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著作：马国川《争锋》（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8.3），邹东涛2.5万字长《序》

　　注：马国川的《争锋》和《大碰撞》是全面系统反映近四、五年“改革大争论”力作，邹东涛的《序》是在系统阅读这两本著作后写成的，实际上是两书之共“序”。该序题目为《改革“而立”之年话“争锋”》，以下是第七部分：

　　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基本上统治了西方经济学的话语权，也几乎覆盖了世界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经济改革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深刻影响。这些年的“争锋”就理论层面来说，“新自由主义”无疑是重要内容之一。新自由主义是指导改革的明灯，还是搞乱改革的祸水，莫衷一是。

　　首先应当肯定的是，新自由主义一些合理内核对我国改革产生的积极意义。新自由主义强调经济市场化、贸易国际化、发展私营经济、反对政府垄断，其中的合理内核对我国变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全能政府模式，确实产生了积极作用的。但新自由主义理论中所内涵的一些极端化倾向也给我国经济改革带来了一些深刻的负面影响。我们必须客观公正地分析这一问题：既不能简单地批判和谴责新自由主义，说它是祸水；也不能盲目地拥戴和迷信新自由主义，说它是明灯。而是要超越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在提出某些合理内容的同时，也具有很强的极端化倾向，它在经济理论方面的主要观点是：（1）具有无限崇尚“市场神话”的情（市场原教旨主义）结，完全否定市场机制二重性所具有严重局限性和缺陷；（2）具有无限崇拜“私有制神话”和仇视公有制的情结，把公有制看成是政治独裁的根源,认为公有制是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的经济制度，因此主张彻底的私有化。这是新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核心；（3）具有仇视政府的情结，完全否定政府权威，把任何政府干预都看作是政府独裁专制和经济不稳定的主要根源，把任何形式的计划都看作只会给经济活动带来低效率；（4）极力鼓吹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化。

　　极端新自由主义已经对中国改革实践产生了一些严峻的恶果。（1）公共产品领域的过度市场化，导致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医疗、教育、住房的过度市场化使得很多老百姓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成为压在广大公众头上的新的“三座大山”；（2）国企改革中的全面私有化倾向。主张中国的国有企业完全退出一切竞争性领域，把国企产权全部量化到个人，并把股份制完全等同于公有制经济。在国有企业实施产权改革时，不少国企老总、经理们具有滥用权力鲸吞国有资产和大幅裁减职工的权利，产生了严重的社会甚至政治问题；（3）过分依赖外资。我国为了回应全球化浪潮，采取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政策，加入了WTO，外资大量涌入。但在理念和有关政策上，中国本土企业往往遭受“非国民待遇”，其力量相当脆弱。如果外资减少或撤走投资,中国经济将突然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

　　超越新自由主义首先必须立足国情，努力实现改革理论的新突破。超越新自由主义，不但要大胆吸收和借鉴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先进的制度与规则，又要充分考虑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及历史传统，注重其应用的内生化与本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