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著作：马国川《争锋》（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8.3），邹东涛2.5万字长《序》
注：马国川的《争锋》和《大碰撞》是全面系统反映近四、五年“改革大争论”力作，邹东涛的《序》是在系统阅读这两本著作后写成的，实际上是两书之共“序”。该序题目为《改革“而立”之年话“争锋”》，以下是第一部分：
伟大的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说过，“就象太阳从东方升起向西方沉落一样，人类文明也首先起始于东方。在中国，曾经有过文明的太阳高照的时候，那就是华夏文明独领风骚的时代”。但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东方雄狮渐渐沉睡，华夏文明衰落了。然而，天行健，雄狮终自强不息，在地球旋转到20世纪后半期又觉醒了――自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从而步入了经济迅速崛起于世界之林的快车道。2007年12月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9周年，也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到了“而立”之年、亦即步入30年。这天，我写下了《改革步入三十年》的诗稿――
改革步入三十年，三中全会功盖天。
坎坷跌宕建国路，开辟新程转大弯。
阶级斗争纲退位，经济建设走前沿。
摸着石头探河道，慎履薄冰高扬帆。
土地承包农民笑，市场开放购销欢。
国企改革产权变，非公经济半壁天。
经济增长蒸蒸上，世界各国争抢滩。
前腐后继斩难断，道德衰败信誉残。
社会阶层大分化，收入分配距天渊。
劳工地位落千丈，权贵资本蠹蔓延。
当年喝汤呼万岁，今日吃肉骂声喧。
“两仇”思想日演进，反思改革白浪翻。
退则卅年前功弃，进则改革大攻坚。
改到深处是硬核，民主建政挺前沿。
写这首诗，不仅仅是因为我自1978年来就深深“沾染上”改革情结，30年来思考从未松懈、笔耕从未停止，也直接是由于我刚刚读了青年记者马国川的著作《争锋――2006年至2007年中国改革纪事》（以下简称《争锋》），我把他2006年10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大碰撞――中国改革纪事》（以下简称《大碰撞》）一起摆在我的案台上，思绪万千、浮想联翩。“争锋”者，争论的碰撞与交锋也。“争锋”使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图景在我脑海中洪波涌起，在这一壮阔的洪波中又交织叠加着三次大争论的沸腾浪花，形成一幅浩瀚而壮观的图景。《争锋》和《大碰撞》使得中国改革开放第三次大争论条理分明地跃然纸上。富有特色的是，作者在这两本书中做的都是客观系统的“史记”或“实录”性工作，对“碰撞”和“交锋”的各方既没有“捧谁”，也没有“棒谁”，这就可以让“争锋”“碰撞”的各方与读者来欣赏和评价。
30年，这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白驹过隙的短暂一瞬。但由于近30年来改革开放稳操胜券，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走上了中华崛起的快车道，世界称奇，环球惊诧。在当今世界，若要谈改革开放的成功，言必称中国。无论是国内专家，还是国际社会，都在纷纷探索“中国改革开放成功之谜”和“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之谜”。中国这30年完全可以称之为“改革开放盛世”，这个盛世比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23年还多出了6年，而且中国的改革开放还继续在盛世之道上挺进。
在中国改革开放快要步入30年的前几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势头已成定局，“中国崛起论”以致“中国威胁论”在环球叫响，各国游资挖空心思要在中国抢滩，许多国外偷渡者也把中国看作新的天堂。尤其是美国学者舒亚?库珀?雷默（JoshuaCooperRamo,亦译为“拉莫“）在2004年5月向全世界打出了“北京共识”（BeijingConsensus）的旗帜，以挑战“华盛顿共识”的气派大大提升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中国国际地位的大提升，按照常理，迈向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国内应当是一派莺歌燕舞庆盛世的景象。然而，中国国内却在“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中生起了“烽烟四起”的大争论。尽管邓小平同志生前多次强调“不争论”，甚至还把“不争论”作为自己的重大“发明”，但中国改革开放尚未满30周年，就已经发生了三次大的争论。而就争论的广度、深度和时间的长度而言，则以这几年的第三次争论最为剧烈、最为深刻。
在这几年的争锋中，一个长期跟踪中国改革开放研究、并直接参与过改革实际工作的我，除了在2006年11月应SOHU网邀请接受了一次题为《经济学的国民性》的访谈，以及后来应邀在阳光卫视与陈平董事长进行了分六集播放的对话外，没有对争锋各方有任何“亮剑”。但我却始终关注着各方的“碰撞”和“争锋”。所以，马国川同志到我办公室来拜访，请我为《争锋》写序，我当然是欣然应允了。我想，既然有“碰撞”和“争锋”，我们就不必回避，不能作鸵鸟把头埋在沙子里，而必须面对和正视。搞清争论的来龙去脉和方方面面的情况，对继续推进改革、完善改革、深化改革必有好处。
作为一篇序言，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每一篇文稿、每一种争论意见一一对应或抨获颂，只想在设计争锋的有关重大思想理论方面的问题发表自己一孔之见，以与“碰撞”者、“争锋”者和读者讨论。
一、以平和的心态看待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三次大争论
有不少人把我国近几年烽烟四起的大争论看得“遭得很”，不是吗？你看：有人“骂改革”，有人“妖魔化改革”，有人要“否定改革”，有人要“搞资本主义的改革”，真是天下大乱了，这还得了。但就我来看，“争锋”越是“刀光剑影”，我心里越是感到兴奋，因为我从这些“刀光剑影”中看到了中国的生机勃勃，看到国民中都充满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血性，都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地献计献策。如：有的坚决保护民族工业，声明“卖什么都可以，但‘卖国’不行”；有的坚决反对国有资产的流失和国企改制中的腐败；有的坚决保护和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有的坚决反对否定市场经济、理直气壮地为市场经济鼓与呼；有的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方向。这些都是掷地有声的刚阳正气。
但什么是保护民族工业和怎样保护民族工业？什么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和怎样保护国有资产？什么是保护民营经济和怎样保护民营经济？什么是市场经济和怎样搞市场经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坚持社会主义？看法就不一致甚至大相径庭了。这就必然发生分歧和争锋。如果大家都异口同声、舆论一律地发表同一种观点、持同一种主张，岂不是太死气沉沉。“争锋”的价值就在于各抒己见，坦率地发表自己的理论观点、政治主张和政策建议。这种“争锋”，可能语言“白刃相见”，文字“枪炮对垒”，甚至闹到要去“公堂诉讼”的地步，如毛泽东所说“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那也没有关系。问题总是在“争锋”中理清的，办法总是在“争锋”中出炉的，改革是在“争锋”中不断完善的。如此“争锋”，不亦乐乎！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在山区贫困农村亲历过贫下中农“端起碗喝稀汤，放下碗歌颂党”的感人情景，那个歌颂是真正朴实的表现，绝不是逢场作戏，绝没有装模作样。而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社会财富的增加和人民水平的提升不知好了多少倍。但在酒醉饭饱时期却滋生出了“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这种“骂声”与“争锋”交织在一起，就使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显得更加复杂，以至出现了“妖魔化官员、妖魔化政府、妖魔化党”的声音。
越是如此，我们越是要冷静。首先应该看到，有意见有气者能够在“骂声”中宣泄自己的不满，理论界能够“争锋”，这些都表明我国社会的民主气氛增强了，这显然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还应该进一步看到，“骂声”和“争锋”还可能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动力。因为认真倾听、理性分析各种“骂声”和“争锋”，着力于解决改革和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有利于更好地推进改革攻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还应当历史地看到，我国的改革既然是“摸着石头过河”进行的，无论是党、政府、群众和社会各界都在“摸”，在“摸”的过程中都可能踩几脚泥浆、碰几块礁石、陷几次旋涡、呛几口水。这一切，应该以平和的态度对待之，以理性的态度分析之，以积极的、建设现实主义的态度处理之，共同总结经验教训，认真清理“摸着石头过河”中水深、水速、旋涡、淤沙、泥浆、礁石的情况，开拓未来，为改革攻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设和谐社会修桥建路。
要使全社会都知道这个道理：任何历史发展过程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旧的问题解决了，还会产生新的问题；旧的“争锋”过去了，还会产生新的“争锋”。矛盾和问题的产生→解决→再产生→再解决→……，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邹东涛，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先后就读于西北大学物理系和经济管理学院。先后任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院副院长兼国有企业改革试点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兼中国社会科学院学位委员会秘书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特聘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出版有《中国经济体制创新》等20著作余部，主编《中国改革攻坚》等丛书150余卷，发表论文100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