把“自由主义”与“非无产阶级世界观”联系起来批斗的话语经验。那时的“自由主义”主要是指自由散漫的作风、不听从统一的控制等，而虚无主义主要是指无心向学、读书无用论等，当然我们那时不会想到“自由主义”真的与这些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莎蒂亚"德鲁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答案在于这样的事实，即自由主义在关涉政治的时候有着怀疑主义的秉性。为了真理的缘故，自由主义拒绝那种得势的单一而无可辩驳的现实所施加的强制。自由主义的这种立场与施特劳斯主义者的信念是相冲突的，因为施特劳斯主义者深信，社会需要的是毫不动摇的信念和坚定的奉献精神，……。”（第10页）这个答案同样可以为我们的经验所证实，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新保守主义在维系社会一致、信念一元方面的现实价值取向。
当然，关于大屠杀与现代性的关系的探讨有多种不同的进路，但多数研究者会从不同角度说明大屠杀不是天降横祸，而是与现代性进程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我认为这类观点是有着深刻说服力的。比如，齐格蒙"鲍曼从社会学研究的角度认为，大屠杀并非仅是反常的悲惨事件，而且更是可以从现代性的内在要素中合乎逻辑地推论出来的、由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产生的社会集体行为。（见其《现代性与大屠杀》，译林，2002年）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如前所述，反现代性的社会进程（如中国的“文革”时期）不也是有过同样的悲惨教训吗？这一事实是否也可以得出大屠杀可以从现代性的缺失中合乎逻辑地推论出来呢？如果是的话，那么对于所谓现代性与大屠杀的内在关联恐怕要作更深入细致的探讨，宏观式的总体叙事应该让位于由博返约的个案研究。
对于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该书作了不少论述和剖析，颇有“深揭狠批”的味道。作者通过比较集中地讨论深受施特劳斯影响的、从50年代初开始写作的欧文"克里斯托的思想言论，希望能够阐明：“新保守主义的主要基调几乎全部是以施特劳斯的政治思想为基础，专注于宗教、确信虚无主义是美国自由主义危机的源泉、强烈反对启蒙理性主义、厌恶自由主义、强调民族主义、关注知识分子在政治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偏爱民主主义甚于自由主义。”而在全书结束之时，作者再次总结道：“总而言之，新保守主义是列奥"施特劳斯的遗产。它分享了施特劳斯哲学的所有最有影响的特征——宗教的政治重要性、民族主义的必要性、虚无主义的语言、危机感、非友即敌的心态、对女性的敌视、对现代性的拒绝、对过去的怀旧以及对自由主义的憎恨。”新保守主义的对立面，作者对她自己的自由主义立场也作了阐述和反思：“我是一名怀疑的自由主义者，一名没有幻想的自由主义者，一名痛苦地了解到自由主义的缺陷、它的自负、它的神话、它的激进精神以及它的自杀倾向的自由主义者。”（第194页）我们可以怀疑她的怀疑的自由主义是否还具备激进的精神气质，但我们无法怀疑的是，莎蒂亚"德鲁里是立场坚定、社会观察力强的思想者。
掩卷之后，当下的施特劳斯热会使人们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是施特劳斯？H"迈尔的回答—— 尽管他认为他对这个问题的兴趣与当下的施特劳斯热“毫无关系”——是：他开启了通向哲学史的新通道；他强调哲学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他把政治哲学置于哲学的中心；他将神学—哲学问题作为其主题。（见迈尔《为何是施特劳斯？》，收入《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施特劳斯通信集》，华夏出版社，2006年）这四点理由无疑只是回答了作为哲学史家的施特劳斯的重要意义，倒是迈尔在接下来谈论施特劳斯的学派问题的时候，切中了当下施特劳斯热的核心问题：“照施特劳斯的理解，唯一的政治意图、唯一有影响的政治行动，就是创建一个学派，当芝加哥大学1949年聘请施特劳斯到政治系执教时，就给他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在做出这一政治抉择时，施特劳斯就已经意识到自己必须付出的代价。”迈尔甚至把话说得更明白：“施特劳斯利用了学派所具有的所有优势。依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榜样，施特劳斯也抓住机会，发掘自己的学生的政治才干，培养贤人。…… 这一学派还要求政治行动，并承担了一定的政治风险。”（同上文）同样，我们可以看到施特劳斯本人对政治问题的兴趣，比如他在年轻时说过，他有两个兴趣：上帝和政治；他还把政治看作是历史意识的文化母体。（参见同上书，福尔廷与伽达默尔关于施特劳斯的访谈）只有对政治有敏锐的认识和坚实的立场，才能谈得上对政治施加影响力。
还是回到本文开头所说的那个1989年的暮春雨夜吧。某君在叙述了一件事情的原委之后慨然长叹：时势与有些很有胆识和魄力的人永远是那么对立，难道这是某些族群社会政治中的宿命？而书斋学者的“外王”之道难道也总是不得不重蹈轮回的复辙？其时我们的学术视野中还没有“古典学派”与“政治改革”之间的思想谱系和学派人脉，源自古典关怀的“隐秘书写”和“政治疗治”都还没有成为我们可以参照讨论的资源。如果那些人声鼎沸的人与事发生在今天，学者与政治权势的关系恐怕会比当年清晰得多。
2006,12,26夜
（该文载于《南都周刊·生活》2007,2,2, No94,题目改为《从书斋走向现实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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