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头是岸
文渺
我一介平民百姓，但却爱交往。所以，生在陋室，走在茫茫人海中，也有几个相识的人。原因是我从你争我斗中跳出来了。为什么说跳呢？这里面的原因得追溯到公元一九六六年，正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两派斗争如火如荼的时候，而我和几个一九六四年没有考上中学的小伙伴，虽没有参加这派那派，但观点多少是有的。人以群分，物似类聚。谁会理我们这些既没有公开参加这派，也没有公开参加那派的人呢。但我又是个很特殊的人，因为我的亲大哥就是这县中一派最大的派头。他是他，我是我。何况他历来把我当作什么都不懂的小人，那怕我心有千千结的想法，想跟他们去干一番革命事业，他也是不许的，家里也是不许的。因为，他革命回来，父母劳作回来，还得吃饭，八岁就在家任煮饭炒菜的我，就只有在家里操作家务了。但那心是不死的。一天，我去也是和我一样的田同学家，未进门，就见家乡算命的瞎子秦八字坐在街沿坎上。据说秦八字可是说一不二的铁嘴。但那时候，横扫四旧，谁敢明目张胆的去找他算命？！田同学家的门半掩着，我推门进去，没想到另外还有同我一样的二个同校女同学和一个男同学在，他们神秘兮兮的正在商量什么。见我进去，他们都高兴起来了。原来他们都想算命，只是不敢去喊门外的秦八字。我笑笑说：“谁跟我去？我就去。”田同学说：“你敢去，我就去。”于是，我们两个把秦八字牵扶了进门来。大家又谁都不愿先算了。又只有我先来。我刚报上生辰年月日时，秦八字子丑寅卯辰巳午未……一念完，停顿了一会说：“此八字是个贵人命，要钱十元，粮票五斤才算。”我说：“当官不当？”秦八字说：“贵人不一定当官。”我说：“不当官，最多只能给你二块钱，一斤粮票。”其实，我只有二块钱，一斤粮票。秦八字想想说：“好，但你不能骗我。”我是绝对不会表这个态的，因为，就是他算得再好，钱和粮票，我都得留下一半来自用。但他们立即帮我表了态，说只要真实，只要算得准，一定照付。我们问，秦八字算，结果秦八字说我以后要靠文字工作吃饭，会出名，并说现在如果要找老婆，除了别找属龙的外，找谁，谁都会嫁给你。我心里立即起了个在那时是犯大罪的玩笑，不由得笑了起来说：“皇帝的女儿会嫁给我吗？”秦八字说：“只要你遇得到她。”我脸上露出了笑容说：“我能活多少岁呢？”秦八字又是一阵甲乙丙丁子丑寅卯……后，说：“五十一岁遭天罗地网。”我自嘲的说：“活五十一岁，是个短命鬼了。”一个同学说：“既然是短命鬼，还敢要这么多钱和粮票？”秦八字肯定听出弦外之音，说：“不要说你们了，你们的头，我也给他算过。”我急了，说：“你瞎说乱讲，不想好过了。”秦八字说：“一个瞎子，死活都置之度外了，好过跟不好过，更无所谓了。”另一个同学说：“他就是向司令的亲弟弟。”秦八字说：“失敬失敬，只是这算命，当县长的，厅长的，局长的，我都给他们算过，信不信，由你们。” 我说：“活五十一岁已够了，但钱粮都只能给你一半了。”秦八字说：“是是是，一半就一半。”
在那个年代，你不恶毒点就不行，记得斗争城关镇的镇长时，一个人走到他左侧面，朝跪在地上的他的腰上就是两脚，跟着又有几个人走了来打，打得他直叫：“唉哟，我有罪，唉哟，我交待……”我急忙拦在他们中间，说：“不要打，不要打，要文斗，不要武斗嘛。”大家看看是我，才没有打他了。但听见有人说：“他哥革命，弟保皇，二条路线嘛。”我那时应该说是一种善良天性的表现。但是，当他在“划线站队”中从新掌握了城关镇的大权后，对打斗另一派的人，他亲自动手打没有打过人，参加没有参加过策划打斗人，我就不知道了，但他最少也是熟视无睹的。于是，在我的心中第一次种下了无形的恶毒种子，而催开这颗恶毒种子的，却是为争夺工作的权力，生活的权力。一九七零年七年七月，昆明铁路局去我们县城招二十名学徒工，一下有二百多人报了名。有门路的走门路，无门路的，只有听天由命。我这个“站错队”头头的弟弟虽也有人说话，但必然是正在“划线站队”时期那个挨整的期间。先检查身体，通过。政审时，以镇长为首掌握着实权的他们，竟然无中生有的说我父亲当过国民党兵，从而取消了我参加工作的资格。我得到消息后的第两天，在镇长必经的路上拦住了他，说：“你敢造谣，说我爹是国民党兵，不让我参加工作，好！好得很！！！”我指着他。“过去斗你时，有人打你，我拦着，从现在开始，我不会那样了，如果我们这一派翻起来一分钟，别人打你的腰，我一定要砸你的头，半分钟之内，我不把你整成疯子，憨包，神经病，让你落下终身残疾，我就跟着你姓，如果我们永远翻不起来，你就更要小心了……，”下面的话不说，他已清楚。当时吓得他急忙说：“不是我说的，不是我说的，是他们说的。”“那们说的？！那们说的，我都只把帐记在你的身上，因为，你是他们的头和兼城关镇最大的走资派。”结果，第二天再讨论政审时，他带头通过了我的政审。我参加铁路工作，来到了昆明。我很珍惜这份工作，在三年的钳工学徒期间，所有同来的人都回过家过过节，特别是春节。只有我是学徒期满后的七个月后，才敢请探亲假回家过春节的。本来参加工作后的我，只想好好的工作，只想通过努力学习，以后当个技师，能搞些发明创造。但当带着严重派性思想的掌权人，知道我大哥是他们对立派的县头，而且还担任过那派省赴京告状团的团长时。他们采取了我在厂部搞钳工可以，就要我去离厂部五公里的筑路队开推土机，让你在各工点四处开推土机吧，才开两年不到，又让我去干杂活……，这又催醒了我已经种下的恶之花。于是，我利用各种关系，首先把家乡的亲朋好友联合起来了，进而拉拢一些好事之徒，也有那大大小小想从中捞一把的人，并跟在邓小平从新工作后又上台的书记、厂长、处长取得了联系，从而又调回到了厂里。一九七六年“反击邓小平右倾翻案风”最厉害的时期的一天，筑路队的十二个造反派人员来厂部抓斗书记和厂长。我立即把在厂的亲朋好友召集起来，暗中找了人监视他们，并让大家在干部和工人中散布他们的丑行。他们要书记厂长表态他们是革命派，我们是保皇派，书记厂长执行的是邓小平右倾翻案风路线政策。他们不表态，他们先是大喊大叫，后是推推搡搡。一些干部工人们在我们的鼓动下，一些对造反不满的干部工人，都开始向办公楼而去。我时而在宿舍的走廊上看对面办公楼和大多数干部工人的动静，时而在宿舍里听他们说办公楼里对立派抓斗书记、厂长的情况。有人说：“再不去救书记厂长，书记厂长就要表态了，书记厂长表了态，对我们就不利了。”我说：“我量书记厂长也不敢表态他们是革命派，我们是保皇派，如果书记厂长表了，书记厂长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书记厂长负得起这个责吗？再说了，书记厂长表态自己执行了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路线政策，书记厂长就不但是自己找死，而且还要祸及子孙后代，他们敢吗？！”有人说：“要是他们被打得受不了呢？”我笑笑说：“还不到时候，到时候，我第一个冲进去救他们，你们还是去办公楼内外注意着点，再等一会，我们再行动。”来报告的人都走了。同宿舍的阮说：“老向，让书记厂长知道我们是为他们好就行了。”我说：“不行！”他说：“为什么？”我说：“原因有二，一是救早了，他们会认为我们把他们拿到炭火上去烤；二是最重要的，你想想，我们跟他们有什么感情，说得好，是干群关系，说得不好，是利用关系，人要在危难时，才知道好歹！想想，要是他们尝到了皮肉疼，骨头痛的滋味，甚至想到会残，会死，我们在这时候把他们救下来，他们会怎么想？！不用想，我们就是他们的救命恩人了。”阮点了点头。对面的办公楼传来了打骂书记厂长的声音更大了。我打开门，见差不多所有在厂的职工，甚至家属都集在了办公楼下，他们有的骂着那些来抓斗书记厂长的人；有的在议论着；虽也有在笑的，但大多数人对那些造反派的怒火也被点起来了。我大步走向人群，说：“这些人，一天就是利用造反来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再这样干下去，不吃饭了，大家跟我走，找他们辫论去。”说完，我转身向办公楼的二楼小会议室而去，人们喊着叫着议论着跟在了我后面，所有关着的办公室门也打开了，有的还加入了我们兴师问罪的人群。我一脚就踢开了从里面锁着的门，还不等他们说话，我就指点着小会议室的人一声大吼：“不准动，都给我听着！”他们只呆了一下，那带头的杨姓家伙也吼道：“我们批斗走资派，关你什么事？！”我说：“你一个罪犯分子，还有脸批斗人。”我们的人有十多个进到了门里。杨姓家伙指着我说：“姓向的，我犯什么罪了？你今天给我说清楚，说不清楚，我跟你没完。”我说：“你在田坝工地时，强奸昆明女民工未遂，要不要我给他们带队的打个招呼，让他叫那女民工写好你的罪状，交给公安局去？！”他一下哑了口，我又吼道：“你们给我滚，滚回筑路队去。”另一个牛高马大的王姓家伙吼道：“你这个保皇派乱说，我们跟他拼了。”他们的人不敢动。我指着他说：“你这个一样都不会干的贪污犯，还想跟我斗吗？！”见他也哑了声，我才又指点着他们。“拼了，你们十三人，拼得赢几个？不想死的，就看看外面。”我又大声吼道：“滚！是不是还不想滚？！”他们在大家的臭骂声中逃样走了，直到“四人帮”倒台，他们都没有再敢到厂里来闹过。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复活的恶之花渐渐在我心里枯萎了，真实的世界越来越走向我们。从开始文学创作后，大爱大善渐渐慢慢地充实了我。我想：要是不搞文学创作，就没有淡泊于心宽，事重自路窄的达观思想。让恶之花在心里蓬勃生长起来，那就肯定不是活不过五十一岁了，而是应当早就命归西天了。幸亏那个生长恶之花的年代，永远的结束了。如今，我已经五十三岁了，感谢使我心灵大爱大善之花开放的这个时代，感谢文学给我带来的友爱善良人生，感谢知识使我懂得了这个世界更多的善良大爱的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