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贝满――代序
舒 乙
旅居美囯的张之宇、张之丙姊妹打电话来，说她们正策划编辑一本回忆录，是关于她们母校贝满中学的，暂取名《五0届贝满人语》，嘱我写一篇小序。我一听，毫不犹豫地便答应了。虽然，我和贝满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它早年是女校。
可是，我自认，贝满的事我多少知道一些，我的亲人和朋友也和贝满有过许多联系。
先说我的父亲老舍先生和贝满吧。
那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事了，正值贝满女中创办了六十年的样子。贝满是教会学校，属于基督教公理会，是美国的派系。1921年年轻的老舍先生在基督教英国教派伦敦会所属的北京缸瓦市教堂接受洗礼，为的是取得合法身份，对缸瓦市教堂进行改革，由他起草了教堂改革章程，公开发表，决心将外国势力赶出教堂，对教堂实行中国人全面管理，即实现经济独立、人事独立、传教独立，应该说这是基督教“三自”运动的先声，是一件可以在中国基督教历史上大书一笔的事情。当时，对老舍先生有重大影响的人是宝广林先生，字乐山，他是英国伦敦大学神学院的毕业生，回国后在北京缸瓦市伦敦会基督教堂负责全面工作，唯不愿当名义上的牧师，力主实行宗教改革。宝先生1923年被推选为北京基督教联合会会长，以后又兼任过北京青年会总干事。发表过许多著译文章，并创办《真理周刋》。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力志社会改革的青年人，如许地山先生、老舍先生、彭锦章先生、全绍武先生等等。
当时，公理会大院位在北京灯市口大街中段路北，分三部份，中间是教会本部，有主教堂和附堂，附堂常常用来开会，西部是贝满女斋，东部是育英男中。在灯市口大街东端路北，佟府夹道里有协和女子大学，此地1920年至1926年，由三个大学合并为燕京大学女校。冰心先生是在此毕业的。现在这三处是三个学校，西边为贝满女中（初中部）和育英合并而成的25中，中部为景山学校，东头原贝满高中和燕京女大所在地改为166中。
公理会下设慈善机构，叫北京地方服务团联合会，分七处，总部设在贝满校门外面，老舍先生在天津南开中学执教一学期后，回到北京先在教育会任文书，1923年在北京地方服务团联合会任干事，就在贝满外边的两间平房里办公，手下有两名助手，其中一名叫朱德普，是老舍先生在第十七小学任校长时认识的，以后朱德普当了育英男中的注册部主任，其哥哥朱向辰先生当了贝满女中的庶务主任。
老舍在地方服务团服务时有三个兼职，一是在市立一中教书，以补其在地方服务团收入之不足，主要是供奉老母，教的科目是语文、修身和音乐；二是在基督教联合会下属的主日学委员会中任总干事，主持主日学改革，撰写了一篇宣言式的论文，叫《儿童主日学与儿童礼拜设施之商榷》，分三期在《真理周刊》上连载，顺便说一句，主日学委员会成立大会便是在公理会附堂举行的；三是在唯爱会中任书记，唯爱会是国际性的反战组织，唯爱会开会地址也在公理会附堂。
地方服务团的活动有组织女工织祙，救济孤寡老人，组织贫儿扫盲，打苍蝇宣传讲卫生等等。这些活动的宗旨和改革缸瓦市基督教堂的宗旨是完全一样的，一脉相承，即以“社会服务是关紧要”为中心任务，达到救国救民的最终目的。
这样看来，上世纪初致力社会改革的年轻人，总体上说，走的是三条路：一为左派的路，基本上是走无政府主义或马烈主义和十月革命的路，关键是1921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二为中间的路，即宗教的路，尤以基督教的改革派为代表，以实行基督教原教义的目标――救穷人为目的；三是右派的路，即国家主义的路。
由于旧中国特别穷，左派和中派最终都走到了一起，许多进步的基督徒最终去了延安，许多青年会骨干也纷纷成了著名的爱国进步人士。老舍先生1924年去了英国，他那些留在国内的基督教朋友们却遭受了一次重大打击，许多人被捕入狱，如彭锦章先生、全绍武先生，而宝广林先生则被迫远走上海。原因是他们后来都从事了反对北方军阀统治的斗争，秘密贮备军火准备武装斗争，并接受地下共产党员孟用潜的教育，传播并学习唯物辩证法及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籍。革命党人包养浩在缸瓦市教堂被捕，后同李大钊同志一起被张作霖处死，被追为革命烈士。张作霖的高参马炳南是教徒，用张氏小卧车秘密护送宝乐山先生逃到城外进入燕京大学，并转道天津去上海。这些故事生动的记录了那批先进青年在黑暗中探索人生道路的艰辛历程。
令人吃惊的是，故事的发生地许多竟然是贝满女中的所在地，这是许多人根本不知道的秘密。我有幸调查采访过一些当事人和他们后裔。现在借着写贝满首次披露出来，也算是为那个时代做了一点真实的记载吧。
重庆解放后，我随母亲返回北京，正值父亲由美国回来，一家人1950年初在北京团聚，我插入育英中学，半年后，初中毕业，考入北京二中。大妹妹舒雨进入贝满女中，念了两年半，初中毕业，考入石油中专。她是我们家在贝满就读的第一个成员，她算是1955届的。
又过了27年，到1977年，我的女儿舒悦考入了167中学，这个学校的前身就是贝满女中，也还在贝满院子里上学。那时大教堂还存在，附堂也存在，只不过后者变成了实习工厂，西面的小楼是她的教室，楼前那棵大树依然茂盛，那口铜钟仍然高高悬挂在树枝上。
我清晰地记得此时贝满的老教学楼已相当破旧，开家长会时，透过地板的大缝子甚至可以看到楼下房间。女儿在校念到一半的样子，学校和育英合并，改名25中，并将大教堂拆掉，盖了新的教学大楼。
其实，最有资格写贝满的，当首推冰心先生。八十年代后，她有过三篇专写贝满的文章。一是自传系列中的第四篇――《我入了贝满女斋》，二是《我的大学生涯》，三是《关于男人》系列中的第四篇――《我的老师――管叶羽先生》。她在贝满四年，在协和女子大学五年，前后九年，正值她的少女时代，也是她走上文坛的，并在文坛上大放光彩的年月。
在冰心先生晚年，常有166中学的校长、老师和学生到她家中去看望她，要她题词，要她当同学会会长，要她为学校办事。她都一一爽快的答应。
三年前，在贝满建校一百四十年之际，166中为冰心先生立了一个胸像，嘱我和卓如女士（她是冰心传的作者）去剪彩。我在冰心铜像前向同学们讲了许多冰心先生和贝满的故事。仪式之后，我走进新的教学楼，楼梯迎面挂着妈妈胡絜青为学校画的一幅大画，提到这件事，为我的贝满之文仿佛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不过，真正的代序还是冰心先生的《我入了贝满女斋》最有资格。她是真正的贝满人，能和比她晚30多年的50届贝满人心心相印，连那里的味道或许都会息息相通，只须一个眼神或者一个惊叹号就彼此心领神会了，何要我来啰嗦呢，是吧？
由冰心先生和50届贝满校友的文章中可以看出，贝满是个好学校，有好校长、好老师、好校舍、好校风、好传统，培养了成千上万好学生。
总之，贝满是个值得好好誇誇的好学校。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