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谭中)

    美国金融风暴引起政府紧急行动，布什坐镇的白宫和民主党占优势的国会捐弃前嫌，失败了再次努力，通过了“急救法案”。美国政界与民间对此议论纷纭、褒贬不-，但有一个观点占压倒优势，即政府必须对市场加强管理。

加拿大籍著名激进经济学报人娜奥米·克莱因抓住时机，在美国舆论界掀起了反对以弗里德曼为始祖的“芝加哥经济学派”，即由华盛顿操纵的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到发生经济危机的国家推行“休克疗法”，把企业私有化，削弱政府对市场与企业的控制等。

“市场原教旨主义”是雷区

    克莱因出版的新作《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如今在国际市场畅销。克莱因所指的“灾难资本主义”是政府利用天灾人祸来帮助少数大资本家牟利，典型的例子是斯里兰卡“海啸”受灾地现在盖起豪华酒店，备受卡特里娜飓风摧残的美国新奥尔良市，现在变本加厉地成为富人的天堂。

    克莱因认为，从里根总统开始一直到小布什政权，是积累式地推行“市场原教旨主义”达到最高潮，造成今天的金融灾难。她预计，美国广大群众会在这次灾难资本主义中受到极大损失，“市场原教旨主义”也会寿终正寝。

    尽管克莱因不是经济学权威，她的观点可能过于偏激，但她道出的世界上没有仁慈与良性的“市场规律”可谓千真万确。记得l／4世纪前，美国左翼作家韩丁(韩丁是被称为记录毛泽东时代农村革命的“史诗著作”《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一书的作者——原编者注)到印度谈起中国的经济改革。他愤然说，几百年来被美国劳工阶级称为“绞肉机”的“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被提倡。

    自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能够平安地与资本主义市场这只“狼”共舞，并创造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奇迹，使全球惊讶与羡慕。当然，为中国提心吊胆和坐待中国翻船的也大有人在。

    去年，爆发了一连串的“中国制造”的质量问题。最近中国毒奶粉事件发生后，中国国内与海外仁人志士提出许多批评建议，并追究到中国的体制问题。

    孙中山的言论也被搬出来了。我们知道，孙中山提倡“民权主义”，他认为政治是“众人之事”，应当让广大群众享受“政权”，但治国要靠专家，要有“万能的政府”——政府要有治理政事、造福全民的能力，这叫“治权”。市场规律与为富不仁狼狈为奸

我一贯认为，中国政治体制好比美国新奥尔良市体育馆的“穹顶”建筑，它把世界十条大河的两条(黄河、长江)垄断起来变成“国河”，为中国大型水利灌溉农业提供稳定宽松环境。中国变成全球野蛮掠夺沙漠之中的绿洲，不断吸引远近各国移民。

半个多世纪以来，它“震撼”世界，今年在四川地震救援以及举办北京奥运会上表现出“全国一盘棋”的巨大凝聚力。从这一历史发展来看，中国强大的政治体制是社会的需要，因此并不存在中国社会不需要“万能政府”，或者“万能政府”排挤社会力量的问题。

当前，中国的弊病在于三点：第一，拼命三郎、急功近利，不按照事物发展规律行事；第二，过分“崇洋”(也不乏“媚外”之徒)，忽略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智慧；第三，对资本主义的“狼性”缺乏应有的警惕。

毛泽东“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名言可以在工作疲乏时提提神，如果作为中国发展的指南就等于“拔苗助长”。中国沙化土地不断增加，黄河每年断流200余天，全国1／3的国土遭酸雨侵害等等，都是违反事物发展规律的严重后果。不先掌握饲养奶牛的经验而一窝蜂发展乳制品工业，就是典型的“拔苗助长”行为。

中国经济学著作简直看不到两千多年的传统智慧，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金玉之言(不是提倡贫穷，而是预见到贫富悬殊的严重性)，受到他们讥讽、贬抑。

“讲信修睦”和“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中国道德准则，如果中国所有人都把其他人的婴儿看成是自己的婴儿．就不会有毒奶粉事件。如果“讲信”、任何事情都不玩虚弄假，也就不会有“三鹿”这样的丑闻。

“市场原教旨主义”与“华盛顿共识”，不但搞苦了东欧国家及拉美国家，美国自己也恶有恶报了。“市场规律”和“为富不仁”一直狼狈为奸，它和林肯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以及中国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都是水火不相容的。

现在，连美国人都意识到了“自由市场”的弊病非改不可，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搞出“上下交征利”的钱权勾结，就更应该赶快撤出雷区。再“扬汤止沸”而不“釜底抽薪”是会后悔莫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