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法官眼中的沙县“留守孩”

 

从沙县采访回来，才知道现今遍及全国的“沙县小吃”的背后还隐藏三份“隐情”。

其一，沙县24万人，5万多人外出经营小吃。这份“小吃”已成当地的品牌和经济支柱之一，县委书记池秋娜称，经营小吃占农民收入的40％。

但在上世纪90年代初，沙县赌博和民间标会盛行。一时间，标会像病疫暴发一样纷纷倒会，众人外出躲债。因“小吃”手艺祖辈相传，外逃者就地经营，一二十年过去，“外逃大军”成就了沙县的“小吃产业”，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

其二，由于原因种种，很多父母并没有把自家孩子带在身边监管照顾，而是留在老家托付老人照看。如此一来，在这支庞大的外出经营队伍的后面，就有一支数量不小的“留守孩”特殊群体。

其三，“留守孩”的成长令人担忧。来自沙县法院的数据显示，十多年来，该院少年庭共审结未成年犯罪案件199件，判处未成年被吿人388人，其中“留守孩”占43%，主要罪行是盗窃、抢劫和故意伤害等。

当“留守孩”脱离学校之后，流入社会而又尚未就业，游弋于家庭、社会、学校“三不管”地带。他们知识有限，缺乏阅历，是非难辨，稍有引诱教唆或一时冲动，就可能走上犯罪道路。在外父母通常只给他们生活费用而忽视其心理变化，等到孩子受外界不良影响沦为少年犯时，父母后悔不迭。

基于这样的实情，1992年10月，沙县法院在福建省首家成立“青少年审判庭”，2003年12月，组建“沙县‘留守孩’维权工作站”。因其成效突出，2004年6月，沙县法院被最高人民法院评为全国少年法庭先进集体。

张岳是这家法院少年庭的庭长。10年前，她还是当地一所职业学校的教师。考入法院之后，她就一直呆在少年庭，从书记员到庭长。

张岳的角色似乎从起点又回到了原点。“教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可当我在庭上，面对被告席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与他们交流时，这些失足少年泣不成声，惊恐而又简单地问我，审判完我可以回家吗？我会被判死刑吗？此时，我心里总被触动，感觉自己又回到了讲台，少年庭的法官就像一名‘特殊教师’。”

 对于那些失足的“留守孩”，张岳更为理解和关爱。张岳与他们的故事，在当地流传。

 

渴望亲人

 

2006年4月23日是贾铭17岁的生日，也是他刑满释放的日子。17年了，没人为他庆祝过生日。今年，他的“法官妈妈”----张岳将在管教所的门口等候他的出来，送上生日蛋糕。

现在还在“高墙”之内的贾铭，压根儿不会想到这种惊喜。但张岳对他的关爱，他心中有数。他曾说，在这世上，他只有两个亲人，一是叔叔，二是张岳。

与许多失足的“留守孩”一样，张岳在法庭上认识贾铭。

三年前，被告席上14岁的贾铭是因伙同他人抢劫40元而被起诉的。在这之前，他没有接触比这数额更大的金钱。

他的童年多少有点像翻版的“三毛流浪记”。当他出生7个月的时候，妈妈离家出走，据说与他人在他乡做小吃生意，从此呇无音讯。一岁那年，父亲给人当上门女婿，把小贾铭“交给了”爷爷奶奶之后，同样外出经营小吃了。1989年出生的他没有上过一天学，刚过十岁，两位老人双双病死，贾铭成了“孤儿”。

他从沙县的某乡镇流浪到县城。沙阳板鸭是远近闻名的沙县特产，小贾铭就去一家板鸭作坊帮人杀鸭拔毛。干活是没有工钱的，只是换口饭填填肚子，即便如此，老板还是嫌他年纪太小拔毛太慢，做了几天就赶人了。

贾铭开始捡破烂为生，这时，社会上的一些混混拉他入伙，见他年龄较小，不负刑事责任，就专叫他打人报复，事成后“奖赏”5至10元。虽有多次治安处罚，可也是关了放，放了关。

14岁那年，他因抢劫被送上了法庭。

开庭刚好在冬季，天气格外寒冷。张岳看到贾铭的双手冻得像葫萝卜一样红肿。“我们穿着制服，内加毛衣，还感到冷嗖嗖的，而他衣服单薄，脚穿拖鞋，身子在哆嗦，我问他，家里人呢？他说，家里没人来看我。”

贾铭最终被判了一年六个月。

休庭之后，张岳下意识地跑上街，给贾铭买了衣服毛巾及日用品，在看守所送他去福建省未成年犯管教所服刑。

过了些时候，张岳收到了贾铭错字连篇的来信，要她帮找自己的亲人。然而，包括他的姑姑在内的所有亲威，都在外头做“小吃”，对贾铭不愿顾及。

贾铭始终让张岳牵挂，他是离异家庭的“留守孩”，也别人更加孤单。春节来临，张岳“通过关系”给贾铭捎去毛衣、奶粉。元宵的时候，她又亲临在福州的管教所看望贾铭，并亲手为他煮了碗汤圆。

贾铭感受了张岳真实的像母亲一样的慈爱。他对张岳说，管教所的生活比外头还更好更稳定，还可以读书练字，但还会时不时想念“生疏”的亲人。

一年半的服刑，张岳在贾铭的心中，陪他走过。“‘留守孩’渴望亲人。”张岳平静自语。

 

倪志强的缓刑判决

 

父母在厦门开“沙县小吃”的倪志强，因一场争强好胜的“龙虎斗”而在沙县“一夜成名”。

倪志强原是当地某职业中专学校的住校生。一回饭馆吃饭，与社会上一帮人发生口角，冲突激烈，双方约定以武决斗。

次日，两伙人手持铁棍、刀具和剑交锋城郊麻公岭。刀光剑影，撕杀一团，倪志强这伙把对方的其中一人砍成了重伤。被砍者及同伙败下阵后，赶紧逃离。

这场斗殴震动全县。倪志强这边9人，6人是其同学，均为在校生。事后，这所学校即被县委政法委列入重点整治对象。

不过，致人重伤者，非倪志强下手，可他惊恐万分，逃往厦门，躲进父母的店里。

倪父原是名乡村教师。在厦门开店 ，是想挣钱为儿子上学所用。却不知，当儿子脱离父母管教，一下就感觉自由了，犹如脱缰野马。倪父后悔当初，即刻把小店转让，带着儿子回沙县公安局投案自首。

由于案情复杂，相关部门从侦查到起诉，几乎花了一年的时间，到了张岳手上进行审判的时候，就有8个被吿，4项罪名，28页的判决书。

倪志强所为显然构成了故意伤害，按正常量刑，致重伤害者，可判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徒刑。但作为主审法官的张岳，在庭审合议之后，判倪志强为缓刑。

“这个结果当时是有争议的，我们也顶着压力，万一倪志强在缓刑期间重新犯罪，我们的判决就会失败告终。”

张岳告知记者，少年庭对于“留守孩”的判决，更要视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他们远离父母，他们跌倒了，我们就要扶一把。我们不能判完了事，而判缓刑，我们就要做更多的帮教工作。难怪，有位失足“留守孩”的母亲在给张岳的信中说：“你们的判决给了孩子重新做人的机会，而不会给他们产生破罐子破摔的心态。”

倪父有同样的感受，对于儿子的判决，他打心眼里感激张岳。

为了养家，倪父还是回到了厦门“重操旧业”，并经公安机关的批准，他把儿子带到厦门监管。现在，倪志强已经成厦门某公司的技术骨干。有回他给张岳通话，说自己真的感觉长大了，想起从前，总感后悔。

 

三年书信１６０封

 

陈毅斌的入狱是因为“英雄救美”。

陈有位朋友叫王燕燕。一日，王坐面的，同车三男无礼，遂吵。王告陈，陈呼友教训对方，却落罪状故意伤害。

不过，陈在“救美”之前，已被公安行政拘留5次，故在法庭表现“玩世不恭”。“我是五进五出看守所了，今天的判决书就算是我进出看守所的毕业证吧。”听到法庭判他四年六个月，他一脸的不在乎。

陈的父亲同样在外忙于生意。而对眼前陈毅斌，张岳决定用书信疏导的办法与他“交朋友”。

张岳在不经意中告知记者，自己与失足“留守孩”的书信往来，三年就有160多封。

让我们听听张岳与陈毅斌的书信“对话”。

2003年4月30日。张岳姐姐，我想拜托您一件事，不知道您可不可以帮我去找我爸爸一下，因为现在天气冷，这边没毛衣穿，我没有钱买毛衣。如果我老爸不来看我，叫他可不可以寄点钱给。我长这么大，除了我叔叔奶奶外，就你对我很好！我想要你做我姐姐行吗？

（张岳回信： 你说没有毛衣御寒，我心里很担心。我马上四处联系了你父亲，但还是没法找到。我希望你别太伤心，因为虽然你家人找不到，但我会尽力关心你。我会给你寄去毛衣、毛巾，还有一些食品。春节来了，希望你快乐，也希望听到你受嘉奖或减刑的消息。）

５月３日。在少管所的日子，我觉我自己真的变了许多，不会在像以前那样爱打架了，而且有了自己改造的方向。现我已经有了６个嘉奖了。但最近我的心情总不好，心里觉得很累，我前段时间打电话回家，我姐说我爸住院了，我很想去看看他，但是我现在失去自由。老天非常不公平，做错事的人应该是我，为什么要把这些报应降到我家人身上，我情愿自己来背双倍的报应，也不愿家人受苦。

（张岳回信：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从你获得６个嘉奖也可以看出你正在积极努力改造，我真心希望下次再去帮教时，你已经获得了减刑，加油！努力！好吗？

告诉你一个小秘密，我到法院工作之前当过老师，所以今后你可以称我为“张老师”，老师总是要教育学生成材的，你愿意当一个特殊的学生吗？）

５月８日。也许你回忆童年，是件美好的事，但对于我来说，我不敢想，因为我的童年给我心中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又关又跑的生活我真的过怕了，记得一次跑最远的地方是辽宁，到那里人生地不熟，和我同案去头（投）靠他大伯，回来时还差点坐警车，还好我编了个谎话骗了那些警察，还要担心仇人来报仇，你说我该不该回忆？

（张岳回信：你慢慢地心平气和地想一想，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固然有黑暗的地方，但每个人要生存，都要靠一种制度来约束自己达到平衡，这样才有了法律，所以我们必须遵守它。）

１１月６日。我心中有一个疑问，人为什么会把权力看得那么重要，有时因为这两个字害了自己，怎样去和别人交往才能成为自己最可信任的朋友，我觉得要找一个朋友很难，也许是因为自己太多心了，但我还是希望你能教导我。

（张岳回信；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自私利已的一面，正是因为权力可以满足个人许多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所以有的人自私的一面无限膨胀，就把权力看得高于一切，但这样的生活方式看起来风光却可能毁灭一个人。

交一个朋友特别是最可信任的朋友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否则就不会有“君子之交淡如水”的说法了，你现在处的环境特殊，交往的人也有限，等将来改造好了回归社会，会有更大接触面，我们以后还可以面对面来谈论这个问题，好吗？

昨天整理判决书，发现你的生日快到了，按判决书上记载是５月２日，你马上就要２０岁了，按照沙县民间习俗，标志着一个孩子正式成年了。所以虽然你远在他乡，但张老师还是要为你寄去祝福，希望你度过一个快乐的生日。）

２００４年５月４日。说真的，你寄的这张贺卡我很喜欢，而且这张贺卡是我这２０年来收到的第二张贺卡，第一张是王燕燕送的，第二张就是老师您送的。

曾经走过的路，和我所犯下的错误，我时常都在回忆着，因为从中我可以认识到更多错误，这样更能让我回归社会后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张岳回信：前几天我出去买菜时刚好遇见了你爸了，我已经告诉他可以去看望你，看样子你爸爸身体不是很好，他说已经帮你筹钱赔偿被害人了。你一定要想到父母的这番苦心啊。）

几年来，张岳的周末差不多都是在办公室度过，那是她给这些失足“留守孩”回信的时间，也是与她的这些“特殊朋友”谈心的时候。

 

顾及敏感的心灵

 

在张岳看来，失足“留守孩”心理反应格外敏感。如此，沙县法院少年庭的“圆桌审判”就充分体现了人性化的创意。

普通的法庭布局均有三个落差，审判席最高，公诉人和辩护人其次，被告最低。

而沙县“圆桌审判”的结构是，被告、辩护、公诉和法官的位置的平行的，并且连成一体，呈半圆状，象征母亲张开双臂拥抱改过自新的孩子。被告席的桌子设计成翻开的书本，意寓未年成人在接受审判时，就像在课堂一样，做错事了，要学会改错。而法庭的主色调是乳白色的，含义是洗刷过去，重新书写人生。

张岳告知记者，在这样的环境下审判，有助于消除未成年在法庭上的紧张情绪，避免他们的两个极端：或者法官问什么，就盲目认罪，或者什么都不说。

不仅如此，张岳还要求主审法官在每个案件的《判决书》后面附加“法官寄语”，针对“留守孩”的敏感心态，因势利导地给予开导和激励。

曾有一回，当张岳主审的一个案件的《判决书》送达看守所之后，七八名同号的在押人犯传阅她写的“法官寄语”后，推荐了一名“代表”给沙县法院写了一封来信。

他们说：我们多数都是“留守孩”，我们的父母在外面，我们是多么想念自己的亲人，多么渴望有个自由的生活，但是，悲惨的命运伴随着我们，痛苦的生活陪伴着我们，人人都想有个幸福的家庭，谁都不希望妻离子散，母子分离，哪个父母不疼爱自己的儿子，谁也不想有这种悲惨的命运，但这种命运偏偏降临到我们的头上，掌握在你们的手上，看就“法官寄语”，我们想到是，您们都有一颗善良慈母般的心，希望您们能给我们一点改过自新，从新做人的机会。

看完这封来信，张岳有感而发。当晚写诗一首，题为《法官妈妈》：你说你是母亲/凝望悬崖边上的每一个孩子/那懵懂迷茫的眼睛/刺痛的不只是你的目光/你说你是法官/每一次审判台上敲响的法槌/重重地 重重地/落在你的心上/法律在上/爱心在左 责任在右/走在凋零青春的两旁/尽心培土/倾情浇灌/将这一径长道/重塑得绿叶枝繁/用母亲之手牵引迷失航标的少年/踏着荆棘/重新唱出感动生命之歌/

“留守孩”的成长已为社会关注，但在张岳的心中，充满了理解和责任。

(文中贾铭、倪志强、陈毅斌、王燕燕均为化名)

 

（记者手记）留给政府的一份责任

 

 “留守孩”的成长问题，留给父母的是一块“心病”，留给政府的是一种责任。

在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留守孩”的成长显然是社会转型中出现的问题，它需要转型的政府，也就是为了公民利益的服务型政府担起责任。从现在来讲，不论从新农村建设，还是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要求来看，这个“特殊群体”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当地政府不可回避的一道考题。

   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副会长陆士桢告知记者，农村留守儿童远离父母，生活和教育都存在着不少问题和危机：首先是一些儿童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儿童在健康、教育、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权益受到侵犯的事件屡有发生。其次是教育上，特别是思想道德教育上的缺失。留守的少年儿童正处于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他们无法享受到父母在思想认识及价值观念上的引导和帮助，成长中缺少了父母情感上的关注和呵护，极易产生认识、价值上的偏离和个性、心理发展的异常，一些人甚至会因此而走上犯罪道路。

不仅在福建的沙县，在四川、江西、贵州、湖南等等一些外出民工集中的乡村，常常有缺了一代人的感觉，很少看见青壮年的身影，很多家庭是年迈的爷爷奶奶在种地和照看孩子。可是，随着孩子一天天成长，这些老人们也一天天衰老，哪还有什么精力来照顾好孩子？那些常年在外打工，期待经济上翻身的农民，可曾想到，他们的子女由于失学、辍学，难以就业，将重复自己四处奔波的命运。

沙县夏茂镇3万多人，外出经营小吃达1.3万人，“留守孩”1200多人，这部分人群因缺少家庭的教育和看管逐渐成为了社会治安的一个隐患。四川金堂县竹篙镇人口５万，１．１万人在外打工，大量学龄娃娃变成留守子女。西南财经大学学生利用暑假深入该镇进行调查，结果表明，５４．５％的留守孩子希望“爸爸妈妈都在家”，２２．５％的则选择“跟着爸爸妈妈去城里读书”；８０％的教师认为留守子女自律性较差，７９％的留守子女反映无人督促学习。

不过，沙县的“留守孩”有其庆幸之处，那就是法院对他们的重视。但作为一个部门，他们同样也有力所不能及的地方，张岳坦言，单靠法院，而没有一种制度，很多帮教工作都有可能前功尽弃。该院副院长余其兴对记者说，“留守孩”问题应该纳入社会的结合治理，现在他们走的是两条线，一条是司法系统的，包括公检法司，另一条是社会的，包括工青妇，关工委、街道社区等等。而司法内部因为涉及财力人力反而不好弄，比如少年犯和成年犯关押一起，交叉感染，我们提出分押，但没钱解决不了。我们的询问、起诉，都需要懂得少年犯罪心理方面的专家，但我们的人才还不够。当然，社会那条线的，在沙县做得相当活跃，并有成果。

就在记者采访的时候，沙县方面正在召开有关“留守孩”成长的专题会议，县委副书记潘峰、副县长邱华英对教育、公安、计生、法院等等众多政府部门“布置任务”，明确提出要形成政府的“合力”解决“留守孩”面临的问题。

现在，他们专门为“留守孩”创办了全日制学校，建立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留守孩”调查制度，与失足“留守孩”父母建立“监管保证书”和“成长新生书”两书制度，在街道社区设立“留守孩”“爱心矫正劳动教育基地”等等。各种迹象表明，这个县在继续拓展“小吃产业”的同时，也正在对“留守孩”负起责任。

今天的政府对“留守孩”有何作为，等到他们一代人成长之后，回望历史，自有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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