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
何谓货币政策独立性？广义言之，一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或自主性（Monetarypolicyindependenceorautonomy）是指一国中央银行在获得独立于政府的地位后既不受政府干预，更不受外国影响而独立地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如果中央银行不具有独立性，那么，它就不可能独立地制定货币政策，至多只能独立地实施由政府“点头”或授意制定的货币政策，即货币政策理论所说的没有制定货币政策目标的独立性，而只有操作货币政策工具的独立性。这是就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国内层面而言的。如果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中央银行仍可以完全根据国内经济金融发展态势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而不受外国经济金融形势的影响，更不受主要工业国家货币当局的影响或左右，那么可以说该国的货币政策具有完全的独立性。这是就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国际层面而言的。其实，国际层面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应包含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上述的货币政策的“绝缘性”或不易受“传染”，即一国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不受外国经济金融态势及他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或“外部效应”（spillovereffectsorexternalities）的冲击和影响而“遗世独立”；显然，在经济全球化或者说经济相互依存度日益提高的今天，货币政策这一层面的独立性已经显著地削弱了，除非一国经济完全封闭地运行。二是货币政策的主权性（monetarypolicysovereignty），即一国有权制定与实施适合本国经济金融发展需要的货币政策，这是一国的主权事宜，不容许外国干涉，如同一国的领土主权一样不容许外国干涉一样。在公正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下，这两个层面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应有本质区别，但在两种情形下，两者是统一的。一是在不公正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下，强国以各种软硬手段威逼弱国或其他国家实施弱国或其他国家不愿意实施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主权性受损，货币政策独立性也被削弱；二是在经济一体化最高阶段的货币联盟下（如欧央行体系），一国自愿承诺放弃货币与货币政策主权，也就意味着放弃了货币政策独立性。
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是指相关国家或经济体因经济相互依存而调整各自的货币政策使相互运作配合得适当。经济学家瓦利奇（H.C.Wallich）将国际协作（collaboration）分为四种形式：协调（coordination）、调和（harmonization）、合作（cooperation）和协商或磋商（consultation）。这四种形式表示各国对经济相互依存程度的认识及愿意采取协调行动的程度，其中“协调”是国际协作的最高形式，指各国意识到经济相互依存度较高而愿意显著地调整本国的政策，这是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最通俗的定义，也适用于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合作”则不及“协调”和“调和”，但强于“协商”，因为“协商”是最低形式的协作，表示相关国家间交换相关信息，或通过论坛或双边对话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而已。经济政策协调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国内经济政策的协调，即人们常说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也就是两者如何松紧有效搭配的问题；二是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经济政策国际协调活动的复兴，相应的理论研究也方兴未艾，尤其是从博弈论的角度研究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最为热门，而且硕果甚丰。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法兰克尔（JeffreyFrankel）认为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同意实施一些合作性的政策调整，合作各方均不希望自行实施政策调整，而是期望共同实施政策组合所取得的效果要优于纳什非合作均衡的情形，因为在这种均衡状态下，各方均以对方的政策为既定条件而制定本国政策。显然，这是从博弈论的角度来定义的。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是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重要组成部分。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究竟要协调什么呢？这里，我们不妨参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R.N.库珀（Richard.N.Cooper）在研究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范畴时所提出的协调对象作一概括：一是协调货币政策目标。库珀指出，可协调的目标可以是共同的目标、竞争性的目标或因经济相互依存而相互关联的目标。从货币政策的角度看，目前大多数西方国家已将维持价格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也就是要稳定货币的国内价值，这是不需协调的，但仍有一些国家如美国继续将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目标，甚至与价格稳定平行，这会给美国与其他主要工业国家间的货币政策协调带来了一定的困难，遗憾的是，这是一个应协调但又难以甚至无法协调的对象。此外，各国货币的对外价值（即汇率）其汇率政策是仍需协调的对象，即在各种汇率制度并存的条件下（西方国家主要是实行浮动汇率制）如何使协调国的货币汇率维持相对稳定，或避免过度波动，或避免采取导致汇率过度波动的经济政策，当然更要避免竞争性货币贬值。这虽是“老生常谈”，但作为历史的经验教训，西方国家是切记不可忘却的。更通俗地说，目标协调需要有关各国为了共同的目标而承担和分担相应而不是过分不切实际的责任，否则，各国如果只想着如何“坐享其成”、“搭便车”，而只指望其他国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到头来只会使协调目标落空。二是协调或交换关于货币政策目标、通货膨胀预测、金融市场发展与结构变化以及货币政策意向等方面的信息。假设各国在协调目标方面已达成一致，但不能没有经常地交换各国在追求实现目标过程中的相关信息，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这一过程中种种不确定因素，纠正错误的判断和及时调整政策选择，共同的目标还是会受损的。交换信息是为了共享信息，知已知彼，共享信息则为了最大程度地改善世界经济运行的环境和增长业绩，最终有益于各国更好地实现各自及共享的政策目标。可以说，交换在所有各种可能情形下各国对相互间货币政策反应的信息相当于为应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进行政策协调。因此，交换信息是动态政策协调过程的不可或缺的部分。不过，要做到这一点也并非易事。各国间的信任程度会起相当重要的作用。三是协调货币政策行动的选择、政策力度与实施时间，这里包括对政策工具的运用（如官方利率调整的时间和幅度等）。这一点的约束性较强，协调起来较为困难，因为受到许多客观条件的制约，如各国的政治气候与周期、所处的经济周期和实行的货币政策框架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比方说，假如协调国的经济周期不同步，则难以要求这些国家实施同步变化的货币政策，最明显的例子是，2004年6月末，为了预防美国经济增长进一步过热，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但欧元区经济正处于不景气阶段，日本正受到通货紧缩的困扰，因此不可能要求或指望欧央行和日本银行也像美联储一样实行紧缩货币政策。不过，在属于同一货币区或货币体系的国家如1999年以前的欧洲货币体系，要求成员国不仅要协调他们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而且要求成员国最好在运用政策工具上也实施协调的政策行动，这是以规则和制度为基础的协调机制的必然要求，不参与协调的国家反而会受到伤害或处于不利地位。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R.I.McKinnon）曾呼吁至少美国、日本和西德的央行要紧密地协调他们的货币政策行动，理由是美、日、德三国的金融资产间存在较高程度的替代性，政策行动不一致会引起三国和外国投机资本的无序流动，从而加剧世界美元市场的动荡。麦金农的观点至今尚未完全过时，只可惜其他国家不会轻易仅为了美元市场的稳定而牺牲本国的经济增长利益，尤其是在经济增长周期不同步时期，更不可能如此行事，加之在全球进入低稳通胀时代后，这方面的必要性也明显减弱了。
货币政策独立性与国际协调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呢？根据三位不可能性原理（theprincipleoftheimpossibletrinity），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经济开放程度（主要是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和汇率制度选择有密切关系。在固定汇率制和资本自由流动条件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明显减弱，甚至丧失，在多边情形下，这可能是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结果；实行货币局（currencyboard）制度这种“超固定汇率制”的经济体（如1991年初~2002年初的阿根廷和目前的香港）必然要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实行盯住汇率制（exchangeratetargeting）货币政策框架的经济体也如此。这是国别货币政策单边和隐性协调的结果；在浮动汇率制和资本不能自由流动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最强，不过，资本不能流动是难以实现的，因此，较现实的情形是浮动汇率制和允许资本不同程度地流动，这样，浮动汇率制下的货币政策独立性也不是充分的。总之，在现实世界里，没有哪个国家实行绝对固定或绝对浮动汇率制，也没有哪个国家允许资本完全绝对无障碍地流动，因此，非货币联盟国家或经济体或强或弱仍拥有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随着各国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以及经济相互依存性的不断增强，各类“溢出效应”或“外部效应”越来越强和迅速传播，受此影响，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会不同程度被削弱或打折扣，或者说受到不同程度的约束。从理论上说，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作为减缓“溢出效应”的强度、减轻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约束和更多地分享经济福利的应对之策应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不过，货币政策独立性与国际协调之间存在着多面性的微妙互动关系，一是在一定条件下，货币政策独立性越强，国际协调的需求越高，浮动汇率制条件下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运行则是这种关系的真实写照；二是从世界货币金融史看，货币政策独立性与国际协调间存在着取舍关系，如在金本位时代和固定汇率制时代，如果一国要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那么，该国只好选择不参加国际金本位制或全球性固定汇率制（如布雷顿森林体系），因为国际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和欧洲货币联盟均是国际协调的产物，而要参与国际协调，必然要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或者说国际调协的结果可能会使中央银行丧失部分独立性或自主性甚至主权。三是一国货币政策独立性还与本国经济中外国硬通货作为其国际和国内交易货币的程度有重要联系，如美元化和欧元化程度越高，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越弱，甚至需以美联储和欧央行的货币政策为本国的货币政策。这也属于国别货币政策单边和隐性协调的结果。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最高境界是建立全球货币大联盟，各国放弃货币主权，全球使用单一货币，由世界中央银行制定世界货币政策，当然，这只是一种空想加幻想。
在经济相互依存性日益提高的今天，尽管怀疑、甚至反对经济政策国际协调必要性仍大有人在，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Feldstein）就极力反对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但支持和赞同的人仍占大多数。争论的焦点不是要不要国际协调，而是如何协调，用什么方式方法协调。纵观人类历史，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制度性协调，布雷顿森林体系就属于这种类型；二是有关国家根据不断变化的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需要，临时地采取一些合作性的灵活政策措施的临时性协调，近二十年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协调则属于这种类型。关于协调方式优劣的争论仍在进行，也难决出胜负。也许，西方国家需要经受更多更大的经济和金融危难才会愿意牺牲一些本国利益而诚心诚意地推进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有道是：“危机时求协调，危机后忘协调”。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前后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沉浮
金本位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以后，正视现实，全球不得不选择美元中心的货币制度。这是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现代性的起点。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仍弥漫、炮声仍隆隆时，以凯恩斯和怀特为首的英美两国的政治金融战略家们便开始谋划如何建立战后的国际经济货币体系。1944年7月在美国的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举行了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有44个国家参加，会议通过了《布雷顿森林协议》，确立了美元按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与黄金挂钩、而其他成员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并可按平价兑换黄金的国际货币体系。当市场汇率波动超过平价的1%时，成员国中央银行有义务通过干预市场的方式稳定汇率；平价变动如超过10%时，需得到基金组织的同意。而美国大多不需要干预市场，而只需维持美元与黄金的价格即可。在这种彻头彻尾的固定汇率制下，从理论上说，美国和其他成员国均丧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美国为了维持美元与黄金的比价，不能随意扩张或收缩货币，其他国家为了维持与美元的固定比率更不能随意扩张或放缩货币，尤其是不能扩张货币供给，否则，他们会丧失美元国际储备，最终将难以维持与美元的固定比率。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是国际社会坚信以金本位制为基础的固定汇率制必然优于浮动汇率制的经济哲学的伟大胜利，更是反映国际社会精英们在深刻反省两次大战期间各国无序的汇率波动及“以邻为壑”政策给人类社会和世界经济体系带来灾难性打击的深刻教训后寻找到的最佳出路，各国牺牲了本国货币政策独立性而成就和换取全球宏观经济金融环境的稳定，这充分体现了国际社会希望通过有效的国际经济政策（主要是货币政策）协调来谋求全球经济金融最大利益的愿意和诚意。这是人类历史上范围最为、影响最深远的国别货币政策的隐性国际协调行动，是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一次伟大实践。应当说，在二战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布雷顿森林体系对促进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稳定的确做出了重要贡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20世纪60年代，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内在的缺陷以及美国宏观经济政策不当，尤其是美国的财政赤字急剧膨胀，美元大幅度贬值，国际市场抛售美元兑换黄金成风，使美元供给量迅速增加，全球价格水平明显上涨，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为了保住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不得不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这意味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了。虽然同年12月，十国集团通过《史密森协议》（SmithsonianAgreement）进行了及时的政策协调，将黄金官价从原来的每盎司35美元提高至38美元，使美元贬值7.89%，并允许汇率波动从平价上下各1%扩大化至2.25%，但美元贬值的压力仍难以消除，1973年2月美元再度贬值，黄金官价再提高至42.22美元。然而，一切企图挽救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努力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西方主要工业国家无奈相继实行了浮动汇率制，久违了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又重新回到各国中央银行的手中。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前，虽然一些国家国内经济失衡时不时出现，但由于主导国别经济政策制定的主流经济理论是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无用论的思想影响较深，因此，政府似乎也或多或少认为丧失货币政策独立性无关紧要。然而，随着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遭到越来越多的麻烦，尤其是财政赤字的膨胀推动通货膨胀明显上涨，并最终导致“滞胀”，许多国家政府才越来越深感丧失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痛苦，国际学术界反对固定汇率制的声音也逐渐增大。因此，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不仅为各国政府对付国内经济问题增加了重要的政策工具，而且更使主张实行浮动汇率制的人“扬眉吐气”，其中最令他们自豪的是浮动汇率制终于恢复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自由身”。不过，也有头脑清醒的经济学家告诫人们浮动汇率制恢复国别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或大大地增强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其实只是一种幻觉。不错，从理论上说，浮动汇率制的确从长期角度看可将外国的通货膨胀拒绝于门外，使中央银行可以随心所欲地确定本国的货币供给量，从而使货币主义理论得以实践。然而，由于汇率在宏观经济中是如此重要的变量，中央银行不可能不顾及货币政策对汇率的影响，汇率的变化对国内通货膨胀的影响并非可“等闲视之”，如汇率贬值尤其是较长期的贬值对国内价格水平的影响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进口越大，汇率波动对国内价格水平的影响就越大和越明显。浮动汇率制的确可增强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但这只是名义货币供应量，事实上，中央银行不可能同样有效地控制实际货币供应量（MS/P）。更为重要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大国货币政策的变化对小国实际利率和汇率水平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甚至大国的财政政策同样可以产生重要的“溢出效应”。有鉴于此，对浮动汇率制“指三道四”的人认为，浮动汇率制的潜在好处被明显夸大了。各国决策者也不得不采取措施避免汇率过度波动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只有在汇率大幅波动对贸易和投资产生重要影响时，各国当权者才倍感固定汇率制对贸易和投资的好处，正如俗话说，只有失去的东西才倍感其珍贵。为了弥补这种缺失，西方国家中的智者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不久便开始考虑如何通过加强国际间经济政策协调的方式来减低各国“各自为政”的政策行为对相互间造成的负面影响，加之1974-1975年间，西方国家经济大多陷入不同程度的经济不景气和衰退，加强经济政策协调的愿意和期待变得更为强烈，于是便出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西方国家经济政策协调的新时代。“危机促协调”再次被证明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1975年11月，在法国北部小镇朗布依埃（Rambouillet）举行了第一次由美国、英国、法国、西德、日本和意大利政府首脑参加的峰会，峰会的目的是试图为新的国际货币体系设计一个可行的框架，这便是后来年度化的七国集团峰会的伊始。峰会初时的主要功能是讨论各国面临的紧迫性经济问题，但并不涉及采取什么经济政策行动，政治功能远大于经济功能。峰会结束时发表的宣言主要是为了增强西方世界对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信心。后来，首脑们才开始讨论经济政策问题，并且于1977年的伦敦峰会上开始讨论政策协调行动，但会后发表的公报里也只有经济增长目标，而不提如何实现共同认可的经济增长目标。1978年7月的波恩峰会是一次相当重要的峰会，因为在这次峰会上，首脑们开始考虑采取政策协调行动了，其中美国与日本和西德达成了一项“交易”，美国同意取消国内所有的油价管制，而日本和西德则同意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刺激国内需求。之后不久，1980~1981年第二次石油危机加速了这种临时性政策协调的需要。值得提及的是，在筹备峰会的过程中，七国集团的财长和央行行长的副手们先期举行各种协调会，随后财长和央行行长举行正式会谈，这已逐渐成为西方国家政策协调的重要机制。1978年后，美国经济失衡问题成了峰会持续关注和讨论的焦点。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的主要经济问题从70年代末的通货膨胀、经常项目逆差和弱势美元转变成高利率、高财政赤字和强势美元，当然，经常项目逆差仍在继续扩大。美联储在沃尔克主席的领导下实行强硬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利率一高再高，而美国政府在里根总统的领导下开始积极推行供给学派经济政策，大幅减税的结果导致财政赤字不断膨胀。同时，在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方面，里根政府强调的是各国应首先治理好国内问题，并主张各国应在财政政策上实行结构性改革。里根政府的这些主张竟然得到英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和德国总理科尔的支持。结果，在随后的几年里，七国集团峰会和财长央行行长会议渐渐地不那么关注国别需求管理问题了，而更多地关注范围广泛的政治议题。然而，美国“紧货币与松财政”的政策搭配导致高利率和高财政赤字，推动美元持续走高，1980年中至1985年中，美元对日元、德国马克和英国英镑分别升值了21%、53%和49%，美元持续坚挺引起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不满，美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政策的冲突越来越严重。
应该说，期间，国际主要货币汇率的剧烈波动的原因是多方面，如美国的高利率政策、各国经济增长业绩的差异、金融市场全球化程度增大等，但工业国家缺乏有效的政策协调是关键因素之一，西方国家对外汇市场缺乏协调干预也被认为是美元持续强势的原因之一。美国失调的宏观经济政策也使本国经济陷入了困境：1981-82年美国经济陷入了衰退，强势美元明显损害了美国的出口能力，使美国的贸易与经常项目逆差不断冲击新高，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不断增强，迫使美国不得不又想起了经济政策国际协调这档子事。1985年9月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了由五国集团（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财长和央行行长参加的秘密会议，会后发表了著名的《广场协议》。这次会议上，美国不得不放弃了“友善的疏忽”（beneighneglect）政策，与日、英、法和德等国达成了加强货币管理的协议，尤其是同意进行外汇市场干预。美国承诺通过减少支出来削减财政赤字，其他四国同意实行旨在减缓世界经济失衡和促进低通胀下经济增长的政策。《广场协议》后，通过五国联手干预外汇市场和降低利率水平，美元兑日元和德国马克逐渐回复至较合理的水平。《广场协议》标志着西方国家在货币管理方面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惨痛的代价使七国集团认识到加强政策协调的重要性，1986年以后，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们开始定期会唔，共商汇率协调大事，同时也试图协调其他经济政策，不过，与汇率政策协调相比，其他经济政策的协调并不成功。有人说，《广场协议》的重要性还表现在它标志着日本从此步入了积极参与世界经济管理的行列。日本也为此而“沾沾自喜”，庆贺自己终于可与美国一起肩负起调整与管理世界经济失衡的重担了。这也难怪日本人有这种心态。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日本人经过战后数十年的“打拼”，终于使日本经济“出人头地”，1985年，日本经济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元虽然直到1980年才成为完全自由兑换的货币，但随着日本经济的日益强大，日元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日本人也开始谋划加速日元国际化。此外，巨大的金融盈余使日本人开始大举进军美国金融与房地产市场，日本人在美国的投资大幅增长。有人说，在新的世界经济格局中，任何稳定国际金融市场和协调经济政策的努力，如果没有日本参与，是不可能成功的。此话有一定的道理。问题是，在美国主导的“霸权合作”框架下，美国无需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不愿意承担其应负的调整责任和成本，而让其他协调伙伴国承担过分的和不对称的责任和成本，使日元在短期内升值过度，为数年后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陷入达十余年之久的经济萧条埋下了祸根。这不能不说是美国在协调的幌子下，变相地推行“以邻为壑”政策而导致的悲剧。这种教训是深刻的。
《广场协议》后另一项重要发展是1987年2月通过的《卢浮宫协议》和同年12月七国集团发表的声明，因为这表明美、日、德三国在经济政策协调方面有可能迈出比干预外汇市场更宽的协调范围。作为经常项目顺差国的德国和日本表示要采取具体措施缩小顺差，如德国同意进一步扩大减税规模，日本表示要制定更为全面的经济规划，以刺激国内需求。美国则表示要将1988年的财政赤字减少至GNP的2.3%。不过，此时，主要工业国家的政策协调基本集中在财政政策上，而货币政策的协调（除了汇率目标外）并不明显，主要借口是，与国际清算银行相比，七国集团在协调货币政策方面不具有优势，七国集团的央行行长每月均在国际清算银行会晤，此机制更适合工业国家进行货币政策协调。其实，这只是一种托词，细想一下是不成立的。自1975年西方国家峰会论坛式机制建立以来，首脑们基本上没对货币政策协调问题进行过较为严肃认真的努力。其中的原因较为复杂，但可以概括为这样几点：一是货币政策要进行国际协调，首先要解决好国内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由于美联储、德国联邦银行等国的中央银行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因此，国内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也并非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二是各国实行的货币政策框架也有所差异，如有些央行以控制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有些央行以调控短期利率为政策操作手段，这为有效的政策协调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三是由于货币政策制定过程本身具有的谨慎特性，因此，较难通过峰会论坛形成明确的协调程序。这也是主要工业国家寻求峰会外途径（如国际清算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委员会等）讨论货币政策问题的原因之一。至于汇率目标的协调，西方国家也是十分谨慎的，他们也不得不考虑即使在短期内为了稳定汇率而必须牺牲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的代价，因此，虽然广场会议后，峰会曾多次强调非美元的主要货币需要进一步有序地升值，暗示日本银行等央行需进一步干预外汇市场，但峰会也不可能具体规定干预的时间和规模。甚至有人认为，《广场协议》后美元的贬值并非是政策协调的结果，因为在《广场协议》前，美元已经停止升值，并开始有所下滑，而且干预外汇市场要对汇率产生较长时间的影响，不可能不影响货币供应量，而对冲操作也只能削弱干预的长期效果。因此，即使将汇率协同干预视作货币政策协调的一部分，这种协调也会遇到许多多难选择问题。《卢浮宫协议》后，货币政策协调的迹象有所增加，这主要表现为七国集团制定了新的汇率目标，美联储开始收紧货币政策，其他国家央行对政策协调也有所贡献，如允许短期利差进一步扩大和加大干预力度，当然干预力度越大，出现的问题也越多，从而制约着协调的进一步发展。有人说，以汇率目标为中心的货币政策协调在1987年秋季达到了顶峰，因为《卢浮宫协议》决定的汇率目标此时已不合时宜了。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货币政策国际协调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协调的基本形式仍然以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定期会议机制为主，货币政策协调依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发展。年复一年，七国集团首脑们和财长央行行长们每年变换着会晤地点，除了欣赏自然风景外和享受聚会的乐趣外，首脑们也讨论一些世界关注的重大政治经济议题，并惯例地发表一个宣言或声明类的东西，表明首脑们对问题的重视和态度，但大多是“老生常谈”或“夸夸其谈”。财长和央行行长们显得更专业些，但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策协调，因为大多数所谓的政策协调也只是各自通报一下本国政府的政策意向，即使没有七国集团会议，这些国家还是照样会采取这样的政策。
回顾《广场协议》以来西方国家经济政策的发展变化，人们有理由怀疑主要工业国家是否有过真正的政策协调。这涉及到如何判断政策协调是否发生过的大问题。有人提出这样一条标准，说要看一国是否出现过与独立的经济体所实施的政策不同的政策，如果有，证明有过政策协调，如果没有，则说明没有过政策协调。依此标准及事实看，在货币政策这方面，恐怕是没有协调过，或无法协调。当前，主要工业国家间货币政策的协调处于低潮，与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极不相称。按瓦利奇关于国际协作分类标准判断，当前主要工业国家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已倒退至“协商”这一国际协作中的最低形式。悲哉！悲哉！其中的原因是复杂和多面的。从体制与观念因素看，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已崩溃数十年了，世界经济金融贸易格局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美元作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尚未受到根本性挑战，欧元仍然年轻，还显得较“嫩”，日元国际化也阻力重重，因此，美元仍然享受着与美国经济不相称的地位，美国仍掌握着控制全球货币态势的主动权，而美国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以国内利益为出发点的，不会考虑他国的利益，也不会考虑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是否会对他国造成多大的影响。美元的贬值或升值和美联储的调息行动完全服从美国的经济周期性变化与国家经济利益的需要，但如果他国的经济发展和政策走势有可能不利于美国时，美国是不会主动调整自身的政策的，而更多地是要求他国做出让步，承担调整责任。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和美国一贯的霸权式合作态度和思维是经济政策国际协调（包括货币政策国际协调）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深刻制度与思想根源。
从全球经济金融发展环境因素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并没有出现如同70年代和80年代那样重大危机和冲击，或即便出现过类似的冲击，但工业国家应对危机和冲击的总体能力已大大增强，应对石油价格高涨的冲击就是明显的例子。这种状况明显减低了对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需求。期间，虽然主要工业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曾发生过各种不同性质的金融危机，如欧洲汇率机制危机、美国的信用危机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俄罗斯、拉美和亚洲的金融危机等，但美国主要通过必要的国内政策协调，国际社会主要通过各类金融救援行动和地区性的自救行动，均基本成功地应对了各类危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只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以自愿和单边的形式展开，如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为了维护亚洲乃至全球金融稳定主动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就是最突出的例子。美国虽然仍坚持强势美元政策，但1998年，美联储在支持和反对加息的争论中最终没有加息，而是在9~11月连续3次降息（当然首先是基本国内经济需要），美联储这种单边和隐性协调行动客观上是有益于亚洲金融稳定的，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缓和受金融危机冲击的亚洲经济体对美国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袖手旁观”所产生的极大不满。
从美国的经济增长形势和政策理念与偏好看，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维持了十余年的持续快速增长，经济实力大增，同时，克林顿政府一直坚持逐步削减财政赤字的稳健财政政策和强势美元政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难得地有机配合。在这种情形下以及美国的“霸权合作”格局和世界经济金融运行模式下，美国对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需求自然不高，甚至明显下降，其他国家也没有能力和实力迫使美国为了全球的经济利益和他们的利益而调整和协调美国的政策，以便使大家的日子好过些。这就是经济实力不对称下协调机制的最不公平之所在，即美国想协调，其他国家就得与美国协调，美国想跟谁协调，谁就不得不协调，但其他国家却没有这种权力。
综合而言，如同库珀所言，阻碍当今世界各国经济政策有效协调还存在四大障碍（这四大障碍同样适用于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一是各国也许在政策目标的选择及目标的轻重缓急等方面仍经常出现不一致。二是即便各国的政策选择和优先等方面可以趋于一致，但各国对如何运用政策手段实现各自的目标，对本国经济走势的判断和预测等仍可能存在不一致。三是各国间仍可能存在不信任。可以说，这是经济政策国际间协调成败的关键问题之一。四是许多国家对坚守各国制定政策的自由和独立性的观念或幻觉仍然相当强烈，这使得经济政策的有效国际协调在政治上较为困难。库珀指出，这些国家实际上是将国别经济政策的独立性（nationalautonomy）与国家主权（nationalsovereignty）混为一谈。他认为，国家主权是指一国有权力按自己的需要和意志而不听任他国指令而制定和实施政策，而国别的政策独立性则指一国有能力通过单边政策行动实现本国的政策目标；然而，事实上，在经济相互依存日益密切的今天，这是难以做到的。加强经济合作和政策协调可使一国更有效地实现本国的经济目标，而这种合作和协调不会损害国家主权，相反代表一国最明智地行使本国的国家主权。库珀的分析言之有理，不过，关键还是要看国家间的合作乃至协调是否是公平合理的，否则，也难怪被“边缘”化的国家会有种种顾虑；五是大多数国家害怕“搭便车”和无偿提供国际公共产品问题。这些障碍明显阻碍了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必要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冷战结束了，前苏联解体了，世界一夜之间多增了十来个国家。俄罗斯经过近10年的变革阵痛后，在世界政治经济中重新崭露头角。1998年，七国集团扩容，俄罗斯被吸收为新成员，七国集团变成了八国集团。俄罗斯也开始参与西方国家的协调机制了，但人们还是没有发现西方国家在经济政策协调上有什么新作为。后来，八国集团也邀请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墨西哥五国的领导人进行外围对话（即“8+5”对话会）。峰会的议题从冷战到全球化，再到反恐，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也是应景式地在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的会议上摆摆“花架子”，也没有什么实质成果。相反，欧洲货币体系经过二十多年的“锤炼”，终于有了正果，1999年1月1日，欧洲中央银行体系正式诞生，欧元区成员国从此放弃了各自的货币主权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一切听命了欧央行的统一决策，这是至今人类历史上最彻底和最成功的货币政策国际协调，演绎着货币政策独立性丧失与国际协调完美动人的故事。
1999年在当代世界经济金融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一年，不仅欧洲经济货币一体化取得重大进展，而且国际经济金融合作对话平台建设取得显著成果。1999年9月26日，在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正式成立了二十国集团（G-20），并于同年12月在德国举行了启动会议。这是一个非正式论坛，由八国集团的成员加上中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等19个国家组成，还有一个成员是欧盟。二十国集团的宗旨是促进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就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重要问题展开富有建设性的对话，并通过对话加强国际金融体系架构。有人说，这是国际协调的一大进步。这种说法并不确切。我们认为，二十国集团的成立有其积极可取的意义，至少可为新兴市场经济体与工业化国家进行建设性对话提供了一个制度性的机制与平台，有益于促进工业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相互理解和有效合作，充其量只是一个对话式的磋商平台，还谈不上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更不可指望这样规模的集团能就影响全球经济金融发展的货币政策进行实质性协调并取得成效。二十国集团的职能与作为并不在于此。此外，1999年9月30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框架内成立了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以取代已运作25年之久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临时委员会。这是由基金组织执董会各选区执董国组成的为在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春秋两次例会期间讨论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而成立的一个重要论坛，由选区执董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参加，这些高官往往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理事，权力较大，在重大政策问题上可以说了算，但他们的使命主要是讨论形势与政策问题，大多不涉及政策协调问题，如果有什么需要协调，也是七国集团内部自己协调而已。再有，1999年2月，在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的支持下，在国际清算银行的框架下成立了金融稳定论坛（FSF），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论坛，有43名成员（由11个国际金融中心国家的监管当局、四大国际金融机构、三大国际监管机构及欧央行的代表组成），宗旨是在成员金融监管当局间通过对话和交换信息的方式探讨如何改善国内和国际金融市场的运行及降低和防范广泛性金融风险，以促进国别和国际金融稳定。这也不是一个政策协调性质的论坛。
眼下，全球都在忙于对话，各类论坛对话式集团繁多，各层次的对话活动是“五花八门”，不断翻新，这可忙坏了累环了财长和央行行长及他们的副手们。当然，对话是一种积极的沟通手段，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令人烦恼的是，话者们大多只谈不做，或做之甚少，空谈居多，务虚为主，务实为次，经济政策的实质性国际协调仍是一个种十分稀罕的事情。这并非是没有什么政策问题可协调了，如近年全球经济失衡日益严重，其中“麻烦”的主要制造者是美国，近年美国的高消费低储蓄和财政赤字状况不断恶化，导致经常项目逆差持续膨胀，使全球经济失衡问题久拖不解，美国应承担主要的调整责任，其中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在国内政策调整和国际协调中可发挥重要的作用。可美国人偏偏不承认自己是问题的主要根源，而是将问题和责任推向别国，说什么全球储蓄过剩，亚洲国家的外汇储备过多，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等等。在这种情形下，要想协调是困难的，冲突显然多于协调。
中国的崛起与国际协调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是主要工业国家间的经济实力发生了重要的相对变化。德国统一后所需付出的巨大经济代价长久地拖累了德国经济，也影响了以德国为增长源的其他欧洲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从而使欧洲经济长期受结构性痼疾所困。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更是陷入长达十余年的不景气。而美国经济却持续增长，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在西方经济中“一枝独秀”，美国人的霸气似乎又膨胀了。二是令西方人始料未及的是，中国经济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今非昔比了，自1978年中国经济步入改革艰途以来，每年以平均9.6%的速度增长，至2005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达2.2257万亿美元，较1978年增长了近15倍。中国经济和平地崛起，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舞台一支可忽视的力量。对此，一些西方人或国家既担心，又害怕，他们担心中国经济的和平崛起会威胁他们的生存空间，抢走他们的市场，动摇他们的经济根基和政治信念。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更是无中生有地屡屡抛出“中国威胁论”，“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论”，“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论”等谬论，其主要目的是企图将西方国家一些国内经济问题、矛盾和利益集团的不满转嫁到中国身上，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使中国背上莫须有的罪名，延缓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汇率问题上，美国国会一些议员甚至威胁说如果中国不实行浮动汇率制，不使人民币较大幅度地升值，他们将提高对中国商品的进口关税，以此报复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这种“以势压人”的横蛮做法除了破坏中美正常的经贸关系外，什么也得不到。当然，这只是一些西方人的策略，而且是一种不那么高明的策略。而较高明些的策略是以美国和欧洲为首精心谋划如何分阶段和分步骤地将中国纳入西方国家的非正式协调机制中。先是在重要的国际经济金融会议或场合上有意识地安排中国在美国和欧洲后、但在日本前发言，这种安排既合情合理，反映西方国家不得不承认中国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又显得对中国的尊重和给了中国面子，只不过有“将中国过早地推向前台”之嫌。接着是进一步与中国的副手们“套近乎”，试探着邀请中国的副手参加七国集团的副手会议，将中国拉近至七国集团协调机制的边缘，其中讨论的主要议题是人民币汇率，七国集团副手们的策略是有意将人民币汇率的作用“拔高”到一个与之不相称的地位，似乎惟有解决了所谓的人民币汇率问题才能有效地解决世界经济与美国经济的失衡问题。当然，他们也需先摸清中国在人民币汇率政策与改革问题的上虚实和底线。最后是邀请中国参加七国集团财政央行部长级对话会。这些努力背后的根本目的是首先使人民币汇率问题国际化和“超负载”，然后集中七国集团那些“能说会道”的精英们的智慧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说服”中国，直白地说，在人民币升值与汇率改革问题上迫使中国让步或就范，七国集团还美其名曰是为了加强与中国在货币政策问题上的协调。
其实，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强大和开放程度的日益提高，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程度是明显提高了。我国货币政策受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如美联储的调息对我国的外币存贷款利率的影响和调幅就相当明显，中国是美联储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被动接受国，中国的外币利率政策调整是一种单向的和被动式的“协调”。此外，由于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国人民币主要盯住美元，美元汇率的变化对人民币汇率产生了较明显的影响。加之，近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较快，外汇占款也相应地快速增长，这常常对中央银行货币供给量增长目标产生不利影响，加之各种外资流入增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常常采取对冲手段缓和货币供给增长过快增长所产生的矛盾和影响，但过多和过频的对冲操作也是有代价的。在这些情形下，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有所削弱是在所难免的。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度的进一步增强和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上述矛盾和问题还会继续存在，并有可能加大，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仍会进一步有所削弱。2005年7月21日，中国宣布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是建立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必然要求，同时，此改革亦有益于增强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独立性和货币政策作为中国重要宏观经济政策调控手段的有效性。
中国愿意在公正平等合理的环境和条件下与西方国家就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经济政策展开必要的国际协调。然而，在现行不公正和不合理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下，难度较大，关键是美元是主要国际货币，而美国又不愿意承担维持美元基本稳定的责任和义务，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失调导致经常项目逆差膨胀，而美国又不愿意承认政策失调和纠正错误，相反，美国人却总想法子要求中国承担与其经济地位不相称的调整成本和负担，这还能称为“协调”吗？按库珀的定义，这种行为只能算是干涉中国制定货币政策（包括人民币汇率政策与改革）的主权。但中国也不能等到一切条件均已成熟和具备了才参与国际协调。中国现阶段的对策与策略，一是“既邀之，则往之”；二是“反被动为主动，除偏见达共识。”既然七国集团有意加强与中国对话，中国则可顺其自然，不卑不亢，以加强与七国集团的对话作为第一步，通过有效的双边和多边对话与协商加强双方的沟通和理解，增强互信，消除分歧与冲突，化解矛盾，求同存异，尽可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与改革议题以及在关乎世界经济金融整体发展利益和国家相互间利益的重大问题上与七国集团达成共识。事实证明，中国现阶段的对策与策略是成功的，至少使七国集团不得不承认美国贸易逆差的扩大与人民币汇率的变化无关，人民币汇率变化难以解决全球经济和美国经济失衡问题，只有美、欧、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其他经济体有信用的协调联手行动才有可能缓解全球经济失衡。中国的中长期策略，一是坚定不移地坚守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的至理名言，通过持续快速稳定的经济增长增强中国的经济“硬实力”；二是通过现阶段上述努力以及其他的多边论坛和对话活动增强中国多样化的“软实力”与“话语权”，争取早日跻身于经济政策国际协调“游戏规则”的制定行列中，并努力推动建立在一定规则基础上的有效、公正、合理的新的国际经济和金融协调机制。为此，中国可能需要提前多付出些和承担些与其当前经济实力和地位仍不太相称的代价和责任，中国实际上比自己预期的更早些积极地主动地参与了国际协调，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主动承诺人民币汇率不贬值就是最好的例证，这种协调行动对维护世界经济金融稳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
如同瓦利奇所说，协调是国际协作的最高形式，严格地说，当前中国与七国集团展开的各层次对话尚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协调，而更多地处于“磋商”与“合作”之间的状态。中国将努力将这种状态推向国际协作的最高形式。虽然中国尚未具备那样的实力可以要求美国与中国协调货币政策，也不希望美国以“霸权合作”的态度“强求”中国与其进行协调。但为了全球经济更平衡持续地发展和国际金融更加稳定，中国愿意公平合理地承担应负的调整责任和成本。凡是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都应“责无旁贷”
何谓货币政策独立性？广义言之，一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或自主性（Monetarypolicyindependenceorautonomy）是指一国中央银行在获得独立于政府的地位后既不受政府干预，更不受外国影响而独立地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如果中央银行不具有独立性，那么，它就不可能独立地制定货币政策，至多只能独立地实施由政府“点头”或授意制定的货币政策，即货币政策理论所说的没有制定货币政策目标的独立性，而只有操作货币政策工具的独立性。这是就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国内层面而言的。如果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中央银行仍可以完全根据国内经济金融发展态势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而不受外国经济金融形势的影响，更不受主要工业国家货币当局的影响或左右，那么可以说该国的货币政策具有完全的独立性。这是就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国际层面而言的。其实，国际层面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应包含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上述的货币政策的“绝缘性”或不易受“传染”，即一国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不受外国经济金融态势及他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或“外部效应”（spillovereffectsorexternalities）的冲击和影响而“遗世独立”；显然，在经济全球化或者说经济相互依存度日益提高的今天，货币政策这一层面的独立性已经显著地削弱了，除非一国经济完全封闭地运行。二是货币政策的主权性（monetarypolicysovereignty），即一国有权制定与实施适合本国经济金融发展需要的货币政策，这是一国的主权事宜，不容许外国干涉，如同一国的领土主权一样不容许外国干涉一样。在公正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下，这两个层面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应有本质区别，但在两种情形下，两者是统一的。一是在不公正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下，强国以各种软硬手段威逼弱国或其他国家实施弱国或其他国家不愿意实施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主权性受损，货币政策独立性也被削弱；二是在经济一体化最高阶段的货币联盟下（如欧央行体系），一国自愿承诺放弃货币与货币政策主权，也就意味着放弃了货币政策独立性。
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是指相关国家或经济体因经济相互依存而调整各自的货币政策使相互运作配合得适当。经济学家瓦利奇（H.C.Wallich）将国际协作（collaboration）分为四种形式：协调（coordination）、调和（harmonization）、合作（cooperation）和协商或磋商（consultation）。这四种形式表示各国对经济相互依存程度的认识及愿意采取协调行动的程度，其中“协调”是国际协作的最高形式，指各国意识到经济相互依存度较高而愿意显著地调整本国的政策，这是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最通俗的定义，也适用于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合作”则不及“协调”和“调和”，但强于“协商”，因为“协商”是最低形式的协作，表示相关国家间交换相关信息，或通过论坛或双边对话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而已。经济政策协调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国内经济政策的协调，即人们常说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也就是两者如何松紧有效搭配的问题；二是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经济政策国际协调活动的复兴，相应的理论研究也方兴未艾，尤其是从博弈论的角度研究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最为热门，而且硕果甚丰。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法兰克尔（JeffreyFrankel）认为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同意实施一些合作性的政策调整，合作各方均不希望自行实施政策调整，而是期望共同实施政策组合所取得的效果要优于纳什非合作均衡的情形，因为在这种均衡状态下，各方均以对方的政策为既定条件而制定本国政策。显然，这是从博弈论的角度来定义的。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是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重要组成部分。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究竟要协调什么呢？这里，我们不妨参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R.N.库珀（Richard.N.Cooper）在研究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范畴时所提出的协调对象作一概括：一是协调货币政策目标。库珀指出，可协调的目标可以是共同的目标、竞争性的目标或因经济相互依存而相互关联的目标。从货币政策的角度看，目前大多数西方国家已将维持价格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也就是要稳定货币的国内价值，这是不需协调的，但仍有一些国家如美国继续将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目标，甚至与价格稳定平行，这会给美国与其他主要工业国家间的货币政策协调带来了一定的困难，遗憾的是，这是一个应协调但又难以甚至无法协调的对象。此外，各国货币的对外价值（即汇率）其汇率政策是仍需协调的对象，即在各种汇率制度并存的条件下（西方国家主要是实行浮动汇率制）如何使协调国的货币汇率维持相对稳定，或避免过度波动，或避免采取导致汇率过度波动的经济政策，当然更要避免竞争性货币贬值。这虽是“老生常谈”，但作为历史的经验教训，西方国家是切记不可忘却的。更通俗地说，目标协调需要有关各国为了共同的目标而承担和分担相应而不是过分不切实际的责任，否则，各国如果只想着如何“坐享其成”、“搭便车”，而只指望其他国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到头来只会使协调目标落空。二是协调或交换关于货币政策目标、通货膨胀预测、金融市场发展与结构变化以及货币政策意向等方面的信息。假设各国在协调目标方面已达成一致，但不能没有经常地交换各国在追求实现目标过程中的相关信息，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这一过程中种种不确定因素，纠正错误的判断和及时调整政策选择，共同的目标还是会受损的。交换信息是为了共享信息，知已知彼，共享信息则为了最大程度地改善世界经济运行的环境和增长业绩，最终有益于各国更好地实现各自及共享的政策目标。可以说，交换在所有各种可能情形下各国对相互间货币政策反应的信息相当于为应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进行政策协调。因此，交换信息是动态政策协调过程的不可或缺的部分。不过，要做到这一点也并非易事。各国间的信任程度会起相当重要的作用。三是协调货币政策行动的选择、政策力度与实施时间，这里包括对政策工具的运用（如官方利率调整的时间和幅度等）。这一点的约束性较强，协调起来较为困难，因为受到许多客观条件的制约，如各国的政治气候与周期、所处的经济周期和实行的货币政策框架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比方说，假如协调国的经济周期不同步，则难以要求这些国家实施同步变化的货币政策，最明显的例子是，2004年6月末，为了预防美国经济增长进一步过热，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但欧元区经济正处于不景气阶段，日本正受到通货紧缩的困扰，因此不可能要求或指望欧央行和日本银行也像美联储一样实行紧缩货币政策。不过，在属于同一货币区或货币体系的国家如1999年以前的欧洲货币体系，要求成员国不仅要协调他们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而且要求成员国最好在运用政策工具上也实施协调的政策行动，这是以规则和制度为基础的协调机制的必然要求，不参与协调的国家反而会受到伤害或处于不利地位。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R.I.McKinnon）曾呼吁至少美国、日本和西德的央行要紧密地协调他们的货币政策行动，理由是美、日、德三国的金融资产间存在较高程度的替代性，政策行动不一致会引起三国和外国投机资本的无序流动，从而加剧世界美元市场的动荡。麦金农的观点至今尚未完全过时，只可惜其他国家不会轻易仅为了美元市场的稳定而牺牲本国的经济增长利益，尤其是在经济增长周期不同步时期，更不可能如此行事，加之在全球进入低稳通胀时代后，这方面的必要性也明显减弱了。
货币政策独立性与国际协调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呢？根据三位不可能性原理（theprincipleoftheimpossibletrinity），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经济开放程度（主要是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和汇率制度选择有密切关系。在固定汇率制和资本自由流动条件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明显减弱，甚至丧失，在多边情形下，这可能是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结果；实行货币局（currencyboard）制度这种“超固定汇率制”的经济体（如1991年初~2002年初的阿根廷和目前的香港）必然要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实行盯住汇率制（exchangeratetargeting）货币政策框架的经济体也如此。这是国别货币政策单边和隐性协调的结果；在浮动汇率制和资本不能自由流动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最强，不过，资本不能流动是难以实现的，因此，较现实的情形是浮动汇率制和允许资本不同程度地流动，这样，浮动汇率制下的货币政策独立性也不是充分的。总之，在现实世界里，没有哪个国家实行绝对固定或绝对浮动汇率制，也没有哪个国家允许资本完全绝对无障碍地流动，因此，非货币联盟国家或经济体或强或弱仍拥有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随着各国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以及经济相互依存性的不断增强，各类“溢出效应”或“外部效应”越来越强和迅速传播，受此影响，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会不同程度被削弱或打折扣，或者说受到不同程度的约束。从理论上说，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作为减缓“溢出效应”的强度、减轻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约束和更多地分享经济福利的应对之策应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不过，货币政策独立性与国际协调之间存在着多面性的微妙互动关系，一是在一定条件下，货币政策独立性越强，国际协调的需求越高，浮动汇率制条件下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运行则是这种关系的真实写照；二是从世界货币金融史看，货币政策独立性与国际协调间存在着取舍关系，如在金本位时代和固定汇率制时代，如果一国要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那么，该国只好选择不参加国际金本位制或全球性固定汇率制（如布雷顿森林体系），因为国际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和欧洲货币联盟均是国际协调的产物，而要参与国际协调，必然要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或者说国际调协的结果可能会使中央银行丧失部分独立性或自主性甚至主权。三是一国货币政策独立性还与本国经济中外国硬通货作为其国际和国内交易货币的程度有重要联系，如美元化和欧元化程度越高，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越弱，甚至需以美联储和欧央行的货币政策为本国的货币政策。这也属于国别货币政策单边和隐性协调的结果。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最高境界是建立全球货币大联盟，各国放弃货币主权，全球使用单一货币，由世界中央银行制定世界货币政策，当然，这只是一种空想加幻想。
在经济相互依存性日益提高的今天，尽管怀疑、甚至反对经济政策国际协调必要性仍大有人在，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Feldstein）就极力反对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但支持和赞同的人仍占大多数。争论的焦点不是要不要国际协调，而是如何协调，用什么方式方法协调。纵观人类历史，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制度性协调，布雷顿森林体系就属于这种类型；二是有关国家根据不断变化的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需要，临时地采取一些合作性的灵活政策措施的临时性协调，近二十年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协调则属于这种类型。关于协调方式优劣的争论仍在进行，也难决出胜负。也许，西方国家需要经受更多更大的经济和金融危难才会愿意牺牲一些本国利益而诚心诚意地推进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有道是：“危机时求协调，危机后忘协调”。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前后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沉浮
金本位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以后，正视现实，全球不得不选择美元中心的货币制度。这是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现代性的起点。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仍弥漫、炮声仍隆隆时，以凯恩斯和怀特为首的英美两国的政治金融战略家们便开始谋划如何建立战后的国际经济货币体系。1944年7月在美国的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举行了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有44个国家参加，会议通过了《布雷顿森林协议》，确立了美元按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与黄金挂钩、而其他成员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并可按平价兑换黄金的国际货币体系。当市场汇率波动超过平价的1%时，成员国中央银行有义务通过干预市场的方式稳定汇率；平价变动如超过10%时，需得到基金组织的同意。而美国大多不需要干预市场，而只需维持美元与黄金的价格即可。在这种彻头彻尾的固定汇率制下，从理论上说，美国和其他成员国均丧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美国为了维持美元与黄金的比价，不能随意扩张或收缩货币，其他国家为了维持与美元的固定比率更不能随意扩张或放缩货币，尤其是不能扩张货币供给，否则，他们会丧失美元国际储备，最终将难以维持与美元的固定比率。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是国际社会坚信以金本位制为基础的固定汇率制必然优于浮动汇率制的经济哲学的伟大胜利，更是反映国际社会精英们在深刻反省两次大战期间各国无序的汇率波动及“以邻为壑”政策给人类社会和世界经济体系带来灾难性打击的深刻教训后寻找到的最佳出路，各国牺牲了本国货币政策独立性而成就和换取全球宏观经济金融环境的稳定，这充分体现了国际社会希望通过有效的国际经济政策（主要是货币政策）协调来谋求全球经济金融最大利益的愿意和诚意。这是人类历史上范围最为、影响最深远的国别货币政策的隐性国际协调行动，是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一次伟大实践。应当说，在二战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布雷顿森林体系对促进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稳定的确做出了重要贡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20世纪60年代，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内在的缺陷以及美国宏观经济政策不当，尤其是美国的财政赤字急剧膨胀，美元大幅度贬值，国际市场抛售美元兑换黄金成风，使美元供给量迅速增加，全球价格水平明显上涨，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为了保住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不得不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这意味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了。虽然同年12月，十国集团通过《史密森协议》（SmithsonianAgreement）进行了及时的政策协调，将黄金官价从原来的每盎司35美元提高至38美元，使美元贬值7.89%，并允许汇率波动从平价上下各1%扩大化至2.25%，但美元贬值的压力仍难以消除，1973年2月美元再度贬值，黄金官价再提高至42.22美元。然而，一切企图挽救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努力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西方主要工业国家无奈相继实行了浮动汇率制，久违了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又重新回到各国中央银行的手中。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前，虽然一些国家国内经济失衡时不时出现，但由于主导国别经济政策制定的主流经济理论是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无用论的思想影响较深，因此，政府似乎也或多或少认为丧失货币政策独立性无关紧要。然而，随着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遭到越来越多的麻烦，尤其是财政赤字的膨胀推动通货膨胀明显上涨，并最终导致“滞胀”，许多国家政府才越来越深感丧失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痛苦，国际学术界反对固定汇率制的声音也逐渐增大。因此，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不仅为各国政府对付国内经济问题增加了重要的政策工具，而且更使主张实行浮动汇率制的人“扬眉吐气”，其中最令他们自豪的是浮动汇率制终于恢复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自由身”。不过，也有头脑清醒的经济学家告诫人们浮动汇率制恢复国别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或大大地增强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其实只是一种幻觉。不错，从理论上说，浮动汇率制的确从长期角度看可将外国的通货膨胀拒绝于门外，使中央银行可以随心所欲地确定本国的货币供给量，从而使货币主义理论得以实践。然而，由于汇率在宏观经济中是如此重要的变量，中央银行不可能不顾及货币政策对汇率的影响，汇率的变化对国内通货膨胀的影响并非可“等闲视之”，如汇率贬值尤其是较长期的贬值对国内价格水平的影响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进口越大，汇率波动对国内价格水平的影响就越大和越明显。浮动汇率制的确可增强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但这只是名义货币供应量，事实上，中央银行不可能同样有效地控制实际货币供应量（MS/P）。更为重要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大国货币政策的变化对小国实际利率和汇率水平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甚至大国的财政政策同样可以产生重要的“溢出效应”。有鉴于此，对浮动汇率制“指三道四”的人认为，浮动汇率制的潜在好处被明显夸大了。各国决策者也不得不采取措施避免汇率过度波动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只有在汇率大幅波动对贸易和投资产生重要影响时，各国当权者才倍感固定汇率制对贸易和投资的好处，正如俗话说，只有失去的东西才倍感其珍贵。为了弥补这种缺失，西方国家中的智者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不久便开始考虑如何通过加强国际间经济政策协调的方式来减低各国“各自为政”的政策行为对相互间造成的负面影响，加之1974-1975年间，西方国家经济大多陷入不同程度的经济不景气和衰退，加强经济政策协调的愿意和期待变得更为强烈，于是便出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西方国家经济政策协调的新时代。“危机促协调”再次被证明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1975年11月，在法国北部小镇朗布依埃（Rambouillet）举行了第一次由美国、英国、法国、西德、日本和意大利政府首脑参加的峰会，峰会的目的是试图为新的国际货币体系设计一个可行的框架，这便是后来年度化的七国集团峰会的伊始。峰会初时的主要功能是讨论各国面临的紧迫性经济问题，但并不涉及采取什么经济政策行动，政治功能远大于经济功能。峰会结束时发表的宣言主要是为了增强西方世界对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信心。后来，首脑们才开始讨论经济政策问题，并且于1977年的伦敦峰会上开始讨论政策协调行动，但会后发表的公报里也只有经济增长目标，而不提如何实现共同认可的经济增长目标。1978年7月的波恩峰会是一次相当重要的峰会，因为在这次峰会上，首脑们开始考虑采取政策协调行动了，其中美国与日本和西德达成了一项“交易”，美国同意取消国内所有的油价管制，而日本和西德则同意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刺激国内需求。之后不久，1980~1981年第二次石油危机加速了这种临时性政策协调的需要。值得提及的是，在筹备峰会的过程中，七国集团的财长和央行行长的副手们先期举行各种协调会，随后财长和央行行长举行正式会谈，这已逐渐成为西方国家政策协调的重要机制。1978年后，美国经济失衡问题成了峰会持续关注和讨论的焦点。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的主要经济问题从70年代末的通货膨胀、经常项目逆差和弱势美元转变成高利率、高财政赤字和强势美元，当然，经常项目逆差仍在继续扩大。美联储在沃尔克主席的领导下实行强硬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利率一高再高，而美国政府在里根总统的领导下开始积极推行供给学派经济政策，大幅减税的结果导致财政赤字不断膨胀。同时，在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方面，里根政府强调的是各国应首先治理好国内问题，并主张各国应在财政政策上实行结构性改革。里根政府的这些主张竟然得到英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和德国总理科尔的支持。结果，在随后的几年里，七国集团峰会和财长央行行长会议渐渐地不那么关注国别需求管理问题了，而更多地关注范围广泛的政治议题。然而，美国“紧货币与松财政”的政策搭配导致高利率和高财政赤字，推动美元持续走高，1980年中至1985年中，美元对日元、德国马克和英国英镑分别升值了21%、53%和49%，美元持续坚挺引起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不满，美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政策的冲突越来越严重。
应该说，期间，国际主要货币汇率的剧烈波动的原因是多方面，如美国的高利率政策、各国经济增长业绩的差异、金融市场全球化程度增大等，但工业国家缺乏有效的政策协调是关键因素之一，西方国家对外汇市场缺乏协调干预也被认为是美元持续强势的原因之一。美国失调的宏观经济政策也使本国经济陷入了困境：1981-82年美国经济陷入了衰退，强势美元明显损害了美国的出口能力，使美国的贸易与经常项目逆差不断冲击新高，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不断增强，迫使美国不得不又想起了经济政策国际协调这档子事。1985年9月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了由五国集团（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财长和央行行长参加的秘密会议，会后发表了著名的《广场协议》。这次会议上，美国不得不放弃了“友善的疏忽”（beneighneglect）政策，与日、英、法和德等国达成了加强货币管理的协议，尤其是同意进行外汇市场干预。美国承诺通过减少支出来削减财政赤字，其他四国同意实行旨在减缓世界经济失衡和促进低通胀下经济增长的政策。《广场协议》后，通过五国联手干预外汇市场和降低利率水平，美元兑日元和德国马克逐渐回复至较合理的水平。《广场协议》标志着西方国家在货币管理方面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惨痛的代价使七国集团认识到加强政策协调的重要性，1986年以后，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们开始定期会唔，共商汇率协调大事，同时也试图协调其他经济政策，不过，与汇率政策协调相比，其他经济政策的协调并不成功。有人说，《广场协议》的重要性还表现在它标志着日本从此步入了积极参与世界经济管理的行列。日本也为此而“沾沾自喜”，庆贺自己终于可与美国一起肩负起调整与管理世界经济失衡的重担了。这也难怪日本人有这种心态。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日本人经过战后数十年的“打拼”，终于使日本经济“出人头地”，1985年，日本经济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元虽然直到1980年才成为完全自由兑换的货币，但随着日本经济的日益强大，日元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日本人也开始谋划加速日元国际化。此外，巨大的金融盈余使日本人开始大举进军美国金融与房地产市场，日本人在美国的投资大幅增长。有人说，在新的世界经济格局中，任何稳定国际金融市场和协调经济政策的努力，如果没有日本参与，是不可能成功的。此话有一定的道理。问题是，在美国主导的“霸权合作”框架下，美国无需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不愿意承担其应负的调整责任和成本，而让其他协调伙伴国承担过分的和不对称的责任和成本，使日元在短期内升值过度，为数年后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陷入达十余年之久的经济萧条埋下了祸根。这不能不说是美国在协调的幌子下，变相地推行“以邻为壑”政策而导致的悲剧。这种教训是深刻的。
《广场协议》后另一项重要发展是1987年2月通过的《卢浮宫协议》和同年12月七国集团发表的声明，因为这表明美、日、德三国在经济政策协调方面有可能迈出比干预外汇市场更宽的协调范围。作为经常项目顺差国的德国和日本表示要采取具体措施缩小顺差，如德国同意进一步扩大减税规模，日本表示要制定更为全面的经济规划，以刺激国内需求。美国则表示要将1988年的财政赤字减少至GNP的2.3%。不过，此时，主要工业国家的政策协调基本集中在财政政策上，而货币政策的协调（除了汇率目标外）并不明显，主要借口是，与国际清算银行相比，七国集团在协调货币政策方面不具有优势，七国集团的央行行长每月均在国际清算银行会晤，此机制更适合工业国家进行货币政策协调。其实，这只是一种托词，细想一下是不成立的。自1975年西方国家峰会论坛式机制建立以来，首脑们基本上没对货币政策协调问题进行过较为严肃认真的努力。其中的原因较为复杂，但可以概括为这样几点：一是货币政策要进行国际协调，首先要解决好国内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由于美联储、德国联邦银行等国的中央银行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因此，国内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也并非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二是各国实行的货币政策框架也有所差异，如有些央行以控制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有些央行以调控短期利率为政策操作手段，这为有效的政策协调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三是由于货币政策制定过程本身具有的谨慎特性，因此，较难通过峰会论坛形成明确的协调程序。这也是主要工业国家寻求峰会外途径（如国际清算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委员会等）讨论货币政策问题的原因之一。至于汇率目标的协调，西方国家也是十分谨慎的，他们也不得不考虑即使在短期内为了稳定汇率而必须牺牲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的代价，因此，虽然广场会议后，峰会曾多次强调非美元的主要货币需要进一步有序地升值，暗示日本银行等央行需进一步干预外汇市场，但峰会也不可能具体规定干预的时间和规模。甚至有人认为，《广场协议》后美元的贬值并非是政策协调的结果，因为在《广场协议》前，美元已经停止升值，并开始有所下滑，而且干预外汇市场要对汇率产生较长时间的影响，不可能不影响货币供应量，而对冲操作也只能削弱干预的长期效果。因此，即使将汇率协同干预视作货币政策协调的一部分，这种协调也会遇到许多多难选择问题。《卢浮宫协议》后，货币政策协调的迹象有所增加，这主要表现为七国集团制定了新的汇率目标，美联储开始收紧货币政策，其他国家央行对政策协调也有所贡献，如允许短期利差进一步扩大和加大干预力度，当然干预力度越大，出现的问题也越多，从而制约着协调的进一步发展。有人说，以汇率目标为中心的货币政策协调在1987年秋季达到了顶峰，因为《卢浮宫协议》决定的汇率目标此时已不合时宜了。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货币政策国际协调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协调的基本形式仍然以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定期会议机制为主，货币政策协调依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发展。年复一年，七国集团首脑们和财长央行行长们每年变换着会晤地点，除了欣赏自然风景外和享受聚会的乐趣外，首脑们也讨论一些世界关注的重大政治经济议题，并惯例地发表一个宣言或声明类的东西，表明首脑们对问题的重视和态度，但大多是“老生常谈”或“夸夸其谈”。财长和央行行长们显得更专业些，但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策协调，因为大多数所谓的政策协调也只是各自通报一下本国政府的政策意向，即使没有七国集团会议，这些国家还是照样会采取这样的政策。
回顾《广场协议》以来西方国家经济政策的发展变化，人们有理由怀疑主要工业国家是否有过真正的政策协调。这涉及到如何判断政策协调是否发生过的大问题。有人提出这样一条标准，说要看一国是否出现过与独立的经济体所实施的政策不同的政策，如果有，证明有过政策协调，如果没有，则说明没有过政策协调。依此标准及事实看，在货币政策这方面，恐怕是没有协调过，或无法协调。当前，主要工业国家间货币政策的协调处于低潮，与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极不相称。按瓦利奇关于国际协作分类标准判断，当前主要工业国家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已倒退至“协商”这一国际协作中的最低形式。悲哉！悲哉！其中的原因是复杂和多面的。从体制与观念因素看，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已崩溃数十年了，世界经济金融贸易格局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美元作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尚未受到根本性挑战，欧元仍然年轻，还显得较“嫩”，日元国际化也阻力重重，因此，美元仍然享受着与美国经济不相称的地位，美国仍掌握着控制全球货币态势的主动权，而美国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以国内利益为出发点的，不会考虑他国的利益，也不会考虑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是否会对他国造成多大的影响。美元的贬值或升值和美联储的调息行动完全服从美国的经济周期性变化与国家经济利益的需要，但如果他国的经济发展和政策走势有可能不利于美国时，美国是不会主动调整自身的政策的，而更多地是要求他国做出让步，承担调整责任。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和美国一贯的霸权式合作态度和思维是经济政策国际协调（包括货币政策国际协调）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深刻制度与思想根源。
从全球经济金融发展环境因素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并没有出现如同70年代和80年代那样重大危机和冲击，或即便出现过类似的冲击，但工业国家应对危机和冲击的总体能力已大大增强，应对石油价格高涨的冲击就是明显的例子。这种状况明显减低了对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需求。期间，虽然主要工业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曾发生过各种不同性质的金融危机，如欧洲汇率机制危机、美国的信用危机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俄罗斯、拉美和亚洲的金融危机等，但美国主要通过必要的国内政策协调，国际社会主要通过各类金融救援行动和地区性的自救行动，均基本成功地应对了各类危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只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以自愿和单边的形式展开，如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为了维护亚洲乃至全球金融稳定主动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就是最突出的例子。美国虽然仍坚持强势美元政策，但1998年，美联储在支持和反对加息的争论中最终没有加息，而是在9~11月连续3次降息（当然首先是基本国内经济需要），美联储这种单边和隐性协调行动客观上是有益于亚洲金融稳定的，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缓和受金融危机冲击的亚洲经济体对美国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袖手旁观”所产生的极大不满。
从美国的经济增长形势和政策理念与偏好看，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维持了十余年的持续快速增长，经济实力大增，同时，克林顿政府一直坚持逐步削减财政赤字的稳健财政政策和强势美元政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难得地有机配合。在这种情形下以及美国的“霸权合作”格局和世界经济金融运行模式下，美国对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需求自然不高，甚至明显下降，其他国家也没有能力和实力迫使美国为了全球的经济利益和他们的利益而调整和协调美国的政策，以便使大家的日子好过些。这就是经济实力不对称下协调机制的最不公平之所在，即美国想协调，其他国家就得与美国协调，美国想跟谁协调，谁就不得不协调，但其他国家却没有这种权力。
综合而言，如同库珀所言，阻碍当今世界各国经济政策有效协调还存在四大障碍（这四大障碍同样适用于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一是各国也许在政策目标的选择及目标的轻重缓急等方面仍经常出现不一致。二是即便各国的政策选择和优先等方面可以趋于一致，但各国对如何运用政策手段实现各自的目标，对本国经济走势的判断和预测等仍可能存在不一致。三是各国间仍可能存在不信任。可以说，这是经济政策国际间协调成败的关键问题之一。四是许多国家对坚守各国制定政策的自由和独立性的观念或幻觉仍然相当强烈，这使得经济政策的有效国际协调在政治上较为困难。库珀指出，这些国家实际上是将国别经济政策的独立性（nationalautonomy）与国家主权（nationalsovereignty）混为一谈。他认为，国家主权是指一国有权力按自己的需要和意志而不听任他国指令而制定和实施政策，而国别的政策独立性则指一国有能力通过单边政策行动实现本国的政策目标；然而，事实上，在经济相互依存日益密切的今天，这是难以做到的。加强经济合作和政策协调可使一国更有效地实现本国的经济目标，而这种合作和协调不会损害国家主权，相反代表一国最明智地行使本国的国家主权。库珀的分析言之有理，不过，关键还是要看国家间的合作乃至协调是否是公平合理的，否则，也难怪被“边缘”化的国家会有种种顾虑；五是大多数国家害怕“搭便车”和无偿提供国际公共产品问题。这些障碍明显阻碍了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必要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冷战结束了，前苏联解体了，世界一夜之间多增了十来个国家。俄罗斯经过近10年的变革阵痛后，在世界政治经济中重新崭露头角。1998年，七国集团扩容，俄罗斯被吸收为新成员，七国集团变成了八国集团。俄罗斯也开始参与西方国家的协调机制了，但人们还是没有发现西方国家在经济政策协调上有什么新作为。后来，八国集团也邀请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墨西哥五国的领导人进行外围对话（即“8+5”对话会）。峰会的议题从冷战到全球化，再到反恐，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也是应景式地在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的会议上摆摆“花架子”，也没有什么实质成果。相反，欧洲货币体系经过二十多年的“锤炼”，终于有了正果，1999年1月1日，欧洲中央银行体系正式诞生，欧元区成员国从此放弃了各自的货币主权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一切听命了欧央行的统一决策，这是至今人类历史上最彻底和最成功的货币政策国际协调，演绎着货币政策独立性丧失与国际协调完美动人的故事。
1999年在当代世界经济金融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一年，不仅欧洲经济货币一体化取得重大进展，而且国际经济金融合作对话平台建设取得显著成果。1999年9月26日，在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正式成立了二十国集团（G-20），并于同年12月在德国举行了启动会议。这是一个非正式论坛，由八国集团的成员加上中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等19个国家组成，还有一个成员是欧盟。二十国集团的宗旨是促进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就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重要问题展开富有建设性的对话，并通过对话加强国际金融体系架构。有人说，这是国际协调的一大进步。这种说法并不确切。我们认为，二十国集团的成立有其积极可取的意义，至少可为新兴市场经济体与工业化国家进行建设性对话提供了一个制度性的机制与平台，有益于促进工业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相互理解和有效合作，充其量只是一个对话式的磋商平台，还谈不上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更不可指望这样规模的集团能就影响全球经济金融发展的货币政策进行实质性协调并取得成效。二十国集团的职能与作为并不在于此。此外，1999年9月30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框架内成立了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以取代已运作25年之久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临时委员会。这是由基金组织执董会各选区执董国组成的为在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春秋两次例会期间讨论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而成立的一个重要论坛，由选区执董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参加，这些高官往往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理事，权力较大，在重大政策问题上可以说了算，但他们的使命主要是讨论形势与政策问题，大多不涉及政策协调问题，如果有什么需要协调，也是七国集团内部自己协调而已。再有，1999年2月，在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的支持下，在国际清算银行的框架下成立了金融稳定论坛（FSF），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论坛，有43名成员（由11个国际金融中心国家的监管当局、四大国际金融机构、三大国际监管机构及欧央行的代表组成），宗旨是在成员金融监管当局间通过对话和交换信息的方式探讨如何改善国内和国际金融市场的运行及降低和防范广泛性金融风险，以促进国别和国际金融稳定。这也不是一个政策协调性质的论坛。
眼下，全球都在忙于对话，各类论坛对话式集团繁多，各层次的对话活动是“五花八门”，不断翻新，这可忙坏了累环了财长和央行行长及他们的副手们。当然，对话是一种积极的沟通手段，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令人烦恼的是，话者们大多只谈不做，或做之甚少，空谈居多，务虚为主，务实为次，经济政策的实质性国际协调仍是一个种十分稀罕的事情。这并非是没有什么政策问题可协调了，如近年全球经济失衡日益严重，其中“麻烦”的主要制造者是美国，近年美国的高消费低储蓄和财政赤字状况不断恶化，导致经常项目逆差持续膨胀，使全球经济失衡问题久拖不解，美国应承担主要的调整责任，其中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在国内政策调整和国际协调中可发挥重要的作用。可美国人偏偏不承认自己是问题的主要根源，而是将问题和责任推向别国，说什么全球储蓄过剩，亚洲国家的外汇储备过多，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等等。在这种情形下，要想协调是困难的，冲突显然多于协调。
中国的崛起与国际协调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是主要工业国家间的经济实力发生了重要的相对变化。德国统一后所需付出的巨大经济代价长久地拖累了德国经济，也影响了以德国为增长源的其他欧洲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从而使欧洲经济长期受结构性痼疾所困。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更是陷入长达十余年的不景气。而美国经济却持续增长，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在西方经济中“一枝独秀”，美国人的霸气似乎又膨胀了。二是令西方人始料未及的是，中国经济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今非昔比了，自1978年中国经济步入改革艰途以来，每年以平均9.6%的速度增长，至2005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达2.2257万亿美元，较1978年增长了近15倍。中国经济和平地崛起，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舞台一支可忽视的力量。对此，一些西方人或国家既担心，又害怕，他们担心中国经济的和平崛起会威胁他们的生存空间，抢走他们的市场，动摇他们的经济根基和政治信念。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更是无中生有地屡屡抛出“中国威胁论”，“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论”，“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论”等谬论，其主要目的是企图将西方国家一些国内经济问题、矛盾和利益集团的不满转嫁到中国身上，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使中国背上莫须有的罪名，延缓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汇率问题上，美国国会一些议员甚至威胁说如果中国不实行浮动汇率制，不使人民币较大幅度地升值，他们将提高对中国商品的进口关税，以此报复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这种“以势压人”的横蛮做法除了破坏中美正常的经贸关系外，什么也得不到。当然，这只是一些西方人的策略，而且是一种不那么高明的策略。而较高明些的策略是以美国和欧洲为首精心谋划如何分阶段和分步骤地将中国纳入西方国家的非正式协调机制中。先是在重要的国际经济金融会议或场合上有意识地安排中国在美国和欧洲后、但在日本前发言，这种安排既合情合理，反映西方国家不得不承认中国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又显得对中国的尊重和给了中国面子，只不过有“将中国过早地推向前台”之嫌。接着是进一步与中国的副手们“套近乎”，试探着邀请中国的副手参加七国集团的副手会议，将中国拉近至七国集团协调机制的边缘，其中讨论的主要议题是人民币汇率，七国集团副手们的策略是有意将人民币汇率的作用“拔高”到一个与之不相称的地位，似乎惟有解决了所谓的人民币汇率问题才能有效地解决世界经济与美国经济的失衡问题。当然，他们也需先摸清中国在人民币汇率政策与改革问题的上虚实和底线。最后是邀请中国参加七国集团财政央行部长级对话会。这些努力背后的根本目的是首先使人民币汇率问题国际化和“超负载”，然后集中七国集团那些“能说会道”的精英们的智慧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说服”中国，直白地说，在人民币升值与汇率改革问题上迫使中国让步或就范，七国集团还美其名曰是为了加强与中国在货币政策问题上的协调。
其实，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强大和开放程度的日益提高，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程度是明显提高了。我国货币政策受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如美联储的调息对我国的外币存贷款利率的影响和调幅就相当明显，中国是美联储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被动接受国，中国的外币利率政策调整是一种单向的和被动式的“协调”。此外，由于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国人民币主要盯住美元，美元汇率的变化对人民币汇率产生了较明显的影响。加之，近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较快，外汇占款也相应地快速增长，这常常对中央银行货币供给量增长目标产生不利影响，加之各种外资流入增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常常采取对冲手段缓和货币供给增长过快增长所产生的矛盾和影响，但过多和过频的对冲操作也是有代价的。在这些情形下，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有所削弱是在所难免的。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度的进一步增强和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上述矛盾和问题还会继续存在，并有可能加大，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仍会进一步有所削弱。2005年7月21日，中国宣布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是建立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必然要求，同时，此改革亦有益于增强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独立性和货币政策作为中国重要宏观经济政策调控手段的有效性。
中国愿意在公正平等合理的环境和条件下与西方国家就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经济政策展开必要的国际协调。然而，在现行不公正和不合理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下，难度较大，关键是美元是主要国际货币，而美国又不愿意承担维持美元基本稳定的责任和义务，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失调导致经常项目逆差膨胀，而美国又不愿意承认政策失调和纠正错误，相反，美国人却总想法子要求中国承担与其经济地位不相称的调整成本和负担，这还能称为“协调”吗？按库珀的定义，这种行为只能算是干涉中国制定货币政策（包括人民币汇率政策与改革）的主权。但中国也不能等到一切条件均已成熟和具备了才参与国际协调。中国现阶段的对策与策略，一是“既邀之，则往之”；二是“反被动为主动，除偏见达共识。”既然七国集团有意加强与中国对话，中国则可顺其自然，不卑不亢，以加强与七国集团的对话作为第一步，通过有效的双边和多边对话与协商加强双方的沟通和理解，增强互信，消除分歧与冲突，化解矛盾，求同存异，尽可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与改革议题以及在关乎世界经济金融整体发展利益和国家相互间利益的重大问题上与七国集团达成共识。事实证明，中国现阶段的对策与策略是成功的，至少使七国集团不得不承认美国贸易逆差的扩大与人民币汇率的变化无关，人民币汇率变化难以解决全球经济和美国经济失衡问题，只有美、欧、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其他经济体有信用的协调联手行动才有可能缓解全球经济失衡。中国的中长期策略，一是坚定不移地坚守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的至理名言，通过持续快速稳定的经济增长增强中国的经济“硬实力”；二是通过现阶段上述努力以及其他的多边论坛和对话活动增强中国多样化的“软实力”与“话语权”，争取早日跻身于经济政策国际协调“游戏规则”的制定行列中，并努力推动建立在一定规则基础上的有效、公正、合理的新的国际经济和金融协调机制。为此，中国可能需要提前多付出些和承担些与其当前经济实力和地位仍不太相称的代价和责任，中国实际上比自己预期的更早些积极地主动地参与了国际协调，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主动承诺人民币汇率不贬值就是最好的例证，这种协调行动对维护世界经济金融稳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
如同瓦利奇所说，协调是国际协作的最高形式，严格地说，当前中国与七国集团展开的各层次对话尚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协调，而更多地处于“磋商”与“合作”之间的状态。中国将努力将这种状态推向国际协作的最高形式。虽然中国尚未具备那样的实力可以要求美国与中国协调货币政策，也不希望美国以“霸权合作”的态度“强求”中国与其进行协调。但为了全球经济更平衡持续地发展和国际金融更加稳定，中国愿意公平合理地承担应负的调整责任和成本。凡是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都应“责无旁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