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幼军想到官员的“一票否决制”
“2008年10月12日中共第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中央纪委关于于幼军同志问题的审查报告，决定撤销于幼军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确认中央政治局今年九月五日做出的给予其留党察看两年处分。”
看了这段报导，感怀万千。
一个入仕较早的才子，一个才子高官，就这样倒下去了。我感到非常惋惜。
于幼军的名字，我从媒体的报导和广东朋友的介绍早知道，但认识他，是在1999年初。
当时，我还在国家体改委工作。我陪同领导到地方调研考察，到了广东省惠州市，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带了几个人来到惠州，与时任惠州市委书记李鸿忠等一起，来看望首长，陪同者就有时任广东省委常委、广东省委宣传部的于幼军。随后，于幼军陪着领导及随从一起乘中巴到了广州和深圳。一路大家有说有笑，气氛很好。开始于幼军坐在第二排，我坐的靠后一点，于幼军是学哲学的，我当时发表过一篇《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来源》的哲学论文，首长让我与于幼军坐在同一排，一起交流和讨论哲学问题。于幼军很是健谈，哲学专业功底也确实不错，一路谈着谈着，就到了深圳。在深圳，他也一起听取了深圳市委市政府向上级领导的汇报工作，他自己也谈了一些意见。我当时的印象是：于幼军少年得志，又才华横溢，仪表堂堂，真是前程无量。
不久，于幼军担任了深圳市市长，我从国家体改委调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作，并组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深圳研究院，兼任院长。我给于幼军写了一封信，意思是请他在方便的时候多关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深圳研究院的工作。很快我就收到他的信笔回信，说欢迎我经常到深圳看看并指导工作。
后来，看到于幼军从深圳调任湖南省副省长，又调任山西省省长，觉得我国似乎是要产生一颗政治“新星”。但他在山西省省长上屁股没有暖热，就被调到文化部任党组书记、副部长，我当时觉得这不是个好兆头。随后，问题越传越盛，终于有了本文开始那段文字的的处理。
关于于幼军的问题，因中央还没有正式向社会上公布，因此流传有很多说法，有许多说法是“政治解析”。唯有一种是涉嫌经济问题，不妨摘录如下：
“据称，于幼军案几经反覆，早在他于深圳任职期间，就遭人具名举报，有关的举报一直如影随形，从深圳到湖南、山西，一直告到北京。今年‘两会’期间虽然闹得沸沸扬扬，但中纪委调查小组对其初步审查并未发现问题。不料奥运会前调查小组发现新证据，查实了，于幼军弟弟的公司在深圳重大工程中中标，虽然于幼军坚称事件循正常手续办理，但因公司为其弟所有，于幼军有瓜田李下之嫌。”
于幼军无论是在深圳，还是调任湖南、山西，其口碑是不错的，媒体上的反应是赞扬的，但终于出事了。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口碑好和媒体赞扬难保其位，这里的关键是不能有问题，这个问题无论是政治上的、经济上的、还是生活作风上的。
由此我悟出了一个“铁律”，这就是官员的“一票否决制”。其内容是，领导干部无论有大多的业绩和贡献，无论有多好的口碑和赞扬，只要在政治上、经济上、生活作风上（而非工作上）有任何一件错误，都必定翻跟头垮台。
这使我联想到多年前云南省省长李嘉廷。1995年，我随同国家体改委考察团到云南出差，时任副省长的李嘉廷代表政委省政府接待，感受到这位李副省长的热情、口才和很强的工作能力。1996年，我们同期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他在省部班，我在地厅班），同在一个饭堂吃饭，经常见面，也到他的住处聊过天。
李嘉廷曾经为云南省做过许多工作，他特别注重云南的交通建设，所以偏僻多山村有了高等级公路，也成为全国民用机场最多的省份，成为全国的旅游大省和名省。
后来他出了大问题了。
“2001年9月24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李嘉廷问题的审查报告》，全会决定：撤销李嘉廷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职务，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此次会议后公布李嘉廷的主要违法违纪事实是：一、收受邹某等9人贿赂，共折合人民币119万元；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利，其子接受对方钱物，共折合人民币2049万元；三、与有夫之妇徐某通奸，并利用职权为徐谋取不正当利益，涉及金额三千余万元。”
理所当然，李嘉廷被判了重刑。
李嘉庭出大事之后，我到云南出差，听到不少人称赞李嘉庭的工作能力和在云南当省长的业绩和贡献，还说李嘉庭之后的省长不如李嘉庭。
但问题在于，作为领导干部，能不能“长治久安在位”，不在于他的能力、贡献，而在于有没有政治、经济等问题。如果把能力、政绩与问题作为天平的两端，“问题”的权重永远最大，再大的功劳、政绩、能力，永远比不过“问题”的权重。这就是“一票否决制”。
改革开放以来，这“一票否决”了多少官员，现在又否决了于幼军。
我建议党和国家对领导干部正式实行“一票否决制”。
我建议官员们都牢记“一票否决制”，警钟长鸣。
这有利于党和国家，有利于社会和人民。
也有利于官员自己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