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与前面的《章太炎与章门弟子的国学》，是从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的一篇文字中节选出来的，）  原文标题是“国之意象转移”。

   1910到1920年代北京大学的文史学科的发展，几乎可以被看作是近代中国学科发展的一个模型。胡适运用西方的哲学范式整理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这部只有上卷的作品，为胡适赢得了许多的追随者，顾颉刚、傅斯年这些曾经的章太炎的信徒，受到了莫大的震动，而转向胡适。

   思想界看上去似乎是新旧对立，以陈独秀、胡适等为代表的《新青年》和傅斯年等当时的学生创办的《新潮》遥相呼应，而这边则是刘师培和黄侃等人的《国故》，它们之间存在着“欧化”和“国故”的争论。在黄侃等人离开北京大学、钱玄同转投今文经学之后，章门弟子在北京大学的势力受到了空前的挑战，甚至被胡适及其支持者取而代之。与此同时，章太炎式的“国故学”研究，日益被新的国学研究所取代，而最标志性的事件就是“整理国故”运动。虽然看上去，胡适和章太炎同样使用了“国故”这个词。

    胡适沿用“国故”，有时会被理解为一种策略，因为胡适刚到北大之时，文科正是章门势力大盛的时候，所以，胡适对章太炎表现出了很大的敬意。甚至他们所发动的“整理国故”的运动依然用了“国故”的概念。

   这样的说法，也不是空穴来风，胡适对于章太炎的态度很有一些矛盾。这种矛盾体现在他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场合对章太炎的不同评价上。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胡适是如此评价章太炎的：“章炳麟是清代学术史的押阵大将，但他又是一个文学家。他的《国故论衡》、《检论》。都是古文学的上等作品。这五十年中著书的人没有一个像他那样精心结构的；不但这五十年，其实我们可以说这两千年中只有七八部精心结构，可以称做‘著作’的书，——如《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等，——其余的只是结集，只是语录，只是稿本，但不是著作。章炳麟的《国故论衡》要算是这七八部中的一部分了。他的古文学工夫很深，他又是很富于思想与组织力的，故他的著作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都能‘成一家言’”。[1]

 这个看上去赞美式的肯定，带有“瞻仰式”的倾向，甚至意味着是对一种旧的“已经过去”学术体系的回顾。所以他接着说：“总而言之，章炳麟的古文学是五十年来的第一作家，这是无可疑的。但是他的成绩只够替古文学做一个很光荣的下场，仍旧不能救古文学的必死之症，仍旧不能做到那‘取千年朽蠹之余，反之正则’的盛业。他的弟子也不少，但他的文章却没有传人。有一个黄侃学得他的一点形式，但没有他那‘先豫之以学’的内容，故终究只成了一种假古董。章炳麟的文学，我们不能不说他及身而绝了。”[2]

    如此这般，胡适对章太炎的定位是别有意趣的，在肯定章的学术贡献的同时，又将章划入“过去”。胡适强烈的意识到尽管章太炎的学术贡献巨大，但他依然是在经学的笼罩之下，而不能算是真正的现代学术。

    为什么说胡适才使整理国故真正上了轨道，理由只有一个，就是胡适脱离了经师的特性，而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学者”。因此，虽然他们都使用“国故”这个词，但是对于“国故”的内涵理解已然大不相同。

胡适与他追随者们都承认，“整理国故”的呼声，来自于章太炎，并且胡适也因为提倡整理国故而遭到受新思潮影响的一些人的质疑。于是胡适一方面辩称“整理国故”是新思潮的组成部分，但又表明他之“整理”并非是如别的国学机构所宣称的要“发扬国光”，而是要用“科学”的方法“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目的是要帮助回答陈独秀所提出的“何以要拥护德先圣和赛先生便不能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的问题，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3]

    与章门师徒企图强调历史典籍作为“国本”情况不同，他给“国故”下了这样的定义：“中国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国学’。”[4]胡适甚至认为，“故”可以理解为“过去”“死亡”。他在1928年回答一个人的来信时，甚至把“整理国故”比喻成“打鬼”，就是要让人知道“国故”也就“不过如此”。[5]

    其实，胡适在不同的地方的表述多有矛盾之处，一方面，他试图将清代以来的考据学看作是科学的方法的一种，但是也时刻警惕着其中的“主观”和“儒学”的背景。胡适也需要处理“新青年”的感受，所以，胡适也有更客观一些的看法。他说，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他又包含国渣。我们若不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粹?可知胡适对国故这一词汇的选择正因为它不含褒贬的中立性。他进而明确提出要扩充国学的领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过去文化，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 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

    通过对“国故”概念的重新解释，“国”的意象在胡适这里发生了一个悄然的转变，就是“国”越来越趋向于做为“地域”的描述，而非价值认同的根据地。胡适以及毛子水、傅斯年等人，通过对于“国渣”的提出，醒目地告诉人们“国”这个前缀，并不必然可以使人“凝聚”在一起，有些甚至是必须抛弃的。

    除了“整理国故”之外，与胡适等人创立新的学术规范有关的另一个事件就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成立。

    当时国学研究所的机构设置是这样的：（1）编辑室，主要是编辑国学入门书目，学术年表和诸子所用哲学名词索引。（2）考古学研究室。（3）歌谣研究会。（4）风俗调查会。（5）整理档案会。（6）国学季刊[6]。由此可见，国学门虽然依然采用“国学”之名，但是从其成立宗旨和工作重点可以看出，国学门工作重点已经不再是经子之学。且成就卓然的领域是歌谣调查会和风俗调查会。这很大程度上是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顾颉刚、周作人等人都相信，真正认为能代表中国人的精神的资源并不在经典文本（或章太炎所谓的“历史”中）中，而是在百姓日常的生活之中。

    国学研究群体对于国学研究的方法是有着一定的自觉的。这主要体现在《国学季刊》发刊词。这篇由胡适起草的文章，可以看作是胡适他们的共同的学术方法。在其中，胡适认为将西学的传入看做是“国学”沦亡的想法是莫名其妙的，而试图以孔教来代表中国文化，或以宗教化的方式来光复孔教等等做法，只会加速国学的沦亡。因此，他认为整理古书、发现古书和古物，才是三百年古学昌明的代表。批评了旧的研究方法的三个缺点，即“研究的范围太狭窄”“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缺乏参考比较的资料”，并提出了三种新的研究方法：“第一，用历史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材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材料的整理与解释。”[7]

   这个时候，几乎已经被遗忘的章太炎主要居住在上海，远离学术的中心，但他依然没有放弃他的主张，1920年代，他创办了《华国学刊》来继续阐发他的学术立场，30年代，他又在苏州创办国学研讨班。并创办了《制言》杂志，从《制言》的发刊词看，他的矛头却是针对胡适他们的《国学季刊》，特别是对于认为一切旧籍不足观和认为中国的精神体现在通俗文学中的看法，犹为不满。“今国学所以不振者三：一曰，毗陵之学反对古文传记也；二曰，南海康氏之徒以史书为帐簿也；三曰：新学之徒以一切旧籍为不足观也。有是三者，祸几于秦皇焚书矣。其间颇有说老庄、理墨辩者，大抵口耳剽窃，不得其本。盖昔人之治诸子，皆先明群经史传而后为之，今即异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耶？

    其次或以笔记小说为功，此非遍治群书，及明于近代掌故者，固弗能为。今之言是者，岂徒与梦溪、鄱阳远不相及，如陆务观，岳倦翁辈，盖犹未能仿佛其一二也。此则言之未有益，不言未有损也。”[8]

但是，在这个学术权势转移的过程中，章门弟子的立场日趋多元化。以南京为基地的黄侃、汪东是比较坚持其师的学术旨趣；而钱玄同、周氏兄弟、沈兼士等人，则在立场上与胡适派接近。尤其是钱玄同，他甚至明确是改宗今文经学。对待“国学”的问题，钱玄同也很激进。他认为，在学问上面标以“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也不能借着圣人的名头来迷惑人。“青年学子对于‘国故’，‘保存，昌明，宣扬’之固外，‘整理’之亦外，即‘知道’之亦大不可”。[9]不但反对拿来应用于现实，甚至知道都没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