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虽然主张恢复西周盛世的社会政治制度（即周礼），但他并不认为社会政治制度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认为应当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进行一些适当的改革，即有所损益。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为政》）但他又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社会等级名分，必须严格地得到遵守而不容违反，特别不容许下级对上级的"僭越"。认为"正名"是治国大事，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又说："名失则愆"（《左传.哀公十六年》）。
孔子认为刑罚并不是统治民众的主要手段，当政者对人民应实行"德治"，以便感化他们，服从于自己的统治。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恥且格。"（《论语.为政》）他认为当政者做到"德治"而不用刑罚暴力是很困难的，就是一个有经验的统治者，也要对人民实行长期的"感化"才能达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子路》）但是在民众起来公然进行反抗的时候，他又主张实行暴力镇压，做到"宽猛相济"。一方面认为"宽则得众"（《阳货》），另一方面认为："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孔子还认为，要治理好一个国家，还必须做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即既要保证百姓能过上温饱的生活，又要拥有完备的武装力量，以便镇压民众的反抗和抵御外部的入侵。尤其重要的是，国家的政令不能朝立夕改，要能够取信于民。但他又认为，被统治的人民群众，只能伏首听命，不能过问国家的政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他认为国家的法令只好由统治者来掌握执行，不应当开颁布出来以昭告民众百姓。因为这样会使百姓和统治者争夺权利地位，不利于上下尊卑名分的维持。当他听到晋国贵族要把国家的刑律铸于鼎上，要求臣民共同遵守时，便反对说："晋其亡乎，失其度矣。……贵贱不愆，所谓度也。……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有？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孔子还主张治理国家必须能够"举贤才"（《论语·子路》）。如果当政者不能举贤才，就是没有尽到职责。就是"窃位"。他曾批评当时鲁国的大夫00文仲说："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卫灵公》）孔子还从维护社会的安定出发，反对统治阶级内部的财产分配上多寡过于悬殊。他认为，这样会导致统治阶级内部的不稳。他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季氏》）因此，他反对统治者采取杀鸡取蛋的办法，无限制地榨取民财。他曾批评替鲁国贵族季氏搜刮民财的冉求（孔子弟子，季氏家臣）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孔子认为，当政者应能做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雍也》）。因为只有民众生活安定了，国家的统治才能巩固。他又认为，一个当政者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就连他一再称道的尧舜也无法完全做到。"尧舜其犹病诸"（同上）。
孔子还把"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作为自己最高的政治理想。他认为夏、商、周三代，也只是"小康"之世。只有太古时期，人人为"公"才是"大同"之世。据《礼记.礼运》所载孔子之言，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孔子的大同社会的理想，是对被美化了的原始公社制度的向往。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违背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但是，他提出的大同思想，对中国后世的思想家影响很大。后来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级的思想家，曾提出过不同内容的大同思想。但有的学者认为《礼运》篇的大同学说是战国时期儒家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