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固派以你的改革方案可能是不正确的理由而拒绝实施改革方案是无理狡辩，请问不进行改革试点，何以知道改革新方案是正确的，这种坐待天上掉下馅饼（正确改革新方案）是一种愚腐的行为，这也是中国之所以落后的原因之一
1、如何探索正确经济理论的方法叙述
（1）孙中山提出的“不知亦能行”，“不知更应行”的主张是我们探索经济理论的一种方法
孙中山先生在认识论上，提出“知难行易”学说，认为“人类之进步，皆发轫于不知而行者，此自然之理则”。主张“不知亦能行”，“不知更应行”，“行其所以不知而致其所知”，反对“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思想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孙中山先生的的这种认识论主张对于我们探索经济理论有很好的启发意义。
我认为一种经济理论产生前人们并不知道，人的认识提高总有个过程，不可能什么都知道后来将产生什么样的理论和新理论的效果如何。正是由于如此，孙中山先生的这种“不知更应行”的探索实践的主张，是我们探索正确经济理论的一种方法。
（2）毛泽东的实践论，即实践——认识——修正——再实践——再认识是探索经济理论的有效方法，它比孙中山先生“不知更应行”多了“多次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过程”因此毛泽东的实践论则比孙中山先生“不知更应行”的知难行易学说前进了一大步
毛泽东认为，人类历史活动，绝不是先有什么正确的真理，然后才去实践。相反为了探索真理，我们必须去实践，在实践中提高认识，认识提高后要对我们原来的实践理论进行修正，毛泽东的实践论就是“实践——认识——修正——再实践——再认识……”的无限认识过程。
因此毛泽东的实践论比起孙中山先生的“不知更应行”又大大前进了一大步。
我认为在探索经济理论方面我们必须坚持毛泽东实践论的主张和认识。
（3）我对探索客观真理及正确经济理论的观点
Ⅰ、人类凭什么去实践呢？人类之所以不可能去搞海底捞月的实践，这是因为他如去实践便违背了自然界的基本公理。人类之所以要搞制造飞机的实践，这也是根据大自然鸟能飞的这一公理去实践的
孙中山提出“不知更应行”的主张，那么人类凭什么要去实践呢？人类之所以不可能去搞海底捞月的实践，这是因为他如去实践便违背了自然界的基本公理。人类之所以要搞制造飞机的实践，这也是根据大自然鸟能飞的这一公理去实践的。所以人类追求的目标是人类去实践的动力，而人世间及自然界的已知的公理便是我们实践的理论依据。
Ⅱ、人类经过无数次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后，便产生了很多的自然法则和了解了很多公理，复杂思维的实践前主张便可以根据象逻辑几何证明那样求证出很多理论，这种实践前的主张便是人类从事新实践的准备工作
人类在反反复复的无数次的实践中便了解很多自然界及人世间的很多的自然法则和公理，因此复杂思维的实践前主张首先便有了依据以前的实践结果所了解的很多公理来判断今后的实践如何。我认为真理如何，即理论主张如何，人类是可以预先通过很多公理的推导得出来的，虽然我们不能保证所推导的结论一定正确，但是只有经过推导的理论其正确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了，这样可以避免我们毫无目的实践和不必要的实践活动，以便节省时间更多地去用于有目的主张的实践，从而为人类自己创造价值，也为社会和国家创造价值。
Ⅲ、突破常识观念，一般都是先有理论后设课题，而不是先有课题后有理论，因为提出突破常规观念的人常常会遭受誉论等各方面的打击，提出设立课题这是别人很难能接受的
——从实践上说：“ 先有原子弹理论，而后才有创造原子弹的实践 。”“ 先有振兴区域经济通用方法的理论，而后才设立振兴区域经济通用方法的课题和实践 。”这种说法的原因在于这些违背人们常识观念的课题是组织领导人无法接受的
我认为一些突破常识的观念，一般都是先要有理论才行，比如原子弹理论，一个小小的弹能产生这么大威力的爆炸，我认为没有理论，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接受的。因此爱因斯坦等人有了原子弹爆炸的理论后，然后取得同行人的同意后才去动员罗斯福总统设立课题搞原子弹制造。
因此我认为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在理论上要有大的突破才行，只有在理论进行大的突破，这样才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的探索。
2、实践是检验经济理论的有效标准
我认为一个人的经济理论是否正确，关键在于看它实施的效果如何，如果效果好，那么这种经济理论或经济模式是可行的，如果一套经济理论导致人们没饭吃，或吃不饱；甚至导致国家面临经济崩溃，那么这种经济理论就是坏的模式，应该在实践中废弃它。
如果实施效果不好，那么即使张春桥的共产主义理论还是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型或者是“哈佛500天计划”全应该抛弃它。用鲁讯的一句话是：管它是什么“天球河图、百宋千元、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应该踏倒它。”
总之、实践是检验经济理论的有效标准。
3、如何进行经济理论的实践
——在现实中，我们偶而或者说在某一个时期经常碰到进行错误经济理论的实践，但即使错误的经济理论，我们也必须进行正确实践的做法，而不应搞错误的理论进行错误的实践。从现实上说，错误理论进行错误实践有时会带来巨大的灾难，甚到导致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状态，这是一种祸国殃民的行为
（1）经济理论进行错误实践的实例分析
经济理论进行错误实践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是枚不胜举的，现举如下几例：
例 1、毛泽东对“科学共产主义经济理论”的错误实践
一、“科学共产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实践结果——导致中国经济重大挫折
毛泽东根据“科学共产主义经济理论”，在1958年，为了建构一种理想社会制度而进行“制度创新”，于是建立了人民公社，发动了大跃进，其最终结果是中国经济遭遇重大挫折。
二、为什么说毛泽东对“科学共产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进行了错误实践
1、还没实践就下结论，1958年8月中央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就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
1958年，中国似乎已经到达了建立共产主义新制度的前沿：“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探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6年以后，党回到了现实主义的认识上。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的看法改变为：“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100年到几百年的时间。”
2、还没试点就全面推广，这是对经济理论进行错误实践的一个重要表现
毛泽东发起的大跃进，是全民发动，也没有经过那一个地方的试点。象这种试点法的风险是很大的，成功也许能带来利益，失败的话，那就必将导致全国性的灾难。
例 2、王安石旨在“富国强兵”的青苗法（农民向政府借贷）理论的错误实践
一、青苗法介绍
早在宋仁宗在位期间，陕西转运使李参于当地百姓缺少钱、粮之际，让他们自己估计当年谷麦产量，先向官府借钱，谷熟后还官、称“青苗钱”。几年后军粮经常有余。王安石、吕惠卿等据此经验，于熙宁二年九月由制置三司条例司颁布青苗法。规定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所积存的一千五百万贯石以上的钱谷为本，其存粮遇粮价则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贱，即以较市价增贵收购。其所积现钱，在每年的正二月和五六月，即需要播种和青黄不接之际，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借贷者、每五户或十户结成一保，由第三等以上户充当“甲头”；客户贷款，须与主户合保。借贷数目依户等高下分为五百文。贷款可以适中粮价折算，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二分或三分归还谷物或现钱。重灾区允许延期归还。
推行青苗法的目的，是要使农民在耕种、收获时节不至缺乏种粮、不至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因而可以：赴时趋事“。跟高利贷加倍利息相比，青苗法取息二分或三分应当说是比较轻的。农民贷青苗钱，朝廷也从中获得大量利息。
二、为什么说王安石在推行青苗法理论时进行了错误实践
当年宋神宗任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一心依靠他来变法立制时，后者已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士大夫大多以为只要王安石登台执政，“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但是，自新法公布自之时起，王安石就遭遇同僚的反对、各种贬抑批评甚嚣尘上。连此前荐过他的文彦博、欧阳修、司马光、吕公望等前辈也成了他的对头。我们不能把他们一概视为保守派，他们其实都有改革的迫切愿望，只是无法赞同王安石的主张和措施；同庆历新政不同，反对范仲淹的多为当时的所谓小人，而反对王安石的则大多是当时的君子。我认为之所以新法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多人的反对。主要是王安石在推行新法中进行了错误的实践，现举王安石在推行青苗法时的错误实践进行说明。
为什么说王安石在推行青苗法理论时进行了错误实践呢？
王安石在推行青苗法理论时进行了错误实践，我认为理由有以下几条：
1、注重陕西转运使清官李参“人治”取得的经验，而忽视了在全国推广时需要“法治”管理手段才行
宋仁宗在位期间，陕西转运使李参于当地百姓缺少钱、粮之际，让他们自己估计当年谷麦产量，先向官府借钱，谷熟后还官、称“青苗钱”。几年后军粮经常有余。我认为清官容易取得好的经验和做法。
但是清官之经验是否能在全国广大地区推行呢？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全国广大地区没有那么多清官。所以这是青苗法能否推行时必须要跨过的一道门槛。王安石没有对青苗法对能否迈过这道门槛没有作过仔细的推敲，就大面积在全国进行推广，这是他推行青苗法的一大错误。
王安石看重法的本身，而不注意推行新法之人是什么样的人品。他的各项措施，就难免因推行不得其人而走样变形，失去立法之初的本意，作为新法中的荦荦大者的青苗法，恰恰又是遭受反对最激烈的一项政策；这主要是没有做好推广中的法治工作。
我认为范仲淹搞的庆历新政的变法，是先从开始整治吏治开始较为妥当。但是即使吏治整顿得再好，我认为还必须建立一系列的法治手段才行。
总之、青苗法取得人治的经验能否推广必须做好推广需要法治管理手段才行，所以说这是王安石进行错误实践的一个方面。
2、对青苗法推行出现的各种问题，申请贷款、调查申请者的实情、提供贷款的保证、到期不能还款的处置方式等都没有明确说法，不解决试点出现的问题是理论进行错误实践的一个主要表现
当时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反对王安石的青苗法呢？
我认为反对的意见并非出于个人的私怨，而是立足于实际的执行情况。
不少州县以多散为功，强迫有钱不愿借贷的人借青苗钱，以多收利息；而对于穷苦百姓急需贷款的反不允许，怕他们日后还不出本息；有些州县官吏，将整数交给若干农民，也不问他们愿借与否，只责成他们彼此保证，秋后连本带利归还。更有甚者，末贷款于民间而向后者索取无中生有的本金和本息。有此县缺乏仓储，在一体贷款追息的要求之下，虽末贷款，县令也不得不在田赋上追加，以抵应向上级缴付的利息。
时人对此有过概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还为扰民。”这种吏缘为奸、法不能禁的情形，在别的政策施行过程中同样不能避免。
这主要是对青苗法推行出现的各种问题，如申请贷款、调查申请者的实情、提供贷款的保证、到期不能还款的处置方式等都没有明确说法。我认为不解决试点出现的问题是理论进行错误实践的一个主要表现。
3、王安石刚愎自用、听不进别人意见，文彦博、欧阳修、司马光、程颢等均为一时俊彦，有意见分歧，理应同他们共同切磋，以完善新政，但他性情执拗，一意孤行
王安石刚愎自用、听不进别人意见，也是他不得人心的一个因素。文彦博、欧阳修、司马光、程颢等均为一时俊彦，有意见分歧，理应同他们共同切磋，以完善新政；但他性情执拗，一意孤行，自视清高。他有“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惜”主张，从这一点上来说他坚持真理是对的，但是没有善于听取不同的合理化建议。
有农民为避保甲截指断腕、王安石认为这是受到小人蛊惑；有农民拦宰相马器诉助役钱，王安石认为“情伪”、不可姑息，“若纵之使妄经省台，鸣鼓邀驾，恃众侥幸，则非所以为政。”华山崩裂，有人说是天罚新法；王安石以牙还牙：“华山之变，殆天意为小人发。”固执己见的王安石变法之际遇到的偏偏又是“乾纲独断”的神宗皇帝，两人一拍即合；后者不像仁宗那样比较温和，朝臣反对就不再坚持。王安石变法引起满朝重臣反对；神宗皇帝不顾这些，一意孤行，使新法各项措施彻底失去可行性论述和审核的机会。
4、不对小范围内实施成效作长时间的观察，不对大小范围差异作缜密的考虑，采取了简单推行的做法
王安石过于性急，一旦某一项措施在一时一地有了点成效后就迫不急待在更大范围内推行。不对小范围差异作缜密的考虑，作长时间的观察，这样简单推行的做法非常危险。
因此这也是王安石推行青苗法进行错误实践的一个表现。
（2）经济理论研究及如何进行正确实践的几点意见
Ⅰ、坚持让理论要付诸于实践来探求真理的科学精神
——拒绝让理论付诸实践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祸国殃民的行为
理论为什么一定要付诸于实践呢？
这是因为理论首先要得到专家的认可，而认可的理论本身有重大价值所在，因此理论居然具有预期重大价值，我们没有理由不让这种理论不付诸于实践，因此我们要坚持让理论付诸于实践来探求真理的科学精神。
应该来说不让理论付诸于实践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祸国殃民的行为。
慈禧太后不重视康有为的维新变法理论，结果搞得清朝不能从任人宰割中得到自拨。
所以说不重视经济理论的研究和实践，的的确确是对人民的犯罪行为。
诺贝尔经济学奖之所以对经济理论进行重奖，其目的在于让理论为人类作出贡献。
正因如此，我们务必坚持让理论要付诸于实践来探求真理的科学精神。
Ⅱ、即使我们已在实行一套正确的理论，我们仍然必须付学费要研究其它或更好的经济理论，研究经济理论要付研究费，实践新理论也要实践费，我们必须在开支中要有这一项内容，就好象企业要有一定经费用于开发新产品一样
我认为即使我们已在实行一套正确的理论，但是我们仍然必须付学费要研究其它或更好的经济理论。
因为世界上至今还没有形成这种完美无缺的真理，正是由于如此，我们必须研究能产生重大经济效果的经济理论。
我们追求一种理论，并不一定认定它是抽象的绝对真理，而是仅仅是因为它对我们追求的目标会带来好的实效。
一个德国，人口只这么一点，国土面积不到法国的三分之二，但它却成为欧州第一大经济实体，世界第三大经济实体。我认为这是德国人实施很多正确理论的结果，尤其是实施政治方面的理论。
经济理论研究不能只单纯地从经济研究到经济终止，经济研究这篇文章的功夫要做在诗外，而不是做在诗内。
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经济理论及其与经济密切相关的政治、法律等方面的研究。
研究经济理论要付研究费，实践新理论也要实践费，我们必须在开支中要有这一项内容，就好象企业要有一定经费用于开发新产品一样。
Ⅲ、实践前可以预计理论实践产生重大价值，也可以抱着理论产生巨大效果的期望，但是必须注重新理论的的实践效果如何
我认为一种理论如何，我们在实践前可以预计理论实践产生重大价值，也可以抱着理论产生巨大效果的期望。但是不管什么理论，都要看它实施后的效果如何，如果一种理论，实施后产生不了效果，反而产生不好的效果，我认为就应该废弃它。
Ⅳ、必须坚持不同理论、新旧理论的比较实践效果
我认为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论点，固然有可取之处。
但是谁是好猫，我们还要赛一赛比一比，我们不能只是要求某一种理论是成功，有实效就行了。我认为新旧理论、不同理论都要在实践中比较它们的实践效果，以作为我们取舍之用。如果B理论的实践效果远大于A理论，那么我们就在实际全面推广中推行A理论。
因此务必要对不同理论进行实践结果的效果比较。
Ⅴ、坚持新理论的试点制度能防止新理论盲目推广所造成的实践不良效果和产生后遗症问题
毛泽东对新理论人民公社还没坚持试点即来个大跃进，全面推行人民公社制度，从而导致了我国经济一糟，并到了国民经济的崩溃边缘。刘少奇在城楼上对邓子恢说：人民公社祸国殃民呵！
中国的土地承包经营上下一条线全面推行，却与人民公社的推行来了个完全不同的做法：即坚持试点精神，其实这个点也不是中央布置了，而是小岗村几位村民在穷得没办法的情况下，冒着被杀头的危险搞出来的大包干制度。这个“大包干”通过这一个点取得成功后，终于取得经济发展的实际成效，因此这种新理论制度取得成效后一点带面全面推广总是可以让人能放心。而那种不经过试点就来个大面积盲目推广的做法是错误实践的一个主要表现。
Ⅵ、必须要对新理论实施的人进行研究，事在人为，光谈理论，不考虑实施的人如何是不行的，不同人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实践效果，比如一杆枪有的人打得很准，有的人老是打不到主要点上的道理是一样的
我认为必须要对新理论实施的人进行研究，为什么有的公有制企业搞得很好，而有的公有制企业就不行呢？
我认为这主要是人的问题。
有的人当上公有制企业后一心想着为自己谋利，而有的人当上公有制企业后，一心想着把企业搞好，所以这两种明显不同的行为必然产生不同的效果。
我认为事在人为，光谈理论，不考虑实施的人如何是不行的，不同人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实践的效果，比如一杆枪有的人打得很准，有的人老是打不到主要点上的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对经济理论如何与何人实施都必须加以重点研究。
耿车模式一点带面之所以能成功，主要在于乡党委先解决村干部的任命和安排问题。所以只要把“人的问题”的这篇文章做好了，那么正确的经济理论也容易实施成功，如果人的问题的这篇文章没有做好，我看正确的经济理论在那个地方实施起来也是变味走调或者是不成功的。
Ⅶ、试点时有人治的行为因素在，推广时必须从法治的观念来考虑
一、经济理论试点时为什么有人治的行为因素呢？
1、英雄容易取得试点效果，创造出很好的实践结果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可谓是英雄辈出，因此总有一些人会当英雄，总有一些人具有高尚的人格，他们以公利为自己生存于世上的目的，这种人就是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因此因此经济理论在他们那里试点时能搞出很好的什么经验和模式，也容易取得试点的成果。但是否意味着这种理论就可以推广呢？这还必须要从多方面加以考虑
2、试点时，万众注目，容易激发试点人的良好人治行为
还有一个方面是试点时万众注目，容易激发试点人的良好人治行为，从而也容易取得试点的成功。
二、推广试点成功的经济理论时为什么必须要有法治的观念来考虑
推广经济理论为什么必须从法治的角度来考虑的理由是：
1、每一个人都象英难是不可能的，这是经济理论推广时必须从法治角度认真考虑一个重要因素
因为试点成功带有人治性质，或者说试点成功是由于英雄的行为，那么我认为推广时必须从法治角度来考虑，这是因为每一个人都象英雄那样是不可能的。王安石青苗法理论之所以用试点成功的经验推而广之，而到了全面推广时却是漏洞百出，这主要是全国各地的官吏不可能象试点时那个人的那样的搞法。
这是经济理论推广时必须从法治角度来考虑的一个因素。
2、经过试点的新理论全面推广时由于没有万众注目的状况，所以人们的精神动力不足，不可能大家都会产生良好的人治行为，甚至有些人想捞取“革命胜利的果实”
我认为经过试点的新理论全面推广时由于没有万众注目的状况，所以人们的精神动力不足，不可能大家都会产生良好的人治行为，甚至有些人利用经济理论的试点为自己谋福利。因此试点时必须要从法治的角度对这些问题加以约束。
这是经济理论必须从法治角度所必须考虑的又一个因素
Ⅷ、要有系统论观点正确评价经济理论实践效果，不能只计算到某一方面的实践效果，而忽视了对另一方面的破坏效果
综合考虑经济理论的实践效果很有必要。
为什么延安地区黄龙县的机构改革会失败呢？这主要是他们预先计算到机构改革所取得的成功。结果由于这个机构改革后还存在着很多问题，最后导致了很多后遗症。因而导致了机构改革的最后失败。
公有制企业为什么搞得普天盖地不行呢？因为他虽然考虑了建立公有制企业的人与人的生产关系，但是它忽视了人的创造活力及各人机遇不同会带来的强大的对生产力发展的价值效果。正是由于如此，处于相同发展水平状态的国家和地区，一个国家和地区是把公有制企业搞得普天盖地，而另一个国家和地区是搞私有制，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搞公有制的国家和地区的生产力发展越来越比搞私有制的国家的生产力发展缓慢。
总之，我们要有系统论观点正确评价经济理论实践效果，不能只计算到某一方面的实践效果，而忽视了对另一方面的破坏效果。
4、改革方案有庙十而六算的把握就要付诸实施，让更多的理论付诸实践，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我认为由于正确的经济理论的确能促进国家和地区的较快发展或快速发展，因此开展经济理论的试点很有必要。如果我们的一个有重大价值的改革方案有庙十而六算的把握时，我们就应该把这种改革方案付诸实施，只有让更多更好的理论付诸于实践，我们才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作者：余荣星 QQ号：382163029 固定电话：0757——382163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