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就西藏发生的事情所作的宣传和评论，再一次显示出我们宣传部门的笨拙。一个本来明明自己占理，可以理直气壮说清楚的话题，却通过管制新闻、封锁论坛的手段，把主导权统统让给西方媒体，让别人整天胡说八道，自己只会苍白被动地辩解，拱手让出舆论高地。
这一次西藏到底发生了什么？由于资讯缺乏，我难以评述。但是西藏问题却是非常清楚明白的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宣传力量，没有一个说到点子上。一个西藏，仔细想来无非是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宗教问题。由于西方历史上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曾经造成非常惨烈的后果，所以西方人对宗教问题非常敏感，这也是西方人支持达赖的主要原因（不要总是用阴谋论的观点去理解西方国家和西方政治，太幼稚）。但是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根本不是一个宗教国家，从古至今从未有过宗教迫害或者宗教战争，有的只是政治迫害，最多是以宗教形式表现出来的政治迫害。历史上曾有过的几次排佛运动，多数是经济原因。因此，说在西藏存在宗教迫害，只是精明的达赖迎合西方人的一种修辞术，极端点说是对西方人的一种欺骗。
第二个问题是现代化的问题。由于西方人在殖民史上曾有过极恶劣的记录，他们给非洲人、印第安人的文化和生存带来极大的破坏，因此今天的西方人对破坏原住民文化和生活的行为极为警惕。精明的达赖，又一次迎合了西方人的同情心和自我反省精神，不停控诉政府或者汉人对藏人文化和生活的破坏。按照他的逻辑，我们汉人不知要怎么控诉西方人，今天汉人的衣食住行，还有多少汉人的传统？破坏传统的最重要力量，决不是政治力量，而是所谓的现代化（包括市场化和全球化）这种病毒。这种病毒，让所有的汉人，所有的藏民，所有其他民族的人，都卷入到市场商品生产、好莱坞大片、可口可乐和牛仔裤的浪潮中去。在这里，结果有好有坏，甚至有时说不清好坏。也许有美好的传统会失落，也许有美丽的乡愁令人怀念，但是谁能抗拒？既然达赖强调自由民主，那为什么不尊重现代大潮中藏人的自我抉择呢？如果不用政治权力来强制，又有多少藏人（或所有民族）自觉去抗拒这种现代化呢？而一旦运用政治强制，自由民主又在哪里？
第三个问题是民族独立问题。现代国家是民族国家，可现代国家自诞生之日起，就存在着民族和国家的紧张关系。让每一个民族都建立自己的国家，或者说民族征服国家，这是19世纪兴起的原则，在一战前后达到最高峰。但这一原则如果贯彻到底的话，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保持基本的稳定和秩序。因此，二战以后民族国家就基本上稳定下来，国家征服了民族。除了殖民地独立，或者东欧事变时国家力量衰落等特殊时候外，没有一个国家会允许内部民族分裂和独立建国，也没有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会支持这一行为。因此，从历史来看，藏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失去了独立建国的机会（外蒙古人在俄国人别有用心的帮助下获得了），就再也不可能拥有了。达赖鼓动独立，除了制造惨案和混乱外，他什么也获得不了，也不可能有国家真正支持（至少不会有公开支持）。除非中国的国家力量哪一天衰落无比，否则独立想都别想，不管是哪个政党在中国执政。可是，国家力量衰落，绝不是真正的自由民主分子想要的结果。
第四个问题是自由民主问题。达赖要求藏人获得真正的自治，如果不是指获得独立的话（如上，他没有这样的历史机会），从善意角度来理解可能指的是自由民主制度在西藏的施行。不必讳言，中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建设得并不好，而这一点也是我们的执政党和政府一再承认和强调的，从“政治文明”入宪，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行，这一切无非是告诉所有人，中国的自由民主制度仍待进一步建设。而这一点，并不是针对藏人的歧视，汉人也好，其他民族也好，大家一个样。自由民主制度尚未建设好，从责任政治的角度来说执政党当然有责任，但更多的责任却不该执政党来承担。自由民主制度本来就是从西方移植而来，并非中国本土生长，因此历史条件和现实土壤都严重缺乏。在政府对民众进行福利分配以前，先要有产品，这就要进行经济建设；在民主参与扩大以前，先要有制度的保障，而制度能否运转得起来，又需要现实的种种条件。这一切，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事情。举个简单例子，在民主选举之前，司法要不要公正？司法要公正，其他条件先不论，法官的素质得够格吧？而培养一个合格的法官，至少要十年（美国经验）。迫不及待地要求立刻实现自由民主，不是政治无知，就是别有用心。而达赖，多半是后者。
西藏的事情，说复杂当然复杂，说简单也就上面四个问题。从上面这四个问题看，达赖根本就不是什么民主斗士、传统文化保卫者和宗教自由维护者，而是一个捣乱分子。不是说不能批评政府或者敲打执政党，也不是说政府和执政党做的都对（除了上帝没有人能做对所有的事情），而是说真的为藏人好、为中国好，就绝不该采用如此暴力的手段。中国人曾经用举世无双的暴力手段，去锻造一个人间天堂，但带来的只是地狱。在中国各项事业还在进步，改良完全可行的前提下，达赖的做法令人齿冷。
最后，再对我们的宣传部门说一句，不能把宣传工作做得好一点吗？
这一次西藏到底发生了什么？由于资讯缺乏，我难以评述。但是西藏问题却是非常清楚明白的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宣传力量，没有一个说到点子上。一个西藏，仔细想来无非是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宗教问题。由于西方历史上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曾经造成非常惨烈的后果，所以西方人对宗教问题非常敏感，这也是西方人支持达赖的主要原因（不要总是用阴谋论的观点去理解西方国家和西方政治，太幼稚）。但是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根本不是一个宗教国家，从古至今从未有过宗教迫害或者宗教战争，有的只是政治迫害，最多是以宗教形式表现出来的政治迫害。历史上曾有过的几次排佛运动，多数是经济原因。因此，说在西藏存在宗教迫害，只是精明的达赖迎合西方人的一种修辞术，极端点说是对西方人的一种欺骗。
第二个问题是现代化的问题。由于西方人在殖民史上曾有过极恶劣的记录，他们给非洲人、印第安人的文化和生存带来极大的破坏，因此今天的西方人对破坏原住民文化和生活的行为极为警惕。精明的达赖，又一次迎合了西方人的同情心和自我反省精神，不停控诉政府或者汉人对藏人文化和生活的破坏。按照他的逻辑，我们汉人不知要怎么控诉西方人，今天汉人的衣食住行，还有多少汉人的传统？破坏传统的最重要力量，决不是政治力量，而是所谓的现代化（包括市场化和全球化）这种病毒。这种病毒，让所有的汉人，所有的藏民，所有其他民族的人，都卷入到市场商品生产、好莱坞大片、可口可乐和牛仔裤的浪潮中去。在这里，结果有好有坏，甚至有时说不清好坏。也许有美好的传统会失落，也许有美丽的乡愁令人怀念，但是谁能抗拒？既然达赖强调自由民主，那为什么不尊重现代大潮中藏人的自我抉择呢？如果不用政治权力来强制，又有多少藏人（或所有民族）自觉去抗拒这种现代化呢？而一旦运用政治强制，自由民主又在哪里？
第三个问题是民族独立问题。现代国家是民族国家，可现代国家自诞生之日起，就存在着民族和国家的紧张关系。让每一个民族都建立自己的国家，或者说民族征服国家，这是19世纪兴起的原则，在一战前后达到最高峰。但这一原则如果贯彻到底的话，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保持基本的稳定和秩序。因此，二战以后民族国家就基本上稳定下来，国家征服了民族。除了殖民地独立，或者东欧事变时国家力量衰落等特殊时候外，没有一个国家会允许内部民族分裂和独立建国，也没有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会支持这一行为。因此，从历史来看，藏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失去了独立建国的机会（外蒙古人在俄国人别有用心的帮助下获得了），就再也不可能拥有了。达赖鼓动独立，除了制造惨案和混乱外，他什么也获得不了，也不可能有国家真正支持（至少不会有公开支持）。除非中国的国家力量哪一天衰落无比，否则独立想都别想，不管是哪个政党在中国执政。可是，国家力量衰落，绝不是真正的自由民主分子想要的结果。
第四个问题是自由民主问题。达赖要求藏人获得真正的自治，如果不是指获得独立的话（如上，他没有这样的历史机会），从善意角度来理解可能指的是自由民主制度在西藏的施行。不必讳言，中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建设得并不好，而这一点也是我们的执政党和政府一再承认和强调的，从“政治文明”入宪，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行，这一切无非是告诉所有人，中国的自由民主制度仍待进一步建设。而这一点，并不是针对藏人的歧视，汉人也好，其他民族也好，大家一个样。自由民主制度尚未建设好，从责任政治的角度来说执政党当然有责任，但更多的责任却不该执政党来承担。自由民主制度本来就是从西方移植而来，并非中国本土生长，因此历史条件和现实土壤都严重缺乏。在政府对民众进行福利分配以前，先要有产品，这就要进行经济建设；在民主参与扩大以前，先要有制度的保障，而制度能否运转得起来，又需要现实的种种条件。这一切，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事情。举个简单例子，在民主选举之前，司法要不要公正？司法要公正，其他条件先不论，法官的素质得够格吧？而培养一个合格的法官，至少要十年（美国经验）。迫不及待地要求立刻实现自由民主，不是政治无知，就是别有用心。而达赖，多半是后者。
西藏的事情，说复杂当然复杂，说简单也就上面四个问题。从上面这四个问题看，达赖根本就不是什么民主斗士、传统文化保卫者和宗教自由维护者，而是一个捣乱分子。不是说不能批评政府或者敲打执政党，也不是说政府和执政党做的都对（除了上帝没有人能做对所有的事情），而是说真的为藏人好、为中国好，就绝不该采用如此暴力的手段。中国人曾经用举世无双的暴力手段，去锻造一个人间天堂，但带来的只是地狱。在中国各项事业还在进步，改良完全可行的前提下，达赖的做法令人齿冷。
最后，再对我们的宣传部门说一句，不能把宣传工作做得好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