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四十年聚焦了西方四个世纪

                                          瑞士《时报》2008-5-24

    这本书非常简单地称作《兄弟》，用中文即为Xiongdi，法语即为Frères。众所周知，它们都包括兄弟姐妹，“弟弟”和“哥哥”，以至最后都称为兄弟。这是发生在一个小镇的故事，两兄弟因为他们各自父母的爱情而偶然相聚。书中每一个章节都环环相扣，近700页，刘镇的一切——可以想象——推而广之，几乎代表了余华这一代人的中国。余华1960年出生于浙江杭州，位于中国的腹地，他是当代中国伟大的作家之一。张艺谋改编拍摄了他的一部小说《活着》（袖珍书籍， 1994年）。《兄弟》在中国于2005年和2006年分别出版了上下部，均取得了巨大成功，销售近100万册。
    这是一部大河小说，因为它编织了数十人的生活，从1960年代延伸至今。它也是一部休克小说，因为它描述了西方人不可想象的动荡万变：物质极端贫乏，植根于思想束缚的社会现实，以及“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专政，当它们走向结束后，暴力与狂热以另一种方式被完全释放出来。在他的后记中，余华说道：“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最后，它还是一部具有流浪文学色彩和滑稽文风的小说。它被赋予了丰满的人物形象。李光头同时具有粗俗、好色、好斗、滥情、想入非非和慷慨的特点。他是街道顽童和孤儿，最终成为富商，具有创造力和愈加狂热的坚韧梦想。从悠游自得地享受用屁股故事巧妙换得的三鲜面，到成为中国第一个遨游太空者，以及狂热的处美人大赛，所有的故事，栩栩道来。
    李光头，尽管荒谬地被称为“李光头”，在其地位上升的同时，“兄弟”俩的命运却分道扬镳。宋钢，他的异父异母兄弟——与其完全不同的形象——一个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男子，处事正直细心，更弥足珍贵的是他的眼神：“宋钢是我的兄弟，就是天翻地覆慨而慷了（摘自毛泽东的一首诗），宋钢还是我的兄弟，你他妈的要是再敢说宋钢一句坏话，我就……。”这对小说里的兄弟被同时赋予了令人生厌和令人喜爱的性格特点。余拔牙，童铁匠，关剪刀，张裁缝，王冰棍，刘作家和赵诗人，他们全都包围着李光头，或阻碍或帮助。他们来自“群众” ——理解“人民” ，组成了“良民”。余华从刘镇“群众”里塑造了一个个丰富的人物形象：他们有时是凶残的民众，不断增重人间的痛苦；有时寻乐子，容易被误导且迅速着迷；他们说长道短、助纣为虐，陷他人于不幸。
    在所有这些“兄弟”中，在主要的两兄弟之间，余华按照传统设置了一个女人，万人惊羡的林红，一个浪漫的美人，同时拥有强烈的肉体激情。她引发悲剧，最终揭示了在这个没有准则、必须循序渐进的世界里一切选择都是荒谬的。
    一个伟大的汉学家习惯对学生们讲一个笑话：“在中国，一切都是真的，其对立面也是真的。”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余华的小说，在其小说中，折磨和奢侈，利欲和害羞，慷慨和痛苦，悲剧和闹剧不断发生碰撞。而小说风格也确是如此，借助喋喋不休的诅骂“婊子”，“王八蛋”也在小说里被常用的。与此同时，小说又不断引用文学经典和民间俗语，挪用毛泽东语录和大型游行示威口号，极尽讥讽又游刃有余。从这个角度来看，皮诺和伊莎贝拉的翻译可谓无比成功。法译版中完全体现了文中那个聪明的顽童形象，多亏这两个翻译家的博学才得以在真实的中国大背景下准确而轻松地还原原著。《兄弟》让读者身临于刘镇，让读者能够看见全景，就像史诗般，一幅且笑且哭、全方位的壮观景象，而它的复杂主题便是：当代中国。

                                                  Éléonore Sulser

“我的写作很简洁，这已成为我的风格”

去年9月，余华受邀“阅读节”来到日内瓦，而法译版《兄弟》尚未发表，我们在此背景下相遇。

时报：在您的书中，您为什么绝大多数讲述小人物？

余华：我来自浙江的一个小城镇，我就是小人物，也和小人物一起生活。尽管我的父母是医生，他们也是小人物。我与穷苦人家生活在一起。很自然地，今天我讲述的也是这些人的生活。

时报：您是如何成为一个作家呢？

余华：我成长在文革期间。我没有读过大学，那时的高中也只是读两年。我没有好好读书。80年代初，个人不能选择工作。我刚开始被分配做牙医，那时我18岁。我非常不喜欢这份工作。23岁时，我就没再干牙医，去文化馆工作了。要通过很多手续，特别是要证明我有写作才华。这是我之前没想过的，我先是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写作。刚开始时，我认识的汉字不多（大约就4000多个）。不过，这恰恰成了我写作的优点。我的写作很简洁，这已成为我的风格，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读者能读懂我的作品。今天，我掌握了一万多字了。但我还是保持简洁的风格。这是我的标志。在文化馆，日子很惬意。我赚得钱还是很少，但工作轻松很多。

时报：你写过关于卖血这样的故事，《兄弟》也同样批判色彩很浓。您没有遇到审查方面的问题吗？

余华：我的书非但没有被禁，它们还用于教学。我曾想过《兄弟》可能会有麻烦，可是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也表明，中国在进步，在不断开拓。

时报：为什么当中国富强了，社会批评还在？

余华：今天，中国有很多富人，但有更多的穷人。中国贫富差距严重，而且差距越来越大。

时报：然而，贫困人口已经减少。

余华：是的。可是我们以前太穷了，以至于我们根本不觉得富裕过。一部分人富裕起来，而剩下的更多的还是穷人。这就是《兄弟》所讨论的，文革时的物质生活精神压抑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今天的上海、北京都已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城市。这样的过程在中国只需四十年，在欧洲却需要四个世纪。然而，中国还有很多贫穷地区依然处于欧洲的中世纪。这样的情况令我担忧。中国的高速发展破坏了环境，也造成严重的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