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定一
29年之后的2007年，也是邓小平南方讲话15周年、邓小平逝世10周年的年份，2月11日，省社科院新农村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乡村发现》执行主编陈文胜，回忆起了他在农村生活的艰辛往事，以及自己在基层从政的那段坎坷岁月。陈文胜说：“我长期从事乡镇基层工作，从乡镇一般工作人员到乡镇党政班子的正副职务，见证了人民公社撤销后农村的一系列变化，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积累了大量的感性认识。”
我们错过了一个重要机遇
“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就是一只好猫。”改革开放初，邓小平以此来激励国民放手去干。任何改革都是在摸索着前进，只要进步就是好的，但前进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不容忽视。陈文胜直言，“改革开放中仍有瑕疵，我们应适当进行必要的反思。”
改革开放初，涌现出的大批乡镇企业，充分利用了农村的劳动力，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陈文胜认为，在上世纪80年代末，政府放活农民发展乡镇企业，短短的几年时间，在国家不给资金、不给人才、自找市场的情况下，洗脚上岸的几千万农民就把乡镇企业发展成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有“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地位，农民发展经济的爆发力令邓小平也惊讶了，连称“没有想到”。同时，乡镇企业的发展，很多农民掌握了新技术，有的甚至可以与专业人士相比。一时，农民中涌现出了很多能够从事工商业的人才。有了技术，伴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农村发生了两个重大的问题，一个是乡镇企业已经走到了高峰期，另一个是大量的农民不安于现状，开始向往城市生活。
陈文胜坦言，当广大农村普遍出现这一问题的时候，国家没有及时出台可行的政策，反而对当时想进城的农民工采取“堵”的政策，到处设门槛。如今，回过头来看，当时若制定一些有利于农民工进城的政策，如户籍、劳动保障、保险等制度适度放松，国家的经济状况可能比现在还要好，“三农”问题也许没有后来那样严峻。“那时候，我们错过了一个重要的机遇！”
90年代初期，国家为了保护国有企业，使中小企业不与国有企业争资源，出台政策关闭“七小企业”，且大力扶持大中型国有企业，乡镇企业从此走向衰落。陈文胜说，一些数据说明，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反思的案例。改革开放后涌现出来的乡镇企业，在状态最好的时候吸纳的就业人员有1.4－1.7亿人。“其实就是在转变农民的身份，对中国的发展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解决了近2亿人的就业问题。”
陈文胜说，乡镇企业在1993年开始整体衰落。这两个关键点后来给农村带来了很大的后遗症。在要求乡镇企业不与国有企业争资源的同时，国有企业也没能产生很好的效益。若国家当时能够出台一个相关的政策，让国有企业与乡镇企业进行公平竞争，即使国有企业倒了，作为民族工业，还有乡镇企业的存在。
不过，陈文胜认为，新农村建设又一次把“乡镇企业”推上了历史舞台，这是一件好事。
最需要反思的是粮食体制改革
陈文胜表示，90年代以后，最需要反思的是粮食体制改革。
粮食改革指导政策是以政府控制为关键，最后造成粮食价格持续低迷，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大大削弱。当时国家给粮食的补贴全部给了粮食部门，生产粮食的农民得不到任何好处。那时，谁生产的粮食最多谁就亏损最大。所以当年粮食价格持续低迷与这个粮食改革政策的有直接的关系。粮食改革不应该是政府去直接控制，应该用市场的方法去解决。粮食是涉及国家安全的一个产业，又是一个弱势产业，国家确实要进行有效的控制。无论是过去国家对粮食企业直接进行价格补贴，还是今天直接对农民的粮食补贴，虽然都可以缓解一些矛盾，但从根本上讲还是要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进行财政投入，才能在根本上降低农民的生产成本。诸如子女上学、水电路建设，都要农民自己去投入，这就间接增加了粮食的成本。
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就提到了大面积的抛荒。陈文胜在一篇文章中总结为“农业的出路在于抛荒，农民的出路在于进城”。
“为什么这么多人抛荒呢？你不抛荒谁种得越多就亏得越多，同时，你不抛荒国家就不重视你，你就没有办法，农民就用脚来投票：走人。”陈文胜如是说。
大面积抛荒，基层干部反而以罚款来解决问题，当时就有很多的乡镇干部征收过所谓的“抛荒费”。“农民种田到底赚钱了没有？他为什么亏本也要为国家来承担粮食安全问题，这就是不公平的，违背了常理。”陈文胜当年在参加乡镇干部会议时语惊四座。
对农村改革的观察
“财政包干也是一项重大决策，这个改革的方向是对的，但是缺乏一些配套措施。”陈文胜说，财政包干必须要有配套措施，沿海发达地区财力足，能够为农民提供公共产品，但内地农业地区就办不到。特别是取消农业税，粮食价格又这么低迷的时候，基层政府就没有办法来保证这些公共产品的提供，出现后来的“三农”问题是必然的。
在衡阳县三湖镇，1999年9月，镇政府在收取农民统筹提留和开展计划生育工作时，引发震惊全国的恶性涉农案件，湖南省委以１号文件对“三湖事件”进行了通报批评，９名镇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并有３名干部被追究刑事责任。陈文胜就是在案发后调到三湖镇任职的。
回顾“三湖事件”，陈文胜认为，干部粗暴的工作作风和操之过急的工作方法，固然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要因素，但暴露出来的深层次问题同样不可忽视。在90年代，国家对农村公共设施的投入不断下降，农民负担因此居高不下。
三湖镇有一个村调整产业结构，全部种李树。当年李子大丰收了，却只能卖到8分钱一斤，就是所有的力资费和李子不要钱，8分钱的价格远远不足以支付拉到城里的运费，李子就全部在山里烂掉了。就算这样，人平近200元的农业税还是要交，农民就难以承受了。当农民的生存发生危机时，干群关系由此被激化。当年三湖镇的农业税收是120万元，一个月只收了3000多元。收不到税收，县财政把乡镇干部的工资都抵押到税收里面去了。所以矛盾就这样一触既发。
陈文胜说，从选举制度的改革上看，数亿农民从鼓掌表决，到举手表决，再到投票表决，实现了一次次质的飞跃。这能不说明是中国政治文明的一个伟大进步吗？改革虽有反复，但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机制一旦建立，必有连锁反应，潮流一旦形成，谁也无法阻拦。
“在当前，尽管普遍认为‘三农’问题依然突出，但农民不仅有了更多的道德地位，而且在中国历史上处于最好的时期，农村社会体制的变革和创新具有了更多更好的机遇。我对前景充满信心。”陈文胜在访问香港中文大学作学术报告回答提问时如是说。
(稿源：湘声报)
29年之后的2007年，也是邓小平南方讲话15周年、邓小平逝世10周年的年份，2月11日，省社科院新农村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乡村发现》执行主编陈文胜，回忆起了他在农村生活的艰辛往事，以及自己在基层从政的那段坎坷岁月。陈文胜说：“我长期从事乡镇基层工作，从乡镇一般工作人员到乡镇党政班子的正副职务，见证了人民公社撤销后农村的一系列变化，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积累了大量的感性认识。”
我们错过了一个重要机遇
“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就是一只好猫。”改革开放初，邓小平以此来激励国民放手去干。任何改革都是在摸索着前进，只要进步就是好的，但前进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不容忽视。陈文胜直言，“改革开放中仍有瑕疵，我们应适当进行必要的反思。”
改革开放初，涌现出的大批乡镇企业，充分利用了农村的劳动力，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陈文胜认为，在上世纪80年代末，政府放活农民发展乡镇企业，短短的几年时间，在国家不给资金、不给人才、自找市场的情况下，洗脚上岸的几千万农民就把乡镇企业发展成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有“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地位，农民发展经济的爆发力令邓小平也惊讶了，连称“没有想到”。同时，乡镇企业的发展，很多农民掌握了新技术，有的甚至可以与专业人士相比。一时，农民中涌现出了很多能够从事工商业的人才。有了技术，伴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农村发生了两个重大的问题，一个是乡镇企业已经走到了高峰期，另一个是大量的农民不安于现状，开始向往城市生活。
陈文胜坦言，当广大农村普遍出现这一问题的时候，国家没有及时出台可行的政策，反而对当时想进城的农民工采取“堵”的政策，到处设门槛。如今，回过头来看，当时若制定一些有利于农民工进城的政策，如户籍、劳动保障、保险等制度适度放松，国家的经济状况可能比现在还要好，“三农”问题也许没有后来那样严峻。“那时候，我们错过了一个重要的机遇！”
90年代初期，国家为了保护国有企业，使中小企业不与国有企业争资源，出台政策关闭“七小企业”，且大力扶持大中型国有企业，乡镇企业从此走向衰落。陈文胜说，一些数据说明，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反思的案例。改革开放后涌现出来的乡镇企业，在状态最好的时候吸纳的就业人员有1.4－1.7亿人。“其实就是在转变农民的身份，对中国的发展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解决了近2亿人的就业问题。”
陈文胜说，乡镇企业在1993年开始整体衰落。这两个关键点后来给农村带来了很大的后遗症。在要求乡镇企业不与国有企业争资源的同时，国有企业也没能产生很好的效益。若国家当时能够出台一个相关的政策，让国有企业与乡镇企业进行公平竞争，即使国有企业倒了，作为民族工业，还有乡镇企业的存在。
不过，陈文胜认为，新农村建设又一次把“乡镇企业”推上了历史舞台，这是一件好事。
最需要反思的是粮食体制改革
陈文胜表示，90年代以后，最需要反思的是粮食体制改革。
粮食改革指导政策是以政府控制为关键，最后造成粮食价格持续低迷，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大大削弱。当时国家给粮食的补贴全部给了粮食部门，生产粮食的农民得不到任何好处。那时，谁生产的粮食最多谁就亏损最大。所以当年粮食价格持续低迷与这个粮食改革政策的有直接的关系。粮食改革不应该是政府去直接控制，应该用市场的方法去解决。粮食是涉及国家安全的一个产业，又是一个弱势产业，国家确实要进行有效的控制。无论是过去国家对粮食企业直接进行价格补贴，还是今天直接对农民的粮食补贴，虽然都可以缓解一些矛盾，但从根本上讲还是要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进行财政投入，才能在根本上降低农民的生产成本。诸如子女上学、水电路建设，都要农民自己去投入，这就间接增加了粮食的成本。
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就提到了大面积的抛荒。陈文胜在一篇文章中总结为“农业的出路在于抛荒，农民的出路在于进城”。
“为什么这么多人抛荒呢？你不抛荒谁种得越多就亏得越多，同时，你不抛荒国家就不重视你，你就没有办法，农民就用脚来投票：走人。”陈文胜如是说。
大面积抛荒，基层干部反而以罚款来解决问题，当时就有很多的乡镇干部征收过所谓的“抛荒费”。“农民种田到底赚钱了没有？他为什么亏本也要为国家来承担粮食安全问题，这就是不公平的，违背了常理。”陈文胜当年在参加乡镇干部会议时语惊四座。
对农村改革的观察
“财政包干也是一项重大决策，这个改革的方向是对的，但是缺乏一些配套措施。”陈文胜说，财政包干必须要有配套措施，沿海发达地区财力足，能够为农民提供公共产品，但内地农业地区就办不到。特别是取消农业税，粮食价格又这么低迷的时候，基层政府就没有办法来保证这些公共产品的提供，出现后来的“三农”问题是必然的。
在衡阳县三湖镇，1999年9月，镇政府在收取农民统筹提留和开展计划生育工作时，引发震惊全国的恶性涉农案件，湖南省委以１号文件对“三湖事件”进行了通报批评，９名镇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并有３名干部被追究刑事责任。陈文胜就是在案发后调到三湖镇任职的。
回顾“三湖事件”，陈文胜认为，干部粗暴的工作作风和操之过急的工作方法，固然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要因素，但暴露出来的深层次问题同样不可忽视。在90年代，国家对农村公共设施的投入不断下降，农民负担因此居高不下。
三湖镇有一个村调整产业结构，全部种李树。当年李子大丰收了，却只能卖到8分钱一斤，就是所有的力资费和李子不要钱，8分钱的价格远远不足以支付拉到城里的运费，李子就全部在山里烂掉了。就算这样，人平近200元的农业税还是要交，农民就难以承受了。当农民的生存发生危机时，干群关系由此被激化。当年三湖镇的农业税收是120万元，一个月只收了3000多元。收不到税收，县财政把乡镇干部的工资都抵押到税收里面去了。所以矛盾就这样一触既发。
陈文胜说，从选举制度的改革上看，数亿农民从鼓掌表决，到举手表决，再到投票表决，实现了一次次质的飞跃。这能不说明是中国政治文明的一个伟大进步吗？改革虽有反复，但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机制一旦建立，必有连锁反应，潮流一旦形成，谁也无法阻拦。
“在当前，尽管普遍认为‘三农’问题依然突出，但农民不仅有了更多的道德地位，而且在中国历史上处于最好的时期，农村社会体制的变革和创新具有了更多更好的机遇。我对前景充满信心。”陈文胜在访问香港中文大学作学术报告回答提问时如是说。
(稿源：湘声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