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在中国

                                          法国《费加罗报》2008-7-5

    出生于1960年的前牙医余华，在700页的纸卷中描写了两个兄弟的命运，他们的生活最初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然后在市场经济推动下的中国展开。

    李光头在垃圾堆中建立了自己的财富，将其小型企业垃圾回收站发展为庞大的进出口公司。白天，他在白色宝马的人造革上弄褶阿玛尼西装；晚上，又在黑色奔驰车上弄。没人知道他掌控了多少家公司，从饭店到火葬场，刘镇的一切都归他所有。他最显著的则是，不计其数的女人和他睡过。这也一再激发他的性欲。同时，他也聚焦了媒体的关注，因为在中国好像还没有什么地方的人像他那样的成功。他竟然举办了“处美人大赛”。于是处女膜修复手术大举入侵，人工处女膜公然叫卖！他完全像一个新的尼禄皇帝；这个亿万富翁享受着他所鄙视的物欲狂欢。尖酸的报复指向这个不可救药的无赖。他三十年前已臭名昭著、受人鄙视，在公共厕所偷窥私处。“现在，女人屁股就跟头发一眼，一点都不值钱：只要一抬头就能看到了一对（ … … ），但那时，情况可不一样的。” 那时，也就是1966年时，文革全面展开。他的父亲同样蹲着看女人屁股却掉进粪池，这个中国版的孤儿却从此得到快乐，用活灵活现描述屁股来换取好色之徒的三鲜面，以及和异父异母哥哥宋钢一起享用大白兔奶糖。无赖李光头也有诚实的一面，这也是他母亲与宋凡平结婚后，他的异父异母哥哥带给他的礼物。而宋凡平有一个致命点，就是在文革时期的中国，他是一个地主，即红卫兵眼里的“阶级敌人”。对于这两个孩子来说，没有什么比殴打戴着又尖又高帽子的可怜小丑更让人兴奋了。“不论谁都有权打他们耳光，用脚踢他们肚子，教训他们，用手指掐他们的脖子，解开裤子对着他们撒尿。遭受这些屈辱时，他们不敢说出一个字，不敢抬起眼睛，其他人嘲笑他们，还命令他们相互打嘴巴（ … … ）。对于李光头和宋钢来说，这是童年最难忘的事。”而宋凡平被折磨至死，无辜的人如此残酷地结束一生。泱泱大国的政局慢慢地变化了……

    《兄弟》在温柔和垃圾之间，在闹剧和道德之间， 700页的书仿佛驶向了地狱。《兄弟》讲述了中国40年来经历了从狂热的文化大革命到开放状态的市场经济，在道德压制到欲望释放的背景下，一个道德风尚者和一个唯利是图者的复杂命运。“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作者在小说后记中说道。对此，读者大为不解、感到惊讶，又被征服，理不出其中的矛盾：一个激动人心的淫荡故事，一个清晰的妄想，一个昏暗的闹剧，一个品味低俗的纪念碑，一个敏感的灵魂述说着。在那里，在那个比疯狂更加疯狂、生理需要从不矫揉造作的国家里，粗俗者从不效忠于不可思议的复杂。
    《兄弟》尖刻而深远，需要一个天才才能在这样两个叙述中保持平衡。特别是对于作者，借用比较和隐喻的组合，显示了在40年间，胆小者、有才华者和贪婪者是如何移动的——从一碗面条到一辆空调汽车。我们用哪个词来形容余华呢？在中国，商业发泄的夸张只能用另一种夸张看到了：即过去的文化大革命。简而言之，一个国家不能仅仅依靠通过消除暴力以达到另一种状态……

                                                       伊丽莎白·巴利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