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商务局机构设置看我国政府机构改革中的“鱼缸困境”
秦皇岛市商务局位于海港区友谊路78号，在稍早几年的地图上，这个位置标注的是“省外经贸委”。这是一幢典型的海滨建筑，红墙红顶与碧海蓝天相称，小巧而不乏气派。走进楼里，迎面“您给集体一份荣誉，集体给您一份回报”的激励让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国家机关的严肃，而是单位内部的某种工作风貌和精神气质。
我暂时在局办公室实习，一次送报纸的经历让我对商务局的机构设置有了大概的了解。我抱着一大摞分别写着“阎局、汤局、李局、薛书记、……”的报纸，跟着办公室已工作人员，挨个敲门，有人则直接送进去，无人则先开锁。一路下来我竟发现半数以上的房间都是锁着的。问这位每天送报纸的工作人员，得知并非所有领导每天都在。看来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惯例。一次报纸还让我发现了商务局竟然有7位副局长。原来这是由商务局的历史决定的。商务局是由原商业局、外贸局、商贸办和经贸委四个局级单位于2004年合并而成，原班领导多由内部消化，按原单位各有一位局级和副局级干部来算，新的商务局现有的7位副局长是在不算是多。然而这对于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来所意味着什么呢？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职能的转变体现在政府机构改革上，一为某些机构的撤销，二为某些机构的增设，三为某些机构的自身调整。新增机构自然会新增公务员，撤销的机构相应地就会裁员。而政府机构改革的一大目标就是精简人员，所以新增或转移的公务员必须少于精简的公务员。只有这样，政府的“膨胀”才会被控制在符合市场经济的范围内，才能避免温家宝总理数次提及的“黄宗羲定律”。然而中国历史上的多次变革都证明着政府机构冗员问题已经“积重难返”。商务局只是现实中的一个案例。四个单位合并成一个，国务院的考虑无非是解决机构重叠、人浮于事的政弊，但四个单位的领导没有精简，普通公务员据了解被裁的也很少，那么真正被精简的就只剩下“商业局”、“外贸局”、“商贸办”和“经贸委”四块牌子了。中国的政府机构改革就好比是从一个鱼缸里捞出几条小鱼却放进一条大鱼，鱼缸环境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缺氧。大鱼因为自身的变大需要更加急促地吸收水中的营养，水、鱼最终都不得安宁。老百姓就是鱼缸里的水，税收则是谁中的营养和氧气，被撤销的机构是那被捞出的小鱼，新合并而成的机构就是那大鱼。而自身调整的就够也有可能从小鱼长成大鱼。机构里实际上藏了更多吃财政的人，大鱼的胃口自然出奇得大，而老百姓似乎只有缴更多的税才能满足这些大鱼，长此以往，水不堪重负，鱼也要重新洗牌。但鱼缸里的鱼没有天敌，又会慢慢变大、变多，水又不堪重负……形成了政府机构改革中的“鱼缸困境”。
“鱼缸困境”的本质在于政府机构的增减没能带来公务员总体数量的明显变化。中国庞大的官僚体系足以让某些本该下岗的公务员得以在这个体系中“打游击”而始终不被踢出局。官僚体系的新陈代谢仅仅片面地体现在火热的公务员考试中，却始终看不到不合格产品从货架上被清除。当鱼缸里鱼的生长速度超过了水的承受能力，困境就会一次次出现。
二、从“万村千乡”市场工程看新农村建设的政府主导
从商务局办公室“下放”到市场建设科，我开始接触到商业局主管工作的实质内容。市场建设科最近一段时期的中心工作是落实“万村千乡”市场工程。“万村千乡”市场工程是“由商务部启动的构建新型农村市场流通网络、改善农村消费环境，扩大农村消费的惠民工程。”是“农民得实惠，企业得市场，政府得民心”的重大战略举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明确提出要实施好“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建立连锁化的“农家店”。它的意义在于从根本上改善农村消费环境，着眼于统筹规划城乡发展，着眼于构建和谐社会，着眼于解决“三农问题”，着眼于壮大民族商业，着眼于扩大国内需求，着眼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它能全面提升农村综合流通能力，带动现代消费观念下乡，现代流通方式下乡，现代市场机制下乡，促进农村消费环境发生根本变化，促进农民共享开放发展的成果，促进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逐渐缩小。同时与“万村千乡”市场工程相配套，商务部还开展了“信福工程”，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宗旨，提升农村信息化应用水平，为农民获取和发布商务信息服务，帮助农民利用信息手段引福致富。
“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在官方文件中被寄予上述厚望，这也成为各级商务部门落实此项工程的精神依据和工作目标。在商务局实习的这几天，通过对秦皇岛市负责此项任务的公务员的工作方式以及“万村千乡”市场工程的落实情况的了解，这样的目标无疑是一个乌托邦。
“万村千乡”市场工程的具体操作过程如下：商贸公司（主要是消费品批发零售企业）在乡镇或达到市场门槛的村庄建立连锁或加盟“农家店”，然后企业通过本企业配送中心按需、不定时向农家店供给货物，以满足农民消费需求。秦皇岛市三区四县现已被批准为先行试点县。家惠、广源和艾欣等企业成为首批试点企业。北戴河区已在全区25个村建成18个连锁农家店，青龙县首批20余家连锁农家店签约率达到100%。
乍看起来“万村千乡”市场工程搞得如火如荼，成效似乎很大，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乐观。2006年7月17日的《经济观察报》批露了今年“万村千乡”市场工程的进展情况。全国各地的农家店建设火爆之极，而商务部表示仍将按原计划数目拨款，这意味着对于超出原计划一倍多的建设项目将得不到扶持。这无疑是一盆冷水，而我认为这更是一场及时雨，它及时地浇灭了中国大地上一场对于“万村千乡”市场工程的狂热之火，也让中国各级政府官员头脑清醒一下，反省一下自己潜意识里对于政府在社会生活中的定位。
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确立了政府在社会生活中绝对的核心地位和主导地位，不仅政府官员，包括普通臣民或公民都形成了牢固的官本位意识和政府中心观。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计划经济体制使得政府对社会生活的控制有增无减，所以直到现在，“积极政府”或“大政府”模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同样难以有所变化。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每一个方面都会发现政府的影子，而且往往由政府发起或政府主导，这也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特色。同样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政府依然主导整个过程的规划和进程，政府的工作逻辑就是我通过公共权力使市场主体“团结”在我的周围，与政府一道来实现某向既定的任务的既定目标。然而这种逻辑忽略了市场规律这只无形的手，忽略了社会与市场变化性和任务目标既定的矛盾性，过分强调了个人、企业、政府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这种逻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社会主义国家的特征，但在市场经济中却使得社会资源的浪费在所难免。
三、从与一个公务员的谈话看公务员加薪之争
商务局虽说不是“清水衙门”，但也常常无事可做。闲来无聊，市场建设科常科长便和我聊聊天。他是转业军人，来到商务局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的工龄，工资却只有1400多元。而他前几天刚去山东出差，得知青岛一个普通科员的工资都3000多，羡慕之余还是客观地分析了原因：秦皇岛财政收入太少，根源是经济发展不行。再者就是商务局没钱，人家财政局、税务局的工资就高。
公务员工资，一个敏感的话题，让我们看看它背后的东西。按照社会公平理论和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实际情况，公务员的收入水平应类似于宽泛意义上的中产阶级的收入水平。在中国，中产阶级是一个尚未形成的群体或者是政府不予承认，则公务员应该向国有企业的熟练工人的收入看齐。但转型期的中国，国企正忍受破茧之痛，下岗职工群体庞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向他们看齐岂不是有损我大国形象？于是有人将中国的“白领”作为中产阶级，认为公务员收入应达到“白领”水平，全然不顾8亿农民和几千万下岗职工平均收入的低水平。
再从公务员工资来源看，公务员挣的都是老百姓的钱，是人民交的税，国家的财政收入。公务员工资涨幅应与财政收入增速保持一致。这是某些人所谓的“新公平理论”。这些人想当然地认为财政的增长是公务员的功劳，殊不知这庞大的官僚机构是全社会最大的不能创造价值的群体。实际上很多官员明白，财政的增加得益于经济增长，所以中国最醉心于GDP的就是这些公务员和他们的领导们。
再来看另一种逻辑，认为正是公务员工资水平太低才导致了贪污腐败现象的蔓延。所以“高薪养廉”成为另一些人要求提高公务员工资水平的理由。我们假设某位官员对全社会说：给我高薪！要不然我就腐败！人民该作何回答？腐败存在于一切权力之中，它的程度与权力性质有关，与掌握权力的人的收入水平没有必然联系。如果权力是被限制的，是能够受到切实监督的，是可以收回的，则腐败将被遏制，发生了也会及时发现并修正；如果权力是唯一的、专断的、幕后的、缺少监督并且是不能及时收回的，则腐败必然蔓延成一种官场文化，一种潜规则，一种司空见惯而挥之不去的阴影，除非改变权力的性质。
最后再来看看公务员的投入产出比。八小时工作制在国家机关一般不会超过七小时，周末不加班，法定假日不缺。在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难得有这样清闲的工作。以商务局为例，市党代会刚刚结束，虽然还有“两个工程”的任务，但工作人员都显得很悠闲，即使一上午接十余个电话的常科长也说整天没事干，瞎忙。倒是办公室主任一直很忙，几天来每次去找她她都是一脸倦意，更为巧合的事，几次去都遇到她在准备酒席，安排宴会。普通工作人员闲来聊天看报，或上网一游，或早早下班回家。据其他实习同学的反应，同样的情况在县一级、乡镇一级政府机关也普遍存在，如此广泛的“以逸待劳”之群体，怎么能够一味要求加薪呢？如此不作为也难怪政府工作人员的一多再多。我突然有种悲哀，中国拥有全世界现存最古老而灿烂的文明，有全世界为之瞩目的高速增长，却拥有全世界最庞大的官僚机构，有全世界最清闲无所事事的机关工作人员。
中国的发展靠的是人民，是民间力量，是“第一部门”、“第三部门”，却赖于政府，赖于“第二部门”，赖于一个充满惰性的体系，我们该对哪一面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