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邓小平离开这个世界整整10年了。有关记载他光辉人生的资料可以说是浩如烟海，本人在此就不画蛇添足了。只说点记忆中和邓公有关的真实事。
我出生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记得一天下午，一支游行队伍高举着毛主席、华主席的头像和红色标语，敲着锣，打着鼓从我家门口走过。他们高声呼着口号，内容我记得清清楚楚，那就是：打倒邓小平，拥护毛主席！我当时年幼不谙世事，就问一位邻居大叔邓小平是何人？不知是大人不屑理我这个毛孩子，还是农民说话欠考虑，那位大叔就扔给我一句话：邓小平是坏人。所以，在我最初的记忆中，邓小平是个“坏人”。大约又过了两三年，又一支游行队伍从我家门口走过，还是原来那个阵势，只是队伍呼的口号内容改了：欢庆邓小平同志上台！已长几岁的我不禁又去问母亲，“坏人”怎么又上台了？母亲先是瞪我一眼，然后厉声呵斥让我闭嘴，还特别叮嘱我：邓小平是好人，并且是和毛主席一样的好人！所以，“邓小平是好人”的概念重新占据了我的头脑。
从早年小平同志“好坏转换”的情况看，当时的普通老百姓基本上没有个人思维，他们的想法完全是政治指定，政治让你爱谁你就爱谁，政治让你恨谁你就恨谁，个人没有表达爱憎的权力。可以说当时的人是白长着一颗脑袋，他们大脑不是用来思考的，而是被迫接受强势思想的。这让后人充分看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强大力量，不仅让人的思想不敢乱越雷池，也让中国人的创新思维能力倒退了几十年。
二
“小平是好人”的概念支撑着我走过了童年，走进了学堂。可有一天，又听到村上的老支书骂邓小平。那位老支书曾在村上风光无比，由于他是贫下中农出身，根正苗红，在早年打倒地主恶霸运动中冲风陷阵，颇受上级政府和领导的喜爱，所以就赋予了其在村上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当年站在村东跺一脚，村西就鸡飞狗上墙，村上无论大人小孩儿一听到老支书的名字，就吓得浑身直打颤。我记得小时一不听话，母亲就会拿“李支书来了”吓我！邓小平再度上台后，推行干部“年轻化”，这位老支书不得不离开了座了近三十年的支书宝座。下来后的他，也许是想到自己也没几年活头了，就口无遮拦，动不动就骂邓小平，特别是遭人冷落时更是骂不绝声，每每骂完，还不忘说一句：毛主席要活着该多好？
与老支书对着干的是邻居聂大伯。聂大伯是富农出身，因而早些年没少挨老支书的批斗。我上小二年级那年（一九七九年），聂大伯的大儿子考上了大学。用乡下人的话讲就是，以后可以吃“国家粮”了，再不用回村上背大粪，抡大锄了。聂大伯逢人就讲“邓小平是好人，要不是邓小平摘掉他们家地主富农的帽子，他还不知道要受罪到何年何月？要不是“邓主席”恢复高考，他儿子永远别想出人头地。在我的记忆中，类似聂大伯想法的人当时占主流，并且还敢于在公开场所表明个人的态度。每当老支书骂邓小平时，就会遭到许多人反对甚至是谩骂，村上人好象要把压抑了几十年的情绪全部发泄给老支书。老支书终于不敢在人前骂邓小平了，最终在极度抑郁中离开了人世。
从老支书和聂大伯二人对小平的不同态度看，是因改革改了不同人的命运。每一次变革，要就意味着要来一次新一轮利益调整，利益调整自然是“有人欢喜有人忧”。二人不同的命运和结局说明一个问题，仅满足个别人利益的变革必定是失败的变革，而满足大多数人利益的变革才是成功的变革。
邓小平离开这个世界整整10年了。有关记载他光辉人生的资料可以说是浩如烟海，本人在此就不画蛇添足了。只说点记忆中和邓公有关的真实事。
我出生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记得一天下午，一支游行队伍高举着毛主席、华主席的头像和红色标语，敲着锣，打着鼓从我家门口走过。他们高声呼着口号，内容我记得清清楚楚，那就是：打倒邓小平，拥护毛主席！我当时年幼不谙世事，就问一位邻居大叔邓小平是何人？不知是大人不屑理我这个毛孩子，还是农民说话欠考虑，那位大叔就扔给我一句话：邓小平是坏人。所以，在我最初的记忆中，邓小平是个“坏人”。大约又过了两三年，又一支游行队伍从我家门口走过，还是原来那个阵势，只是队伍呼的口号内容改了：欢庆邓小平同志上台！已长几岁的我不禁又去问母亲，“坏人”怎么又上台了？母亲先是瞪我一眼，然后厉声呵斥让我闭嘴，还特别叮嘱我：邓小平是好人，并且是和毛主席一样的好人！所以，“邓小平是好人”的概念重新占据了我的头脑。
从早年小平同志“好坏转换”的情况看，当时的普通老百姓基本上没有个人思维，他们的想法完全是政治指定，政治让你爱谁你就爱谁，政治让你恨谁你就恨谁，个人没有表达爱憎的权力。可以说当时的人是白长着一颗脑袋，他们大脑不是用来思考的，而是被迫接受强势思想的。这让后人充分看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强大力量，不仅让人的思想不敢乱越雷池，也让中国人的创新思维能力倒退了几十年。
二
“小平是好人”的概念支撑着我走过了童年，走进了学堂。可有一天，又听到村上的老支书骂邓小平。那位老支书曾在村上风光无比，由于他是贫下中农出身，根正苗红，在早年打倒地主恶霸运动中冲风陷阵，颇受上级政府和领导的喜爱，所以就赋予了其在村上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当年站在村东跺一脚，村西就鸡飞狗上墙，村上无论大人小孩儿一听到老支书的名字，就吓得浑身直打颤。我记得小时一不听话，母亲就会拿“李支书来了”吓我！邓小平再度上台后，推行干部“年轻化”，这位老支书不得不离开了座了近三十年的支书宝座。下来后的他，也许是想到自己也没几年活头了，就口无遮拦，动不动就骂邓小平，特别是遭人冷落时更是骂不绝声，每每骂完，还不忘说一句：毛主席要活着该多好？
与老支书对着干的是邻居聂大伯。聂大伯是富农出身，因而早些年没少挨老支书的批斗。我上小二年级那年（一九七九年），聂大伯的大儿子考上了大学。用乡下人的话讲就是，以后可以吃“国家粮”了，再不用回村上背大粪，抡大锄了。聂大伯逢人就讲“邓小平是好人，要不是邓小平摘掉他们家地主富农的帽子，他还不知道要受罪到何年何月？要不是“邓主席”恢复高考，他儿子永远别想出人头地。在我的记忆中，类似聂大伯想法的人当时占主流，并且还敢于在公开场所表明个人的态度。每当老支书骂邓小平时，就会遭到许多人反对甚至是谩骂，村上人好象要把压抑了几十年的情绪全部发泄给老支书。老支书终于不敢在人前骂邓小平了，最终在极度抑郁中离开了人世。
从老支书和聂大伯二人对小平的不同态度看，是因改革改了不同人的命运。每一次变革，要就意味着要来一次新一轮利益调整，利益调整自然是“有人欢喜有人忧”。二人不同的命运和结局说明一个问题，仅满足个别人利益的变革必定是失败的变革，而满足大多数人利益的变革才是成功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