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读”是指人们与它种文化接触时很难摆脱的自身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往往只能按照自己所熟悉的一切来理解别人。。
在中西文化、文学交流中误读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在西方文学中，从中世纪的但丁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薄加丘、莎士比亚，从18世纪的歌德到19世纪的雪莱，以至到20世纪的卡夫卡。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从陶渊明到李白都是典型的例子。在某种意义上，越是被不断误解、曲解的作家、作品往往越是内涵丰富、深邃或复杂的，也是越有价值和生命力的。
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当两种文化接触时，就不可避免地产生误读。如果把文化看作文本，在阅读异文化时很难避免误解，人们总是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另一种文化。他原有的“视域”决定了他的“不见”和“洞见”，决定了他对另一种文化如何选择，如何切割，然后，又决定了他如何解释。因此，我们既不能要求外国人像中国人一样理解外国文化，更不能将一切误读都斥之为“不懂”、“歪曲”、“要不得”。其次，误读不仅难于避免，而且在文化发展过程中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以茅盾当年对尼采的误读为例，茅盾对尼采的许多学说都有自己的看法。例如尼采提出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是向往权利，而不是求生。按当时德国某些人的理解，这就意味着：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们，应该并无任何良心的悲怜。茅盾的解读却是：“唯其人类是有这‘向权利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若只是求生，则如猪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作为德意志强大帝国的一员，尼采强调的“向权利”，显然是指占欲和征服，作为弱国的一员茅盾，却从反占领，反征服的角度来解读他，并达到了认同。这样的误读，显然一方面丰富了主体文化，另一方面又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扩展了客体文化的应用范围和解读方式。在谈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我们显然不能不谈到尼采。在全面讨论和总结尼采思想时，如果忽略他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和如何被误解，尼采研究也是不完整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文化误读都会产生积极作用。相反，有时误读会造成相当严重的后果。20年代初，梁启超曾到欧洲游学，亲自体察了欧洲文化现状。回来后，写了一本《欧游心影录》说是西方濒临严重精神危机。几乎是朝不保夕，因此，大声疾呼，要以中国的“精神文明”去拯救西方的“物资疲惫”。结果是并未拯救别人，倒是国内崇奉国粹，热心复古的浪朝大大盛行起来，延缓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进程。
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外国文学作品在翻译、介绍、传播接受中由于受中西文化的影响也存在误读，曲解。有人说，一百个演员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这句话套在文学翻译上也同样合适：一百个译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由于经过译者的再创造，原文中同一个文学形象，在不同译者的笔下，演变成了各个不同的艺术形象。《哈姆雷特》在中国已有了朱生豪、卞之琳、孙大雨等好几种译本，在这些译本里，翻译家们实际上重新创造了形形色色的中国哈姆雷特形象。他们与莎士比亚原作中的那个哈姆雷特相比，既相似，又不尽相同。他们各自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他们中谁最接近莎士比亚塑造的“那一个”呢？谁最能为中国读者所接受呢？通过对译作与原作，译作与译作的比较研究，人们就能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法国比较文学家艾田伯指出：“翻译的比较研究能使我们从深度上识破诗人的艺术奥秘。使我们发现在翻译中什么东西在一种语言中失落了，而在另一种语言中中得到了保存。有时，有时，译作也会有助于人们对再作的理解，或者由于译作比原作更出色，结果背叛了原作。据说，歌德在读了涅瓦尔的《浮士德》译作后才完全明白了他写进这部作品里的全部内容。
薛范翻译《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一定是夏天的晚上。因为那里的天气冷，冬天的温度是零下二、三十度，俄罗斯有一种白夜现象，莫斯科夏天没有长夜只有短夜。《三套车》姑娘变成了老马。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俄语读起来是很容易的，但理解起来很困难。语法顺序也不同。她oHa（俄语）、他oH（俄语），他这首歌马和女人都读oHa，作者翻译时就错了。
在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接受中，误读、曲解最突出的例子小说家是鲁迅，剧作家是曹禺。以下以曹禺为例。
在中国现代戏剧界，曹禺具有崇高的威望，他是天才的戏剧大师。他的戏剧博大精深，有丰富的内涵，他把巨大的阅读和想象空间留给了读者。他的戏剧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的观众和研究者，改编者。然而，他的剧作在接受中伴随着那么多的误读和批判。以他的剧作《雷雨》、，《日出》、《原野》为例进行比较。
《雷雨》是曹禺的第一个剧本，也是他的成名之作，当时他只是23岁的大学生。读者对他写作主题的理解从开始到经历了漫长的年代后的理解是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就是作者本人成名后谈到创作过程、创作经验时，对自己当初作品的解释和后来的解释也是前后不一致的。《雷雨》的写作是一篇简短的书信，后来，搬上舞台。公演前，曹禺阐述写作意图时说：“我写的是一首诗……决非社会问题剧。”当时，作者的创作情境和作品实际①是一种感情宣泄。②表示宇宙残忍，人世间的冷酷。然而，剧作家的主观意图与表现是一回事，观众的接受又是一回事。它的开演，导演和观众几乎没有把它当作“一首诗”而是作为社会问题剧，作为家庭斗争阶级斗争剧。以后所有的演出和剧本出版都删去序幕和尾声。直到80年代后才恢复。对此，曹禺颇为不满，认为是对作品的“支解”。尽管有误解，但没有影响到《雷雨》的客观效果。它的演出获得了成功，引起了轰动。因为它有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牵肠挂肚的命运跌宕动人心魄的悲剧力。
《日出》是曹禺的第二个剧本，和《雷雨》一样优秀。《日出》比《雷雨》明朗些，现实些，在接受中比《雷雨》的误解少些，但它的写作心境与《雷雨》是一脉相承的。对《日出》的误解主要体现在对第三幕的看法。导演和批评家几乎一致认为它在结构上有游离，不好演。于是，从首次演出就吧第三幕删掉了。以后多次演出都如此，直到解放后。曹禺对此感到遗憾。他在《日出》跋中为第三幕被“枪毙”不平，他说是“挖心”较之斩头截尾的《雷雨》更令人难以接受，实在残忍。由于第三幕的遭遇，他自己担任导演亲自组织剧校学生排演，以后，他一直坚持自己的看法。
1937年发表的《原野》是曹禺的第三个剧本。观众的接受和评价及低，从剧本问世到演出都没有引起反应，被评论家判为失败作品否定了。解放后30年销声匿迹，对它的演出、研究出现大片空白地带。被否定的原因和特定的时代环境形成的文学观念，文学评价标准有关。当时，人们的思想陈旧僵化。改革开放后，人们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对《原野》的接受跨越了30年的空白地带，走向一片新天地，从无人问津到倍受青睐。新时期对《原野》的接受不在学术界而在演出界。研究者对《原野》进行了重新审视和评价，从原来的“最失败”到“基本成功”再到“丝毫不逊色于《雷雨》、《日出》”
对曹禺的三大悲剧的接受，60多年来走过了一条从误读、曲解到理解接受的过程。原因是受时代的、社会的、政治的、精神的、时尚的影响。曹禺的戏剧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解读它、理解它，将会给我们多方面的启示，它是无价之宝。
外国人读中国文学作品同样存在误读现象。如：西方读者读《红楼梦》，理解为贾宝哦与玉和林黛玉真心相爱，情真意切，家里又有钱，为什么不私奔？外国人不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的封建礼教束缚着人民的思想。私奔会被抓回来的，回使生活变得生不如死。西方人读《射雕英雄传》读出的结论是：书里写了4个高傲者，一个痴呆儿，还有一个弱智。
总之，中西文化、文学交流中的误读是难以避免的。从历史来看，这种误读常是促进双方文化发展的契机，因为恒守同一的误读，其结果必然是僵化和封闭。随着全球信息社会的来临，各种文化体系的接触日益频繁，中西文化传通将在21世纪进入一个崭新的繁荣阶段，在这种频繁而复杂的交流中正确对待中西文化误读将是一个会引起更大关注和值得深入讨论的重大问题。
2006年6月24日星期六 于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