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

[②] 何三畏：《三十年争议者》，载《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第12期。

[③]张毅、赵永平：《农业跃上新台阶——改革开放30年农业发展述评》，载《人民日报》2008年10月4日第一版。

[④] 李荣融：《宏大的工程  宝贵的经验——记国有企业改革发展30年》，载《求是》2008年第16期。

[⑤] 李荣融：《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报告》，载《学习时报》2008年4月21日第一版。

[⑥] 邹东涛主编：《中国改革开放30年（1978~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744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⑧]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2~263页。

[⑨]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华网。

                 跋  改革之难  难于所有制

      本书是200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07AJL007）的阶段性成果之一。本书也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笔者对所有制改革的系统总结和理性思考。

一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敲打键盘的手指显得那么沉重。因为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所有制的改革，每一步都显得那么艰难。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所有制改革的实践者，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实践者；还是所有制改革的思想者，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呼吁者，都曾经承担过太多的艰辛以致遭受创伤。好像手指敲打的不是字符，而是改革过程中心灵的疼痛和震撼。

正因为如此，在所有制改革的探索中，笔者经常朗诵李白脍炙人口的著名诗篇《蜀道难》。

“噫吁嚱，危乎高哉！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和着李白的《蜀道难》，笔者也经常自吟《改革难》：

“噫吁嚱，难乎艰哉！

改革之难，难于所有制。

磕碰三十年，

是非何茫然。

改革唯攻坚，

       经济大发展。……”

    经过长期关注改革开放30年的思想历程，特别是曾参与改革工作的实践历炼，笔者在我国所有制改革方面深深感悟出了如下箴言：

    ◆ 所有制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珠穆朗玛峰”和‘马里亚纳海沟。

    ◆ 所有制是灰色的，生产力之树常青。

    ◆ 解放思想、黄金万两，观念更新、万两黄金。

历经所有制改革的艰难和成就，我国理论界越来越多的学者达成了这样一些共识：

    ◆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首先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

    ◆ 改革开放30年，理论争论最大的是所有制问题，实践创新取得成就最大的是所有制改革。

二

   正如本书《绪言》所言：“改革者和理论者以自己的命运为这个时代提供了议题，承受了时代的不幸，或者享受了时代的荣耀，他们的命运与这个时代休戚与共。”回想改革开放30年以来笔者对所有制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其中的磕磕碰碰和是是非非历历在目——

   ● 时光拉回到20世纪80年代初。笔者发起成立的西部大学研究生会举办了第一次改革理论研讨会。笔者因为刚刚读了罗宾逊的西方经济学名著《不完全竞争理论》，就引发联想而作了《不完全公有制经济学》的发言。在发言中，笔者提出，迄今为止，理论研究及其实践总是把公有制和私有制都绝对化，要么实行完全的私有制（早期的资本主义国家），要么实行完全的公有制（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完全公有制”和“完全私有制”都是“非耗散结构”，不利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不完全公有制”和“不完全私有制”则是“耗散结构”，有利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因此，笔者主张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应该实行“不完全公有制”和“不完全私有制”的“混合经济”。因为在当时混合经济还属于思想理论的禁区，所以笔者的发言理所当然受到一些人的批评。

    ● 时光拉回到20年前的1988年。此时，笔者已经沉醉于我国改革开放研究10年，正在冥思苦想两个哲理：

    哲理之一：被理论证实的却往往被实践证伪，被理论证伪的则被往往实践证实。理论上的优越性常常被实践蒙上阴影，而理论上的非优越性又往往被实践罩上光环。以肯定开始的事物往往以否定告终，而以否定开始的事物，又往往以肯定告终。     

    哲理之二：以肯定开始的事物往往以否定告终，而以否定开始的事物，又往往以肯定告终。

    人们在历史的沉思之后加深了理性认识，人们在实践的探索之中走出了思想樊笼。人类社会在所有制方面的选择、实践和演进不就是这样吗？

    为此，笔者构思了一篇文章《公有制与私有制的比较分析》，与学生宋立合作写成。文章从十四个方面客观分析了公有制和私有制的优劣长短，批评了“公有制无比优越”的神话。文章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不是要简单地埋葬私有制，而是要脱去私有制的“古典服装”，走上现代文明的道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也不是简单地取消公有制，而是要对公有制进行深层次产权变革，走上现代企业的道路。

    笔者带着这篇文章的手稿，参加了在武汉召开的全国高教系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研讨会。此前笔者已经向这个会议提交了正式论文《论改革中的政府决策科学化》，被初定为参加全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周年纪念大会。因为在会议过程中与一些参会代表读了这篇《公有制与私有制的比较分析》，笔者本应参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周年纪念大会的正式论文的资格被取消了。1989年初，这篇论文发表在《中青年经济论坛》。接踵而来的却是，在当年那场政治风波后，这篇论文被作为“问题论文”受到批判和审查。好在笔者当时所在单位的领导最后以“学术问题不算资产阶级自由化”为由保护了笔者。

    ● 时光拉回到1996年夏。我在香港参加一个国际学术论坛之后到达深圳，拜访了时任市委书记厉有为。在近一个小时的交谈中，厉书记先是谈了深港一体化的宏伟规划，然后谈了对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一些想法。不久，厉有为书记来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我去看望他，看到了他写的《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初稿），真是拍案叫绝，首先感到这篇文章的写作技巧非常高超。凡主张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文稿，大都是正面自我辩护式地阐述“所有制改革和非公有制发展不是私有化”。而厉有为书记的这篇文稿首先单刀直入地反问：“什么不是私有化？”，从而从证伪和证实两个方面把论文主题展示地一清二楚。然而，这篇省部领导干部的党校学习毕业论文很快成为被批判的重靶，被指责为“精心准备抛出的一份彻底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政治宣言和经济纲领”。我再次被震撼般感觉到：“改革之难，难于所有制。”

    ● 时光拉回到1997年夏。笔者应《人民日报》理论部的邀请，写一篇学习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5·29”讲话关于所有制改革的论文——《关于完善所有制的探讨》。文章共分四个部分：一、所有制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珠穆朗玛峰”和“马里亚纳海沟”；二、“三个有利于”是判断所有制结构优劣的根本标准；三、努力寻找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四、认真清理所有制问题上的僵化观念。

    由于文章较长，人民日报于1997年9月2日发了前三个部分。第四部分则由《中国经济时报》发表，该文系统分析了清理了在所有制问题上八种“左”的僵化观念，主要是批评了非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论”。。其结果，《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受到普遍肯定和赞扬，而《中国经济时报》发表的文章却因为“否定非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地位”而受到指责。好在不久党的十五大召开了，正式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对该文的指责自然烟消云散。

    ● 时光拉回到1998年。当年夏天，笔者随同国家体改委等部委联合调研组到沈阳、锦州、葫芦岛、兴城等地调研，重点调查兴城的“一卖了之”问题。在调研中深深感受到，地方政府官员对此颇有看法，认为当时资产交易市场正处于疲软时期，对于中小企业，特别是困难国有小企业，不是想卖就卖得了的，而是有卖无买，怎么谈得上“一卖了之”呢！尤其被重点调查的兴城市，其领导班子深感委屈。兴城市确实是把国有小企业卖得差不多了，但在较短时期内在经济建设和财政收入取得显著成效，《人民日报》社还曾作为“国企改革的成功范例”报道宣传，参观者络绎不绝。突然成了“一卖了之”的被调查典型，兴城市领导班子又深感无所适从。

    调研组怎样向上级汇报此事呢？确实难为了。笔者的思路是，对国有企业“一卖了之”是错误的，必须坚决反对和杜绝。问题在于必须科学地、实事求是地界定“一卖了之”的内涵：一是对国有资产不负责任，通过暗箱操作和腐败，明为出卖，实则是对国有小企业“一送了之”，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二是对银行债务不负责任，逃避银行债务，把银行的债务“一甩了之”；三是对职工不负责任，把职工向社会上“一推了之”。存在着这三个“不负责任”的“一卖了之”必须坚决反对，但不存在这三个“不负责任”出卖，就不能简单指责为“一卖了之”。我们通过对政府、银行、企业界的背靠背地深入调查，兴城市并不存在这三个“不负责任”的出卖，不是“一卖了之”。

    ● 时光拉回到2000年11月11日。笔者在钓鱼台召开的“中国私营经济发展与权益保障高级研讨会上”作了《21世纪我国私营经济发展十大趋势》的发言。《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11月24日头版头条以大字标题发表，《经济参考报》2000年11月29日也在显目位置发表。随后，一个地方副省级市的报纸转载了该文，但却被有关部门追查，责成检讨。该报纸很委屈很难堪地向笔者询问调查，笔者大发脾气说：这篇文章完全符合党的十五大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精神，要批判让他们直接找我自己。后来，此事不了了之。

    ● 时光拉回到20世纪初。针对怎样看待新时期的私营企业主政治诉求和社会地位问题，笔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作了题为《私营企业主：理论冲突与制度容纳》的演讲。笔者在演讲中提出，要客观分析和评价私营企业主的高收入，弱化理论冲突，化解“仇富”思想和社会矛盾；要实事求是地承认我国私营企业主存在剥削，但又要以唯物史观客观看待，不能简单地情绪化地否定或肯定；要把道德标准、经济标准、政治标准结合起来看待改革开放以来新出现的私营企业主的剥削现象；要允许“阳光下的剥削”、“温柔的剥削”，同时又要坚决谴责和反对寄生虫、吸血鬼式的、残酷的、贪得无厌的剥削。在私营企业主的政治诉求特别是能不能入党问题上，笔者提出，中国共产党应当具有博大胸怀和战略眼光，在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政治前提下，对私营企业主实行有限开放，使这个具有巨额财富和巨大社会关系活动能力的私营企业主群体为共产党把握和使用，使他们与党同心同德、和衷共济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这个讲课的文稿首先由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发表，责任编辑告诉笔者，当期杂志很快“洛阳纸贵”而脱销，立即又加印了一批。

    ● 时光拉回到2003年6月。我参与了为落实党中央某领导关于浙江省余姚市民营企业舜宇集团内部产权变革典型的批示而到企业舜宇集团调研。舜宇集团在发展壮大之后，老板王文鉴董事长赚了钱不独占独享，而是给员工先后进行了三次资产的量化配股，王文鉴本人只留下了7%的股份，其他高管人员、骨干员工和技术人员配股大部分。我马上就联想到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顾问马丁·?魏茨曼就提出的“分享经济”，舜宇集团实行的是“分享股份”。这代表了我国民营企业创造的一种新的产权结构形式，同时也是一种新的所有制形式。这表明不仅国有企业可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非公有制经济也可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 时光拉回到2004～2005年。笔者应邀参加了由中华全国工商联牵头的亚洲银行课题“中国非公有制发展研究”,下设一些子课题。笔者提议增设“非公有制企业监管研究”子课题，经会议讨论通过之后由我承担了该项子课题的研究。在课题成果中，笔者提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权利争取”到“义务履行”的过程，非公有制经济不仅要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生力军，而且要自觉“履行义务”：守法经营。必须客观地看到，非公有制经济并非是白璧无瑕的“天使”，而是天生的竞争趋利主体，逐利行为促使侍女潘多拉打开了魔盒，盒子里装着的罪恶——贪得无厌、尔虞我诈、制假售假、欺行霸市、坑蒙拐骗、逃税漏税、压榨劳工等危害经济的和社会的行为——都跑到了人间。改进和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监管，不仅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也是实践“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

三

    笔者将改革开放历程中撰写的一篇篇文稿整理汇总，其中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和“所有制改革”两篇，编入了《中国经济体制创新——改革年华的探索》两卷本，于2003年秋在中国改革开放25周年之际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于2005年获得第四届全国先进生产力理论与实践成果奖著作奖特等奖。

    随后，又与学生欧阳日辉博士共同撰写著作《所有制改革攻坚》，纳入自己主编的“中国改革攻坚丛书”之中，由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5年出版。该书于2007年获得第五届全国先进生产力理论与实践成果奖著作奖二等奖。

    2007年，我们申报的“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课题，获得200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的重点项目立项（07AJL007）。为了响应党中央隆重庆祝改革开放30周年的号召，我们从2007年开始着手写作本书《中国所有制改革30年（1978～2008）》，系统总结和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所有制问题的理论争论、实践创新和伟大成就。本书既作为我们获批的社科基金课题的阶段性成果，也作为我们为改革开放30周年的献礼之作。

    笔者一直在学术界呼吁和强调经济理论本土化。在本书中，我们大量采用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比喻、成语、俗语等来论述艰深难懂的经济理论问题，以避免理论著作的枯燥和乏味。例如，笔者引用了司马迁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来论述利益关系；通过分析妇幼皆知的“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故事和我国社会常见的“长明灯”、“长流水”等现象来论述产权理论，生动地解释了科斯定理。因此，本书更多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经济学中的运用，而并没有完全采用“标准的”经济学术语。

    所有制问题是一个学术性很强、很严肃的问题，即便是经济学专业人员也不愿意阅读这方面的书籍。如何把这个严肃的话题，而且又是改革开放30年非常重要的领域，写活、写生动，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创作工作。现在呈现给读者的书稿，是一本集知识性、趣味性、理论性于一体的学术专著。我们尽量把所有制的深奥理论，用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语言来表述，以免拒人于千里之外；我们尽量遵循读者的阅读习惯，大量引用传统文化中耳熟能详的典故，精选了一些案例和传奇的故事，插配了一些图片（本书所选图片都来自互联网，由于无法找到图片的最初来源，有的没有标明来源和作者，敬请谅解），让读者能够轻松阅读、快乐阅读。我们期望读者能够接受这本“非主流”的经济学著作。 

四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全中国人共同参与的伟大历史运动，全国寓于个人，个人寓于全国。全国和全民族的经历是每个人经历的整合，每个人的经历是全国和全民族经历的“定格”和缩影。当我们展开这个无比壮观的历史画卷，能够用显微镜和放大镜搜寻到属于自己的那么一丁点影子，哪怕是一滴水、一粒沙子，都会油然产生一种骄傲而踏实的自豪感：伟大的改革开放30年，我参与了。向伟大的改革开放30年致敬！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致敬！也向我自己致敬！

    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历程就像长江大河一样。一方面，直直、曲曲、弯弯，有平坦，有激流，有险滩，有时风平浪静，有时洪水滔天；另一方面，滚滚洪流向东海，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所有制改革最富有这种特色。一方面，最艰难、争论和挫折最大、伤害最多的是所有制；另一方面，取得成就最大的也是所有制。就像一场严酷的革命战争，有人牺牲，有人伤残，但毕竟胜利了。所有制改革过程中的任何争论、摩擦、伤害与它取得的巨大成就相比，微不足道。而所有制改革的成就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巨大贡献，不论怎样赞颂都不过分。

    当笔者敲打完本书稿最后一个字符时，觉得好像是为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谱写了一首胜利狂欢曲。中华民族、全中国人民、包括自己，都踏着这首胜利狂欢曲的舞步，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明天。

    是为跋。                                                      

                                                            2008 年11月1日 

                       封 底 文 字 

    一切所有制关系都经历了经常的历史更替、经常的历史变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中国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而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则必须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

                                             ——〔中国〕厉以宁

    谨防极端！私有化本身不是一个终点。私有化应被看做提高效率的手段而不是削弱或破坏政府权威的途径。……我们主张对私有化的局限有一个健康的认识，而不是无条件地拥护或反对。

                                ——〔德〕魏伯乐、〔美〕奥兰·扬等：《私有化的局限》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总方针，落实到所有制结构方面有一条，整个社会主义社会都是公有私有并存的社会。我们的主观行动要尊重客观规律。

                               ——〔中国〕于光远为晓亮著《所有制理论与所有制改革》序

    唯有开放的经济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经济的开放根本是所有制的开放。公有制和私有制可以并存，可以互换，也可以“融合”。

                                      ——〔中国〕范恒山：《所有制改革：理论与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