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不在香港出生成长、不太会说粤语的全球华人精英，在香港脱颖而出，在不同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或积极制造更多的影响力)，影响香港命运，缔造新一页“新香港人”的传奇。
来自杭州的潘洁及祖籍广西的朱文晖，现在是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的非全职顾问。他们从2005年开始就担任这个港府高层的重要咨询及顾问角色，显示“新香港人”开始影响政治决策层。而曾考虑参选本届区议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共设18个区议会，为非政权性的区域组织——本报注)的金融界精英胡野碧，也是典型的“新香港人”。
香港近700万人口中，45％的人口不是在香港出生的，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但主要的还是华人。他们有中国内地、台湾、新加坡及全球各地的背景，尤以中国内地背景的居多。
港英政府从1995年起，放宽中国内地到香港移民的名额，从每天75名增加到150名。近几年，平均每年有约5万人从中国内地移居香港，加上从世界上其他地区移居而来的“新香港人”，及不断增加的中国内地学生到香港留学后定居香港，估计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移居香港、成为这个时代的新香港人有近百万。
新移民敢为政府建言
据香港政府2005年第二季度的调查，在约l.2万名从中国内地到香港的新移民中，教育程度比过去几年有较大改善。回归l0年，有3万多学子从内地到香港接受高等教育。这批“新香港人”是既了解西方文化，又融入香港社会，并熟悉中国国情的新精英。
回归后，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设立非全职顾问制度，聘请社会专业精英担任顾问，倾听来自社会的专业意见，一些“新香港人”亦成为其中的一员，他们来自各个层面：有学校教授、商界人士，也有媒体专才。风凰卫视评论员朱文晖博士2005年底被聘为香港政府非全职顾问，每两星期开一次会，向政府提建议。坐在政府的会议室里，他的感觉是：“虽然只是一个说说话的顾问，却是香港的主人。”
朱文晖是l994年以访问学者身份来到香港，后来留港。他做了大量的研究项目，如香港与内地的关系、香港与内地的整合等。喜欢研究的朱文晖现在是电视评论员。朱文晖所作的“港深如何建设大都会”的研究课题，提出开放深圳居民持香港政府发出的智能卡式香港通行证，在预先签注的一定时间内(如半年或一年)，无限制地以自助过关形式来港的建议，在港深两地引起轰动。
香港在朱文晖的眼中是中国崛起的一个重要城市，在软件上与西方接近，在硬件上接近中国内地。朱文晖认为，回归后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香港一方面需要展示国际舞台的形象，要有国际火花；另一方面又要加速与中国内地的融合，要有更多的中国思维”。朱文晖强调，他的贡献主要可以在后者。
与上世纪投入香港经济发展时代的香港人相比，这个时代的“新香港人”更具知识，更富创新精神，并不断培养参与的意识。为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香港政府不断推动“专才”、“优才”、“海外人才”、“投资移民”引进政策，及内地学生香港读书等计划，一大批海外精英流入香港，成为“新香港人”。
钢琴家李云迪和郎朗、乒乓球运动员李静和高礼泽都先后成为港人一分子。更多的精英活跃在金融、学术界、商界及科技界，香港不少大学的校长包括科技大学的朱经武、中文大学的刘遵义、前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及不少学院院长、系主任都是“新香港人”；金融界的高盛亚太区董事总经理胡祖六、瑞信集团董事总经理兼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员陶冬、前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师谢国忠等“新香港人”，都为香港人所熟悉。
“海归精英”归属感增强
香港理工大学物流学系教授阎洪，祖籍四川，改革开放后到美国留学，1993年到香港任教，两个儿子都在香港读书。阎洪认同香港就是一个不断由“新香港人”创造的社会，“我们是带着知识、智力进入香港”。l0多年的生活，从开始要用英语与香港人沟通，到现在已经可以熟练运用粤语，阎洪对香港的身份认同很明显。每次无论去内地还是国外出差，飞机上空姐用粤语进行的广播，登机时拿到的香港报纸，都让他有一种亲切感，“登上机就已经是回家了”。
为了融入香港，阎洪刻意与香港人“混”，每星期带着儿子一起去与本土的香港人踢足球，儿子上场，他就与那些香港父亲聊天。对香港文化的认同，使他产生一份责任感——不仅要在香港教好书，还要参与香港社会。
根据香港基本法附件一的规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由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选委会由香港各界人士800人组成，阎洪就是第一次走出来参加800人推委会选举的候选人之一。阎洪是居港内地海外学人联合会(“海学联”)的代理会长。去年11月，“海学联”共推3名代表参选选委会，阎洪是其中之一。他很认真地拟定参选提纲，去大学各办公室拉票。他坚持以粤语拉票，平时用英语或普通话与阎洪交流的老师们都欣喜若狂：“原来你的粤语讲得这么好!”
最令阎洪感动的是，有与阎洪相同经历的“海归”教授对他说：“想不到我们这群人中有人站出来参选了，我帮你拉票。”原来，这些海外归来的“新香港人”精英早就盼望有人可以站出来参与香港的政治社会生活，只是一直没有人踏出这一步。虽然，阎洪去年的参选最终失利，但他坦言，有机会还会再站出来。
因为太太被派往香港金融界工作，潘羽翔跟着太太将家从澳大利亚迁往香港，开始了香港的新生活。上世纪80年代末，潘羽翔离开上海到澳大利亚读书，后定居澳大利亚。作为少数族群的代表，潘羽翔在澳大利亚的社会工作经验丰富，他曾是慈善机构扶轮社的副社长，还成立了狮子会，来维护社会公共卫生、照顾弱势群体。
迁往香港后，潘羽翔服务于跨国金融机构，也接触了一批类似的海归人士。潘羽翔认为，香港近年来的移民数量增加很快，这个群体有不同的生活经验和历程，价值是不一样的，需要有人走出来代表这个群体说话或分享他们的经验。但依潘羽翔的经验，要参政对香港有更大的作为，就要得到占香港大多数的本地选民的支持，本土化是一个重要的途径，“海归精英都在高层次工作，有高高在上的感觉，要沉下去。”
台湾前官员定居香港
来自台湾的江素惠，是前台湾驻香港的光华文化中心的主任，20多年前来到香港，一直以香港为平台，搭建两岸及香港文化交流的舞台。去年，她亦走出来，以一个“新香港人”的身份竞选800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虽然没有成功，但江素惠不认为是失败，“香港时代转型的时刻，可以召唤一种新的力量代表走出来，本身就是香港的成功”。退出台湾官场后，江素惠专职文化交流及时事评论，她的想法和观点时常有独到之处。
虽然，很多人都不认同香港是有文化的社会，但具台湾背景的江素惠很肯定地说，在两岸及香港的交流互动中，香港是最能发挥、展示文化魅力的地方。上世纪80年代初，江素惠被台湾《中国时报》派到香港工作。直到今天，无论是作为记者还是官员，或者发展自己的事业，她都坚守在文化领域，在香港的文化交流平台上起舞。江素惠相信：“文化元素是生命的要素，也一定是两岸及香港可以共融互通的重要因素。”
在香港当了10年的“台湾官”，退出官场时，江素惠选择留在香港，“香港信息自由通畅，是世界传媒的亚洲据点；中国改革开放，香港既是参与者又是享受者；它又是东西交汇的一个国际舞台。很多理由让我留下来”。
像江素惠这样找到理由留下来的台湾人有三四万人，有50多家台资企业在香港上市，来来往往的台湾人更不计其数。在台湾，江素惠曾是两届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有从政经验，她又被最新一届香港台湾工商协会选为会长，有机会为香港的台商服务。江素惠还不断找机会参与社会活动、施展理念，她为香港五六家报纸写专栏，还上电视、电台发出声音，为弱势群体说话，向政府建言。问江素惠是哪里人？她会笑哈哈地回答：“我是香港、台湾、中国人。”
江素惠也希望更多的“新香港人”走出来参与香港的社会、政治建设。作为移民社会，香港人的内涵不会变，但香港人的外延在不断扩大，香港应该有更大的包容性，让更多的“外来”香港人有参与的空间。“港人治港没有背景的考量，这首先要从政府做起，政府要有更大的包容性。”
香港回归l0年，“一国两制”下，香港既与内地紧密联络又有着自己的特色；香港不仅经济发达，更在探索文化和创意之都的可能性；香港更多元化、国际化的特性及社会转型，都令香港需要包容，需要广纳各方人才。香港政府看到了这样的需求，也愿意听取意见。
香港转型的一股动力
今天，香港已经进入知识社会时代，“新香港人”的精英群大多具高学历及国际观，也是香港转型的另一股动力。这样的精英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已有建树，开始展露出参与社会建设，参与政治的期待，成为改变香港的新力量。
这天，30多人聚在一起，请来了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演讲，梁振英演讲的主题是“香港与中国的政经互动”，引起了与会者的兴趣，大家很仔细询问梁振英有关香港发展的政策、未来的前景。梁振英说，这是一批有创新能力，具专业知识的精英，他希望这批精英在香港有更多的参与。
众多华人的佼佼者诞生在这块土地上，很多成功的香港人其实都是从“新香港人”开始。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进入香港的，如董建华、李嘉诚、邵逸夫、金庸等香港政商文化界名人，都是他们那个时代的新香港人，在这片自由与法治的土地上，参与编织商业香港的美丽梦想。回归前后，香港又开始新的梦想，进入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变的一个新格局，追求社会和谐及民主成为新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