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兄弟》中的纵横捭阖

                                          法国《人道报》2008-6-23 

   《兄弟》是余华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的一部小说（销量达百万册）。从“文革”到当代中国，主人公们沉浮于小说所展示的历史洪流之中。余华1992年发表了《活着》（Actes Sud，再版），由张艺谋改编的电影《活着》则于1994年获得了嘎纳电影节的大奖。此外，他还著有《许三观卖血记》（Actes Sud，1997年）。

人道报：《兄弟》讲述了从1960年代到今天的一代中国人的故事。您在后记中写到，“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这是理解或接近当代中国的一个信息或途径吗？

余华：我知道，从“文革”到现在，存在着很多看法和思想。这些都是历史性时刻，极其矛盾，但又密不可分的。四十年来，我们经历了一个从禁欲到宣泄的两个时期。这样的转变对于西方人是不可想象的：极端的物质匮乏、趋于爆炸的狂热意识形态、追求金钱的急剧膨胀，一切都是狂热的。今日中国经济的发展途径类似于那个时期的革命途径。这两种方式存在一个共通点：狂热——对革命的狂热和对金钱的狂热。

人道报：《兄弟》受到中国公众的巨大推崇，但你也尖刻地讽刺了某些场面。如你所说，“中国很多方面还是不容乐观。”

余华：在中国，当作家谈及过去时，没有太多的风险，而描述当今社会则风险很大。许多读者拒绝承认《兄弟》下部中的人物形象。批评家辩称全都是夸张的，女子庸俗而淫荡，文风过于放纵。我完全不明白这些人终日在干什么，他们远离社会……李光头在公共厕所偷看女人屁股，是禁欲所致，这也是文革时司空见惯的事。1990年代以来，选美比赛风靡中国，不论是大城市或是小城镇都非常受欢迎。修复处女膜手术也在不久前的中国流行过，网站和商店出售人造处女膜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当这本书2006年出版下部时，《纽约时报》的记者也怀疑有没有人造处女膜，他让助手在互联网上看看是否能买到人造处女膜。竟然发现了超过100种的品牌，而且人们在一些网络社区里讨论和相互推荐最好用的牌子。此外，近年来的发泄也取代了过去的暴力。

人道报：《兄弟》不同于您以往的小说，您认为这是您创作中的一个转折点吗？

余华：这部小说诞生了一个新的余华。我有十年时间不敢放任自我；我对自己的阅读和写作都心存疑虑。在这部小说中，你认为我是混合了雨果式的戏剧性和拉伯雷式的漫画性。也许是这样，虽然我在写作的时候没有想到他们。这是我最重要的创作，这不仅是我的一种新小说、新文学，也是社会现实的投影。所以有经济学家用这部小说教育他的学生。写这本书之前，我不认为文学可以产生如此这般的社会影响，以致可以让读者提出关于社会问题的某些看法。李光头和林红之间的故事象征着中国人不断变化的价值观。最初时，林红坚定立场，嫁给了宋钢。文革期间，直到八十年代初，中国妇女更多选择拥有一颗“金子般”心灵的英俊男子。今天，她们更倾心于拥有像李光头这样成功人士般的丈夫。

人道报：经过30年的改革，对于（中国的）未来您有何展望？

余华：能够代表我对未来看法的也许是李光头，而不是林红和宋钢，因为后者没有未来。与此同时，变革的速度之快，也是我所担忧的。在中国，经济发展太快，而其它方面却滞后。客观地说，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在加大，人民享有自由，私人生活没有限制。随着科技的进步，互联网、电子邮件、短讯、手机等等通信变得难以控制。

人道报：他们今天想的仅仅是这些吗？

余华：八十年的改革初期，农民是主要的受益者，工人尚未经历企业破产和下岗。如今形势发生改变，不稳定因素增加，不再只是知识分子和学生的问题，如今社会问题更多地触及工人和农民。当在城里务工的农民返回农村时，他们带去了新东西，促使农村生活发生改变。
北京奥运会后我们将步入一个关键时期。电和成品油价格的调整势在必行，还有粮食和其它原材料。政府主要关注焦点仍是控制物价上涨，以及由此引发的不满。政府应采取温和与灵活而不是强硬的一刀切的政策，这是避免灾难的唯一出路。至于政治自由化，中国不能与西方国家相提并论。社会现实不同，中国的过去与西方的过去不同，今天同样会不同。

                                       《人道报》记者：多米尼克·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