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官与脚

　　脚和人身上其它部位同样重要，人用脚的时候没有感觉到它的重要，当没有脚时才想它。乡官是最小的官，和人身上的脚一样，永远离不开地，和脚一样是与它所处的位置有关。新中国一成立就有了乡官，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在那种一元化的社会体制下，乡官并无特别之处，和任何岗位上的干部一样，就像脚和手一样，正如当时的口号所说：“革命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职务高低之分。”那时的乡官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和别的岗位没有什么两样。和人的脚一样，尽管当时穿的布鞋，人也不嫌脚，脚也不感觉苦累。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国农村经济体制转轨，乡镇职能转变，农村工作转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农村工作杂乱无章，乡官权力有限，责任无限。从中央到地方各个部门的乱集资、乱摊派、乱罚款，各类达标升级、各级政绩工程、各种瞎指挥、各项体制改革都要乡官来完成，乡官犹如人的脚一样，驮着一个人，又驮着人身上背负的重物，超过负荷脚就要磨出泡，脱了皮，甚至断了骨头。乡官要完成各级铺天盖地而来的任务只有不择手段，使出浑身招数。划分责任田，农民想不通，婆娘哭，娃叫唤，老汉骂，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即便这样，中国几千万亩耕地每亩每分都是乡官划分到户的，当时的苦衷谁能体会得到？

　　以后的20多年里，乡官最难的两件事就是“催粮要款、刮宫引产”。乡官在收钱的过程中所受的酸甜苦辣诉不完道不尽，正象有的人所说的那样，乡官是“狗咬没人挡，吃饭没人管，睡觉没有炕”。乡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没黑没明地向农民收钱，给国库入钱，不知为国家收缴了多少个亿的税款，却由于方法不当，受到了许多批评，很多乡官背了处分，也受到了一些不理解人的谩骂。乡官就象人的脚一样，人一见，就说臭。计划生育政策实行近30年，全国少出生了3亿多人，每少出生一例就含有乡官的一份心血，他们不知要说多少句话，跑多少次路，做多少次工作。为了国策的落实，有时宁愿冒受处分的危险，而采取一些行政命令等强制手段。计划生育成绩同样是举世瞩目的，但很少有人能记得有乡官一份功劳。三峡工程胜利竣工，国人为之振奋，可曾知道几百万移民的搬迁、安置，哪怕是移民的一只鸡都要乡官亲自过问。上级一句话，乡官要把几百万移民一个一个“背”出数千里安置，所做的工作量不亚于在三峡工程，但谁为乡官记过一功？“非典”肆虐时，全国千万流动人口的登记、测体、隔离，哪个乡官不是全力以赴奋战在第一线？哪个乡官惧怕过？农村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乡官；哪里出现危险，哪里就有乡官，中国农村的很多事情都是由乡官扛着。

　　农村就像大河里的冰块一样，脚走在上面稍有不慎就要滑倒，压力过大就会裂缝，甚至爆裂，爆裂后脚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但严重时全身也要掉进去。因此，基层政权建设问题不容忽视，国家和全社会都应重视乡镇政府的地位、建设、生存和工作环境，要有适路的体制和可行的政策。这几年来关乎农村的行政法规有几十部，很少有哪部法律授权给乡镇政府，但哪部法律都要乡镇政府执行，责任都要乡镇政府承担。农村任何一件事情、一项工作，不论乡镇政府做得正确与否，只要农民告状，你必定输理，任何事情都靠乡镇干部凭一张嘴说得农民不违法，何其难也。《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执行难度就很大，主要凭计生干部嘴说得让农民不娃，别无办法，而要按程序诉讼困难就很大。以一个3万人的乡镇为例，平均每天生一个娃，诉讼程序从调查、取证到立案、诉讼、执行这么多程序，一年能办几起案件？有的发现计划外怀孕后，执行程序还没进行娃已生了。

　　乡官现在是“三无”乡官，无人权，无财权，无行政执法权，却要承担所有农村工作的管理责任，对任何工作都要负总责。就连自己的直接下级村委会都实行了高度自治，也要对它进行一切工作的安排、领导、管理，工作难度可想而知。乡政府就像大漏斗，对上口子大开，来多少盛多少，对下口子太小往往流不下去，憋得难受。所以请上级善待自己的脚——乡官，请媒体、社会理解，支持、关心、尊重乡官，说到底，乡镇还是需要可行对路的体制和政策。

　　客观讲，脚也有很多毛病，有时还长鸡眼，容易藏污纳垢。有的乡官感觉自己所处的位置不显眼，养成一些坏毛病，认为对农民吃点、拿点、罚点没啥，甚至和脚一样跷起二郎腿，向农民发威，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和脚一样不想上进，久而久之，路没少走而选臭了自己，或者是走了不该走的路而臭了自己。乡官和脚一样虽然处的位置不显眼，然而它的作用非常之大，无任何东西能替代。所以乡官要珍惜自己的作用，要时刻牢记自己对“三农”工作的重要意义：乡官背负着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稳定的重任，和脚一样要适应各种路，适应各种鞋，不能穿新鞋走老路，要学会走新路，闯新路，更要学会走正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