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是非

陈大阳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所谓是非，本质上是个“我是谁”的问题，以“我”之是为是，以“我”之非为非。但我们的态度是：只要“我”还在，“是谁”倒不那么重要了。我们基本上是不讲是非只讲利害的，即便讲起是非，也以利害为权衡，所谓“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连是非都是此一时彼一时的。重要的不是是非，而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到后来，小是小非几乎成了人际关系江湖凶险的代名词，大是大非则显得迂阔辽远了。但似乎每一个大是大非的关口我们都挺过来了，而我们在骨子里还是我们。

我们模模糊糊地知道古汉语语境中的“我是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冠冕上国万方来朝。春秋时候倒是有一帮家伙认真研究过“我是谁”的问题，进而发表过好几个“我们该怎么办”的理论。天地不仁，诸侯纷争，也都惦记着“天下”。这种“天下”永远把自己摆在地图的正中央，而且地图是上南下北左东右西的，因为龙椅是朝南的。至于纪年，用年号也很堂皇，遇到祥兆还可以改元，也没什么不方便。按我们的逻辑，以耶稣纪年有什么道理吗？有，那是他们的道理，而他们原先并不在我们的地图里。到了晚清，也还有一位朝廷大员一口咬定西班牙和葡萄牙是大英帝国杜撰出来的，好“合伙”向我们讨便宜。

我们了解近代语境中的“我是谁”。早些年教科书里把这一段叫做“苦难深重半封建半殖民地”，好像比元朝那时候还惨，那会儿是一位爷，这会儿是好几位爷。从晚清到民国三十八年，我们已经把古汉语改得差不多了，也基本习惯了我们在他们地图中的位置，在几个通商较早的城市也已经基本与世界同步，好莱坞的新片子一周之内就可以在上海上映。两次世界大战我们都没站错了队，都随喜成了战胜国，第一次没讨到便宜，带来了“五四运动”；第一次占足了便宜，败走了日本鬼子又接着把民国赶到了台湾。我们站起来了。

我们也了解现代语境中的“我是谁”。他们是纸老虎，我们有老大哥。后来跟老大哥闹掰了，跟纸老虎握手了。大是大非大跃进，批林批孔批周公，那是一个大乘行者升腾向金刚乘行者的年代，为了一个崇高得不能再崇高的理想，我们要去解放世界上其他四分之三的“受苦人”，“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无产者自己”，而且“我们永远不称霸”。可是因为民不聊生，理想就没有办法太崇高了，于是我们转向了小乘行者的道路，以一种精明的策略回避了所谓大是大非，“不管白猫黑猫”，不争论，不出头，办好自家的事，“闷声好发财”。就这么着终于发了财，不知不觉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地位，也成了国际江湖中的是非：“中国威胁论”。这时候我们自己倒有些茫然了，这是一种小乘行者的茫然：跟着西方财富的标准修行了二十多年，我们自己的标准呢？

于是我们正在经历全球化后现代的语境中的“我是谁”。回头一看，似乎所有的关系都颠覆了一轮。“工业学大庆”，工人阶级下岗了；“农业学大寨”，农民工都进城了；当代艺术以对抗体制起家，以被体制接纳收场，“艺术学大山子”；时尚变成包装了，慈善变成时尚了；学生们忙着创业，学校们忙着开EMBA半和国学班；商人们躲着财富榜，急着去上市；地产商谈文化，文化人谈地产；外国人学说汉语，中国人收购海外油田；外国大建筑师来中国盖房子，中国电影去国外拿大奖；企业谈社会责任，政府要和谐社会；“国际义务”我们肯定是推卸不掉，可“民族复兴”我们想复兴到什么份上？

公益广告说：“奥运会就要开了，那时候在外国人面前，你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代表中国！”

又到了大是大非的关口，这回还是个绕不过去的“我是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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