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制建设上，孔子主张继承和发展并重。认为"有损有益"是法制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指出"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
在德刑关系上，孔子主张德刑相辅，德优于刑。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备，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因为，刑只能从外部施加威慑，而德却能培育人的内在优良品质。所以"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但人人可以教化，不等于人人都能从化，对那些教而不化，犯上作乱者，则须用刑，据《孔子家语.刑政》："圣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参焉：大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焉导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变，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
在诉讼折狱上，孔子主张"无讼"。子路可以"片言折狱"，孔子则认为："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因为"听讼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则无讼矣"（见《论语集注》范氏曰）。使民无讼，是强调德政的必然要求，也是所要达到的最高理想。
在施用刑罚上，孔子主张"刑中"，即刑罚得当，不枉不纵。这就首先须要正名，也就是要概念明确，什么叫犯罪，犯什么罪，危害程度大小，然后才能正确的使用刑罚，刑当其罪。否则，"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而"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在杀人问题上，孔子主张"先教后诛"。一般情况下孔子反对杀人。如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他回答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论语.颜渊》）。他认为"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矣语.子路》），杀人总不是善政。对于经过教化而不改其恶者，再判死刑。他把"不教而杀"称之为"虐"，列为四种恶政之首（《论语.尧曰》）。这是因为"上失之，下杀之，""不教其民而听其狱，杀不辜也"，"罪不在民故也"（《荀子.宥坐》引孔子语）。
除上述思想为后世封建法典采用为指导原则外，"父子相隐"思想也一直实行到封建王朝的终结。这一思想原则后世发展为"亲亲相隐不为罪"。即父子之间有人犯了罪，可以互相隐瞒，不算包庇罪，不受法律制裁。这来源于孔子与叶公的一段对话："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这也是孔子德治刑辅思想的必然反映。但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忠大于孝，君重于亲。像偷一只羊之类的一般犯罪是可以互相隐瞒的，但如遇弑君等大逆不道的犯罪，就不能容许。不但不能容许，而且提倡"大义灭亲"。《左传.隐公四年》载：石厚参与州吁弑君其君桓公，其父石碏使人杀了石厚，孔子便称赞说："石碏，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父子相隐"与"大义灭亲"，都是后世封建刑律的重要原则和内容，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