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发于08年4月《南方都市报》、3月《新京报》）
邵建，南京一所普通学院的教师。在这个喧哗的时代，苦于为完成量化学术指标而皓首穷经的名牌大学教授并不一定能在“著作等身”的运作中开创出真知灼见，把自己定位于闲云野鹤的职业教书人往往更能十年磨一剑。邵建用他的新作《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表明了他对现代中国思想文化思考的份量和新意。
邵建这本书昭显了两重价值。第一，他揭示出，20世纪胡适与鲁迅的路径分歧仍然是21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绕不过去的问题；第二，他心平气和地还原了代表中国知识分子两种“路径依赖”的胡适与鲁迅的思想脉络的真相。
胡适还是鲁迅？对于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不是简单的学术思想和文化选择问题，而是中国的道路问题。鲁迅是自由左翼，相形之下，胡适属自由靠右。五四后的胡适，在未放弃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启蒙的同时，把注意力转移到政治改良和制度建构的努力上。而鲁迅穷其一生行走的是他改造国民性的呕心沥血的启蒙之路。直到今天，21世纪的中国，依然没有走出胡鲁时代的思想困境和文化格局。
以胡适的“宽容”不屑鲁迅的“刻薄”，以鲁迅的“骨头最硬”的独立精神鄙夷胡适妥协退让”的“体制内身份”，乃至挟鲁批胡，以胡苛鲁，两派互扔板砖，可以说是当今思想界的一大奇观。在胡鲁之争中，围绕鲁迅的争辩尤其各执一词，鲁迅精神遗产的承传者们视之为真正的中国脊梁，钱理群坚信：“鲁迅是一个世纪的遗产，鲁迅的资源更带有中国本土的原创性。一个人，能不能与鲁迅相遇，与个人的生命选择有关。”汪晖赞扬鲁迅说：“鲁迅的杂文创造出一个真正具有独立性的批判空间，它需要高超的文学技巧和敏锐的政治介入方式，才能做到。”王彬彬又说：“鲁迅颠覆的是复杂的中国传统文化系统中的流氓文化的部分。”而鲁迅遗产的批判者们则传递着另一种声音，在学者刘小枫看来，“鲁迅和萨特、加缪不可能以善抗恶以爱抗恶，自然只有以恶抗恶，只能给这个本就充满仇恨的世界带来更多的仇恨。”而当代自由主义学者朱学勤在他的《鲁迅的思想短板》一文中公然责问鲁迅改造国民性的企图： “谁来改造？谁有权力改造？凭什么改造？”
而邵建是客观地、审慎地、心平气和地走进这块超敏感的“是非之地”。他更多的是还原了胡适与鲁迅“两种不同的价值遗产”。尽管批评了鲁迅的价值一元论，但邵建强调，启蒙的意义不可低估，但进而又指出，“不能以思想启蒙之一元排斥比如制度建构的他元。”
邵建的“还原”从东西方两种不同的知识论开始，东方式的“知识意志上的绝对自信”和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知识不确定性的两种知识观取向，导致了二人对“宽容伦理”、“怨恨伦理”截然不同的伦理态度。这两种伦理态度可能也和他们各自赴美国留学和日本留学经历中受到的东西方知识观的强化有关，但被作者淡化而又必须强调的是，他们的伦理态度必然也来自于童年。童年的缺失、不幸、苦难的经验对人一生的心理具有阻拒性。鲁迅的家庭变故带来的缺失使他在很早饱尝世态炎凉中认识了社会和人性的丑陋，从小便用阴郁、怀疑、憎恶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并形成了一种趋于实际的人生态度和明显内向、孤僻又略带偏执的性格，滋生出愤世之情，这也奠定了鲁迅以揭露为指归、警世为追求，“为人生”、“改造这人生”的明确的情感机制。胡适同样也经历了家庭的败落。但父亲死后，家庭生活尚可维持，胡适只是一个年轻的继室所生的幼子，而他的几位同父异母的哥哥都已经成人。所以胡适没有像作为长房长孙的鲁迅一样去过早地在奔走于当铺和药铺之间的苦楚中经历人生的凶险。但父亲的离去，使胡适母子在大家庭里境遇非常尴尬，寡母坚韧地操持家务，按照丈夫的遗愿把儿子培养成丈夫一样的人物，她家教严格，排除万难也要让儿子读书。母亲的责任、坚韧和宽厚培育了胡适的温厚和儒雅，也形成了他的谨慎和软弱。此外，浙东绍兴人的刚健，越民嫉恶如仇，好勇尚武的传统铸造了鲁迅式的风骨，皖南绩溪崇尚新儒学，注重商业经济，成就了胡适式的开明。
鲁迅与胡适，二人的共同之处是都对“人性”感到绝望，但不同的是，鲁迅要去改造人性，要把人性由坏改好。胡适不相信这样的改造会成功，并认定这种改造的危险性。他只相信建立一个好制度来节制和管理人性。鲁迅是一个道德理想主义的批判型文人，而胡适根本上是一个建构型知识分子。胡适是要用法治从内部对其改造，这就注定了他要和体制打交道，不仅要打交道，甚至要教体制怎么做。鲁迅的内心太想爱了，他起初信奉的那些良善的风景一道道幻灭，他对所有的改良道路都绝望了，他不相信宪政、民主、共和等任何一种外在的方法，对鲁迅来说，唯一有用的就是“掮着黑暗的闸门”去改革国民性、改造国民的灵魂。面对这样的国民，“一个都不宽恕”，民主怎么能在华老栓、阿Q、祥林嫂、闰土这样的国民基础的社会里实现呢？不启蒙怎么行呢？不改造怎么行呢？这样，“一元论”的历史价值越来越成为他思想的主体。胡适的目光更盯在“责任伦理”上，把责任落实在行为和结果上，而非动机和意图上。受欧美影响较深的他相信，程序正义强调的是，目的和手段要统一，手段和目的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不在于他的动机是什么，而在于他的行为。胡适认为，自由的意义不仅关注个人思想的表达，更在于对异己思想的容忍。批判别人不可有“正义的火气”，而“正义的火气”正是五四文人以笔为旗的底气。鲁迅选择的道路是通过文艺来针砭时弊，但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包括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大多过高估计了文艺与思想改造的力量（即道德力量），胡适则希望通过现代法治环境的建设，造就现代性公民。在胡适看来，民治制度最先进的国家也不是生来就有良好的公民，也是制度慢慢训练出来的。国民素质论的要害在于它把民主难以推进的责任卸给了国民。其实阻碍民主的真正原因肯定不在国民，而在制度本身。 正如邵建所阐释的命题，他倾向于相信：“有什么样的制度，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人。这不是‘国民性’而是‘国体性’。因为在既定的游戏规则面前，人本能地会作出趋利避害的选择。”
回到邵建的《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书中，读到那场近一百年前发生在胡适与鲁迅之间的分歧，看起来只是倡导白话文的同时，给不给文言留恋者以申辩权利的意见之争，看起来只是改造国民性还是建立宪政的何种自由主义路径之争，其实，显露的还是“宽容”与“不宽容”的问题。我期待一种和平的景象，批判胡适的人能够理解胡适，他和他的思想遗产在当今21世纪甚至比他在20世纪还要具备更重大的价值。批判鲁迅“不宽容”的人也能宽容鲁迅，他从事的呐喊事业永远是中国知识分子担当的楷模。就像邵建那样，通过客观求证和对真相的还原来重整思想者的遗产。这便想起米兰·昆德拉的小说《无知》：两个逃离祖国的捷克人，回到魂牵梦萦的故乡，结果，时间扭曲的记忆，再也找不到一丝的归属感。于是，所有的叙述都聚集到这样一个起点：全球化的现实、大同世界的历史和普世主义价值，能不能让所有新的精神历程，从“宽容”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