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志平）
02章 认识论大循环公式与思维微循环条件
人类的创新发现，最大思想障碍不是不懂得发现新情况接受新思想，而是已有的认知体系造就了无法抗拒的思维定势。“认知大于事实”――这一被西方心理学家所发现的一般人脑定理，不仅揭示的是多数人脑普遍存在的一种客观现象，也同时展示出许多头脑难以具备创新能力的一种“现实”。人们对新事物、新概念的认识，必须要参照认识积累来理解，一旦这种积累已经构成成熟体系，其思维定势就会自动把新的事实概念，排斥在“合理”之外。恰好，确立“认知动机”这一新概念，与当代哲学概念体系所阐述的认识论在人们头脑中的思维定势就存在不完全吻合之处。
首先，探讨人的认知动机的形成必须考虑人的认知条件，必须承认认知条件也是参与认识论大循环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尤其是在科学技术亟待创新，科学思想急需变革的关键时刻，杰出人物的认知条件常常是明确指向并直接导入某种新实践的关键条件。即使不是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的突破性时期，认知条件也是认识论大循环的关键条件。唯物论的认识论在尊重实践的同时，绝不能忽视也要尊重人的认知条件。
毛泽东在其著名的《实践论》中阐述人类认识产生发展的运动特点时，为什么没有提到人的认知条件呢？因为《实践论》有它特定的理论前提。
《实践论》通过阐述认识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提出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著名公式。这一理论，确立了实践是认识发展的“根本动力”，勾画出了实践推动认识、认识引导实践，从而达到人类认识的长河不断奔腾、汇流、向前迈进的宏观方面的客观图景。如今，本书把实践与认识这种“总体上的”交互促进过程，称作“认识论无限大循环”。毛泽东关于认识在实践的推动下，循环往复无限发展的观点，不仅对中国革命实践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对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成功探索，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它对人类哲学思想的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
“认识”在《实践论》中的基本含义是指人们的“认知结果”。即在意识形态上已经形成了某种概念。而“认知”的含义，是指人们对外界或体内脑内信息的自我定向接收、存储、分析、处理，以达到增加新的记忆和丰富大脑神经元的过程。前者是结果，后者是过程，两者有联系但又明显区别。那么，“认知条件”，也就是人们在实现认知过程中、达到认知目的、产生认知结果（即产生认识）应所具备的接收、记忆、分析、处理各种信息的能力大小，也就是人的感官条件和脑内生化物质是否发达的构成状况。通俗说，认知条件包括人体和人脑正常的或超常的感官功能、神经传感功能、记忆功能和逻辑思维功能。
认知条件不同于实践条件。实践条件主要指：人类在同一个认识发展阶段上，应所从事的实践活动内容必须具备的外界物质条件。首先，实践条件强调认识发展的阶段性和历史性，比如，当牛顿物理学没有发展成熟时，爱因斯坦就不可能提出广义和狭义“相对论”。其次，实践条件尊重实践活动所要求的客观物质条件，比如，没有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明运用和推广普及，任何人不可能参与虚拟世界的网络实践活动。
实践条件主要依赖社会意识形态和客观物质形态的发展和进步，认知条件则首先依赖人的自身条件和人的感官器、记忆器和中枢神经的传感、分析、处理各种信息的强大功能。依赖的是人的大脑的生化物质积累和人脑进化条件。
我们从毛泽东在其《实践论》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人类的认识有一个循环往复不断扩展和提升的运动过程。便也很自然地联想到：人类的“认知条件”是否也存在一个脑记忆积累、逻辑思维和直觉响应功能的提升或扩展的运动规律？因为在认识论大循环中，不论是认识的提升也好，还是实践的推进也好，其中，都离不开并且必然要伴随着人的“认知条件”的参与和帮助。
同样的实践活动，对于具备不同认知条件的人可能所得到的“认识”并不在同一水平上；在相同科学理论指导下的人，由于各自具备不同的认知条件，其“实践”的结果也会有天壤之别。这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在人类的认识总的扩展提升的运动趋势上，可以毫无疑问地确认“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公式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但是，另一方面也看到：这个真理并没有包含人类不同群体和不同个体，在各自不同的领域、在各自占有的认知条件上，如何有效完成了一个“认识论”大循环周期――如何各自实现了为人类增加一份知识财富――这样一种不同的认知条件参与认识论大循环的微观差别。
如果把全球６０亿人看作是一个抽象的“人”或抽象的“人类”，那么，我们拥有毛泽东的上述伟大公式，即可以从理论上无忧地等待着人类在其认知步伐统一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中――像看到同一条大生产流水线制造产品一样，也看到新的知识财富不断产出下线。于是，只要有实践，就不需要考虑别的任何条件。
可是，实际上人们在希望得到认知结果的每一次努力中，都必须考虑“实践”以外的客观条件。其中，对哪些人适宜参与哪些经济、社会、科学实践活动，首先就是看他的“认知条件”。认知条件是人类从事认知活动、参与认识论大循环而要经常认真“掂量”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团队创新实践活动的成效大小和成果多少，也直接关系到认识论大循环可以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团队首先完成一个循环周期，即领先全球各国取得了科技创新的重大突破。
由此，不难分析出《实践论》的有关认识论发展公式，它的理论前提条件，是设定人类所有个体的认知条件一般都有、一般相同和一般不变，或者设定具备最高认知条件的“前列人物”代表人类共有的认知水平。毫无疑问，在这种前提下，实践――也就成为人类“认识”发展的第一推力。实践与认识的循环往复过程就成为人类产生正确认识的唯一公式。
应该说，毛泽东的理论智慧，主要是针对全人类共同追求真理的宏观运行规律而提出上述伟大思想的。他像马克思一样，用共产主义理念把一切先进的科学成果和收获均看作人类共同的财富，他所撰写的《实践论》为推动整个人类的认识发展与进步有着不可低估的理论贡献。他以“世界大同”为理想总纲而总结的认识论大循环公式，必将在“世界大同”成为现实之后、在全球人类受教育机会均等的时候，可成为无任何争议的哲学思想。
然而，真理都是相对的。如果把《实践论》的理论前提条件改变成另外一个客观条件，即：各国各民族各团队的科技成果和创新能力并不在同一条水平线上，每个人的实践效果和认知条件也不在同一条水平线上。这时，理论界就必须承认：一个国家以什么样的民族创新力或什么样的人的认知条件来参与经济、社会、科学实践活动，则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的认识论大循环结果在全球领域中的成败，也关系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团队的兴旺发达。
当今时代，任何国家都不能直接依赖他国经济、科学实践取得的成果，必须依靠本国力量参与世界竞争，并在竞争中为自己也同时为全人类做出贡献。因此，人类一部分优秀的认知条件，作为参与认识论大循环必不可少的条件，不论是在实践环节上还是在理论环节上，都应该被称为极其重要的一环。如果没有认知条件的明确参与、提升和竞争，我们所期望的不断发展的人类认识的长河，就可能因为人类整体认知条件的衰减，而在某一个认识论大循环周期中被减速下来，甚至长期停滞不前。
某个人先于他人取得了新的认知结果，他所依赖的既有实践条件，也同时有他的特殊认知条件。某国家先于他国在前沿科技领域取得突破，同样，既要依赖实践条件也要依赖整体水平和杰出人物很高的认知条件。
１９世纪之末，在牛顿物理学认知基础上参与新的物理学科学实践的人有成千上万，但是多数人得出的结论是“物理学已经被牛顿发展到了极限”。这时，开创理论物理新纪元并赢得物理学划时代突破性进展的只有爱因斯坦等两人。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狭义相对论没有我发现，别人也能发现；但是广义相对论情况不一样。”后来，西方科学家对此普遍表示认可。它说明人的认知条件是认识论大循环中的关键条件。它代表的客观真实是：在认识论大循环中一定会包含思维微循环条件差别；认识论大循环所产生的杰出科学成果，一定包含有人脑微循环产生的奇迹和奇效。
爱因斯坦在认识论思想领域，曾经突出强调过人的“思维能把握客观实在”。实际上正是强调了人的思维运动和循环也是参与认识论大循环的一个重要方面，思维能力恰恰是认知条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改革开放以前的数十年间，中国的思想家们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衡量爱因斯坦的哲学观点，认为他的所有思想都是正确的，唯有人的“思维能把握客观实在”的观点“是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缺乏辩证理解”。目前的哲学教材仍然在回避承认人的“思维运动也是物质运动”（钱学森语）。
其实，爱因斯坦在科学实践中是一个很关心认识论的人。他少年时代数学兴趣不浓，哲学兴趣浓厚。很早就读完了休谟、康德和马赫的哲学著作，很早就拥有哲学思想的批判精神。当全球自然科学处在亟待变革的时期，他极力主张自然科学家必须亲自尝试哲学推理（思维）方法。他坚信对人类来说“有一个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的外在的世界，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见《世界科学译刊》１９７９年６期）。那么，究竟是爱因斯坦对辩证唯物主义缺乏理解，还是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本身也在期待人们对她必须有与时俱进的新的探索，甚至包括从总体框架上给予新的理论概括呢？
长期以来，我们不曾觉察到我们自己曾经一贯坚持的哲学思想中，有一个越来越明显的“悖论”。即：一方面否认“思维能把握客观实在”，坚持认为“客观实在是通过感觉感知的”（据2005年的中国现行统编高校文科哲学教材）。一方面又承认客观实在“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列宁全集》２卷１４８页），也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那么，在我们的哲学体系中，那些对于我们不能感觉到的距银河系无数光年之外的宏观的“物质世界”，以及相比现已发现的微粒子更小几千倍几万倍的微观的“物质世界”，――这些，我们究竟是通过辩证思维来把握的？还是我们曾经亲眼看到的结果呢？如果是通过人脑思维来把握的，把它写在我们的哲学体系中还有没有客观性可言？如果它恰恰是人类的正确意识，还能不能否认思维可把握客观存在？
我们一边用哲学思维在我们的哲学体系中认可了一个人类感官感觉尚无法感知的遥远的“外在世界”，一边又用我们的哲学体系否认思维能够把握客观实在。有哲学思想的“悖论”就一定有哲学理论的不完善。
其实，人类正是依靠哲学思维才对“天外有天”，星系之外还有生命的物质存在方式的客观性，置信不疑。才会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地向太空发出有关人类的信息；才会在世纪坛下埋下人间的“福音”，以求未来的某一天获得最终解答。也正是因为有了“物质可分”的思维方法，人类才相信无机物结构有着探索不尽的微观领域。
于是，分完了“分子”再分“原子”，“原子”分完了又分“粒子”，基本粒子被分成了正负电子、中子、光子、快子、超子、变子、反粒子等等，人们仍未喘息歇息一下，仍未善罢甘休一年半载，仍然在激励下一代、代代相传地用那种超级对撞机实施猛烈“对撞”。因为，这个星球上所有人都相信总有一天还会撞出一个更小的“小子”。这“小子”将以它的隆重出世，来证实思维把握的“客观实在”。（2008年加注：据新华网
如今，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不可预测的神速。那些小得看不见的“纳米”居然也走进了我们的生活。那些玄得未知形状和模样的“暗物质”居然也将变成人类的可利用的资源――这种“暗物质”原本是应该与我们所能看到的一切物质，平起平坐的。仅仅是因为它们没有能轻易感觉到的形、色、光之类的信息传递，因此被埋没了无数年。爱因斯坦把知觉之外的“世界”认定为“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他的认识是多么正确，他的思维是多么开阔！然而，他对知觉以外的那个“世界”也经验过吗？也实践过吗？没有。他所处的上个世纪之初，能有今天这样的经验条件和实践条件吗？也没有。
爱因斯坦最大的优势是他的认知条件。
哲学，如果失去了它启迪创新思维的功能，失去了它激发人们产生新的认知动机并勇于导入新的实践的功能，它即使被阐述得再怎么精密周至，也丧失了哲学的意义和使命。人们将日益疏远它、离开它、淡忘它。
是的，改革开放之初，当社会还没有正常的民主生活时，当思想的禁锢和教条很难打破、人们无法实现理论创新的时候，我们才十分需要把“实践”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让辩证唯物论只留下这一把尚方宝剑以激励和保护人们不想只干，不说只做，少说多做，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让实践来做“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行就回头重来，股票崩市了就把大门关掉！这是正在告别极左年代，在那种一时还无法摆脱思想禁锢的特殊年代，才会出现的伟大政治智慧和突围技巧，是胆识过人的人才拥有的机智。但是，仅仅过了十年，邓小平理论诞生，总设计师的创新思维成为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明确指针。
时代在变，社会发展的条件也在变，人的认知条件和认知动机只有在认识论大循环中被找到了它的哲学定位，摆正了它与“实践”之间的位置和关系，我们才能真正迎接创新时代的到来。
随着科技创新的不断发展，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在认识论大循环中，实践，可能不是产生认识的唯一动力。人类了解自然、了解社会、了解自身过程中的所有科学的发展与实践的进步，一定还有别的“公式”必须尊重。我们也看到：实践的真正不可替代的伟大作用则是：它是检验真理的客观标准、最权威标准和最终的标准（当然不是唯一标准）。正如爱因斯坦开创的现代物理学理论，如果没有后来的一系列科学实践予以证实，他的“相对论”的伟大思想恐怕不仅在当时会遭到少数人攻击谩骂，甚至直到今天也结不出硕果累累。
所谓“真理”也就是正确的认识，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认知结果。前所未有的创新理论在没经过实践检验时，首先要经过正确思维方法的检验；它在经过实践检验之后，便成为比照实践的客观尺度而被定型的认知尺度，从此又发展成人脑新积累的认知条件，成为必然的主观的检验真理的标准。比如，邓小平理论在经过实践检验之后，即成为人们判断和检验中国式发展道路的理论标准。
这样看来，人们的认知条件的提高作为伴随认识与实践的必要环节，既然客观上早已进入了认识论的大循环，那就应该在理论上找到它的定位。
为认知条件在认识论大循环中找到定位，这与寻找认知动机的准确定位有何种关系呢？关系十分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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