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角七号》的符号

                      （2008-12-07）

 
                         ● 周兆呈
　　红了三个多月的《海角七号》昨天晚上吹起号角，在台湾金马奖上，获颁“观众票选最佳影片”及年度台湾杰出电影、最佳男配角、最佳原创电影音乐和歌曲等五个奖项，让这部已经创下台湾华语电影票房最高纪录的影片达致最高峰。

　　原来，电影最终还是要回归最基本的情感面，宏大的叙事、豪华的场面、眩目的特效，都只是辅助，若没有挖掘出内心的共鸣，那些以金钱大制作堆积出的惊叹和夸张，往往只是昙花一现，可以制造瞬间的快感，却难以维持长久的感动。

　　要说制作，《海角七号》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甚至一些地方的表现手法也显得简单幼稚。像片中挂在空中的彩虹来寓意风雨后的收获，直白显露，有如中学生作文手法；最后老太太看信和照片的片段还可以处理得更为震撼等等，但恰恰是这种整体上简单质朴的气质，铺设了影片的风格，才在人心人性的最深处，给了最温柔的一击。

　　《海角七号》的爱恋故事动人，但对小人物生存窘困的刻划更激起共鸣，从台北潦倒而归的乐手阿嘉、离异的原住民警察吉他手劳马、早熟古怪的教堂键盘女孩大大、恋上人妻的机车行学徒鼓手水蛙，“国宝”老邮差茂伯、辛勤奔波的米酒推销员马拉桑，甚至严肃擅权的镇代表，被一场本土抗争外来文化“侵略”的演出牵在一起。这些卑微的人物有痛苦，有浮躁，但是都很执著、甚至固执，乡土人情催化彼此扶持，最终赢得希望。

　　《海角七号》红了之后，被赋予了诸多符号，比如“代表台湾精神”，比如“宣扬皇民意识”，也成为两岸政治往来中的一个标尺，有些被政治化了。陈云林访台时被安排看电影，观后感是海很美、恒春很美，避谈情感和精神，台湾总统马英九则希望大陆观众从人性的角度去看《海角七号》。如今电影何时正式登陆，也似乎遭遇挫折。

　　有趣的是，先从意识形态角度批判《海角七号》的不是来自对岸，而是台湾内部。生于台湾南投、曾担任多家新闻机构总编辑的传记作家王丰说《海角七号》是一株“大毒草”，即使目的不在颂扬日本帝国主义，但至少也在一定程度上带着一种感伤式的怀旧。“大毒草”如此耸人听闻、带有强烈大陆特定历史时期特征的词汇，竟然会成为台湾人对本土电影的形容词，可谓奇闻，而且这种形容在如今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洗礼的中国大陆民众看来，也未必尽然苟同。当然大陆观众也有一厢情愿的解读，认为《海角七号》非常正面，最终的大团圆结局是时间可以消弭一切历史的仇恨与隔阂的象征，对两岸关系寓意深刻。

　　除外界赋予的政治含义之外，电影本身在不同华语区引起的反应也颇有意思。网络在文化评论、文化传播中扮演意想不到的角色，也成为华语区观众共同的精神家园。《海角七号》现在的红火掩饰不了拍摄期间的困楚，资金严重不足，导演向银行贷款拍片，宣传预算有限，但是借助网络论坛和观众自己的博客口口相传，然后在网络上以零成本形成口碑，迅速激发人气，广泛传播。这些观众投入自己的时间在网络上转发电影故事、推荐电影歌曲台词、宣传恒春景点，鼓励周围朋友和陌生人去看电影，终于在票房突破新台币5000万元之后引起传统媒体的关注，发挥推波助澜、锦上添花的效用。其中的艰辛挣扎、执著坚持，其实和电影中那几位小人物追逐梦想的主题契合。

　　这种初始阶段借助网络制造规模传播的方式，可以说是民间知识分子和小众群体影响大众、挖掘市场的新方式，以后势必会引起文化业者的更多借重。而以华文华语建立起的网络空间，也能够在华语区的群体中形成传播的便利和影响。

　　一部如此彻底的台湾本土片，大量的闽南方言，小镇的本土情结，在香港、新加坡是电影公映，中国大陆民众则是通过网络下载先睹为快，三地观众的口味、背景、对台湾的理解和接触存有差异，从而让影片展现出不同的文化渗透和感染力。但一个共性的影响是，台湾本土片的成功，都会引发华语区观众对自身本土片的思考。香港观众说，“看看人家的集体回忆，漫天感地的感情，香港人却只能集体拍出黑社会电影和家嘈屋闭电视剧作文化记忆”。中国大陆观众也在追问，何时能有不再依靠数亿元也能打动人心的精心制作？

　  同样，小人物的心声、努力、梦想，新加坡也拍过，在本地也红过，为什么在国外的华文文化圈就无法取得同样的共鸣？这里面的深层文化因素在哪里？

（联合早报专栏，2008年1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