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相信改革，不再有改革焦虑症
陈永苗
北京后改革研究所
樊纲把当下对改革的反思和反对，当作改革焦虑症，我不赞同。当下存在一种改革焦虑症么？改革焦虑症意味着承认并信仰改革意识形态，但是对于目标能否实现，担心又恐惧，甚至以彻底打倒改革旗号的呼声，也是改革焦虑症。左派虽然被迫置于改革潮流中，但却不承认并信仰改革意识形态，他们的抗议虽然这折射改革的巨大缺陷，却不是改革焦虑症。
对改革的焦虑和恐惧，有两种方向，一种是改革意识形态内部的，承认并信仰而带来的，一种是外部的，彻底虚无化改革意识形态的，外在于改革意识形态。之所以要表现为对改革的焦虑和恐惧，是因为改革是现有统治意识形态。而外部的，例如左派的反对，或者后改革的述说，并不是改革焦虑症。
把当下的反思改革潮流，一概当作改革焦虑症，抹杀外在的和内在的不同，是一种巧妙的自我辩护。把对改革的反思和反对，当作因为爱而恨，那么可以重新转换回去，恨转爱，改革意识形态进一步巩固。
改革意识形态靠的是人心的服从，人心会变迁，本来就一种无根的浮萍。黑格尔说，更美好、更公正时代的图景已经跃然活在人们灵魂内心，对更纯洁、更自由状态的渴望、迷恋，正激励着所有心灵，并与现实分裂为二。改革的总体性和目标，已经从改革时代悄然而去了。改革时代命运所安排的房屋，现在新一代人已经无法再忍受，它的存在对新一代人的利益没有好处和必要，它所实际产生的效果，与中国共和政治的进程，背道而驰。
改革意识形态是迷雾鬼林，只有用雷电劈开迷雾，才能看清云笼雾罩下面真实的变化。改革意识形态是一种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与社会基础，是可以区分的，是可以剥离开来的。
例如市民社会的形成，就与上层建筑无关，具有自身的逻辑。中世纪的欧洲，术语国家的真正含义，是至于后来区别于“自然状态”的市民社会更为接近的某种东西。现代民族国家是更长时间以后才再次出现的，与市民社会处于冲突当中。市民社会有着自身的独立进程。
意识形态，有一种话语霸权，是一种巫术，让人觉得能够把现实世界磁化，收拢进来，成为意识形态的一个部分，而且不可分离。一旦脱离，现实世界就没有意义了。就像森林中大地，没有了树木，好像土地就不再是土地了。柏拉图说了，理念决定世界。在政治共同体中，这样的运作，可以赋予每一个人的生活意义，就像法西斯极权主义运动。
必须指出的是，推动内心赞同改革的，并不是改革本身，而是富裕和富强或者自由宪政等等价值，只有改革本身遇着一些价值吻合，或者有助于推动时，改革才被人心赞同。不管如何在改革之上，还有更高价值在，体现为改革的目标或者总体性，这一些即在改革之中，也在改革之外。当改革符合这一些，就在其中，当不符合，就在外在于改革。改革并不是完全都是好的，都是善，可以无时不刻“摄住”这一些目标，也就是这一些目标，并不是先验地，永恒地与改革同在。所以对这一些目标的捍卫，改革与这一些目标的脱离造成的心理反应，并不是改革焦虑症。
我们之所以对国情派无可奈何，是因为没有改革时间表，造成每一个具体的时段，是应该推进还是保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当我们抛弃改革话语，就能够回到改革总体性与现实条件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为真正的，权威性的政治决断。
后改革时代的未来如同一张渔网，从现在的海水中拖过，网住未来所需要的，漏过未来眼里的垃圾。尼采说，现存的，已存的一切，都一次又一次地被按照新目的重新解释，被某种高于它的权力接受，改造和重新调整方向。发生在有机世界的所有事件都是一种征服，一种变为主人，而所有进行征服者和变成主人者都需要进行重新解释，作出调整，通过这种解释和调整，一切原来的意义和意图都必然被模糊了，甚或被删除了。
后改革时代出于宪政中华和自由中国的目的，将改革时代已经存在的改革总体性和目标，以及维权运动和公民社会的形成，置于一种突出的位置。
陈永苗
北京后改革研究所
樊纲把当下对改革的反思和反对，当作改革焦虑症，我不赞同。当下存在一种改革焦虑症么？改革焦虑症意味着承认并信仰改革意识形态，但是对于目标能否实现，担心又恐惧，甚至以彻底打倒改革旗号的呼声，也是改革焦虑症。左派虽然被迫置于改革潮流中，但却不承认并信仰改革意识形态，他们的抗议虽然这折射改革的巨大缺陷，却不是改革焦虑症。
对改革的焦虑和恐惧，有两种方向，一种是改革意识形态内部的，承认并信仰而带来的，一种是外部的，彻底虚无化改革意识形态的，外在于改革意识形态。之所以要表现为对改革的焦虑和恐惧，是因为改革是现有统治意识形态。而外部的，例如左派的反对，或者后改革的述说，并不是改革焦虑症。
把当下的反思改革潮流，一概当作改革焦虑症，抹杀外在的和内在的不同，是一种巧妙的自我辩护。把对改革的反思和反对，当作因为爱而恨，那么可以重新转换回去，恨转爱，改革意识形态进一步巩固。
改革意识形态靠的是人心的服从，人心会变迁，本来就一种无根的浮萍。黑格尔说，更美好、更公正时代的图景已经跃然活在人们灵魂内心，对更纯洁、更自由状态的渴望、迷恋，正激励着所有心灵，并与现实分裂为二。改革的总体性和目标，已经从改革时代悄然而去了。改革时代命运所安排的房屋，现在新一代人已经无法再忍受，它的存在对新一代人的利益没有好处和必要，它所实际产生的效果，与中国共和政治的进程，背道而驰。
改革意识形态是迷雾鬼林，只有用雷电劈开迷雾，才能看清云笼雾罩下面真实的变化。改革意识形态是一种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与社会基础，是可以区分的，是可以剥离开来的。
例如市民社会的形成，就与上层建筑无关，具有自身的逻辑。中世纪的欧洲，术语国家的真正含义，是至于后来区别于“自然状态”的市民社会更为接近的某种东西。现代民族国家是更长时间以后才再次出现的，与市民社会处于冲突当中。市民社会有着自身的独立进程。
意识形态，有一种话语霸权，是一种巫术，让人觉得能够把现实世界磁化，收拢进来，成为意识形态的一个部分，而且不可分离。一旦脱离，现实世界就没有意义了。就像森林中大地，没有了树木，好像土地就不再是土地了。柏拉图说了，理念决定世界。在政治共同体中，这样的运作，可以赋予每一个人的生活意义，就像法西斯极权主义运动。
必须指出的是，推动内心赞同改革的，并不是改革本身，而是富裕和富强或者自由宪政等等价值，只有改革本身遇着一些价值吻合，或者有助于推动时，改革才被人心赞同。不管如何在改革之上，还有更高价值在，体现为改革的目标或者总体性，这一些即在改革之中，也在改革之外。当改革符合这一些，就在其中，当不符合，就在外在于改革。改革并不是完全都是好的，都是善，可以无时不刻“摄住”这一些目标，也就是这一些目标，并不是先验地，永恒地与改革同在。所以对这一些目标的捍卫，改革与这一些目标的脱离造成的心理反应，并不是改革焦虑症。
我们之所以对国情派无可奈何，是因为没有改革时间表，造成每一个具体的时段，是应该推进还是保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当我们抛弃改革话语，就能够回到改革总体性与现实条件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为真正的，权威性的政治决断。
后改革时代的未来如同一张渔网，从现在的海水中拖过，网住未来所需要的，漏过未来眼里的垃圾。尼采说，现存的，已存的一切，都一次又一次地被按照新目的重新解释，被某种高于它的权力接受，改造和重新调整方向。发生在有机世界的所有事件都是一种征服，一种变为主人，而所有进行征服者和变成主人者都需要进行重新解释，作出调整，通过这种解释和调整，一切原来的意义和意图都必然被模糊了，甚或被删除了。
后改革时代出于宪政中华和自由中国的目的，将改革时代已经存在的改革总体性和目标，以及维权运动和公民社会的形成，置于一种突出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