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爆出一大新闻：于幼军被撤销中央委员职务。此前还未关注过于幼军或山西，直到读到一篇发于网易的新闻稿《人祸引发人事地震 山西省长不到400天换3任》，我就觉得中间有一点问题。于幼军因何事被免职，尚无公开报道，仅有的信息是该同志2005年7月履新山西省，2007年9月调任文化部，2008年9月发生襄汾“9·8”尾矿库溃坝事故，估计会与溃坝事故有关。我觉得有问题的是孟学农辞职到底是谁之过。

    新闻中说：其实，复出之后的孟学农一直在努力解决山西发展与生产安全的关系，孟学农认为，解决这个难题就是转型。2008年3月，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表述他眼中的山西现状，“有些地方领导为了增加GDP，一煤独大;有的小煤窑主一夜暴富。受这种利益引导，再加上一些领导的这种心态、政绩观，就容易千军万马都搞煤，挖得千疮百孔，山河破碎地气尽。”对于转型之难，这位意图一展手脚的省长说，现在一讲给子孙后代留一点煤，说是讲空道理;实际上作为有识之士，应该看到“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

    孟学农2007年8月到山西任职，按新闻描述，其不可谓不努力，也不可谓不尽心，但仍出了这样的问题，然后被引咎辞职。这样的结果，仅仅是“人祸”可以解释的吗？换一个更优秀的官员能够改变这种状况吗？山西会成为官员的噩梦吗？

    治家如治国，治企也如治国。在企业里，我们也有这样的体会，不管如何努力，总是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比如我们在品质部推行绩效管理，强调执行力，严格按TS16949体系开展工作。初期大家都知道其积极意义因此能严格执行，运行一段时间后发现其他部门都没有变化，然后员工就松懈下来了；当发现绩效考核与其他部门不同步时，部门员工就反对了：凭什么只考核我们？然后就完全回到原来的状况。企业环境，企业文化会影响到具体管理行为及其效果，仅仅据此判断一个部门负责人的能力就有失偏颇。

    在国家管理中，文化、吏治也会影响到管理行为。“单一的领导问责制，并不能根本解决山西的煤炭生产安全问题。”（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董江爱语），希望山西400天换3任省长的现象能引起相关领导的足够重视，真正开始肃清吏治，调整深层利益关系，不要让山西再断送优秀干部的政治前程，更不要再断送国人对党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