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著作：马国川《争锋》（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8.3），邹东涛2.5万字长《序》

　　注：马国川的《争锋》和《大碰撞》是全面系统反映近四、五年“改革大争论”力作，邹东涛的《序》是在系统阅读这两本著作后写成的，实际上是两书之共“序”。该序题目为《改革“而立”之年话“争锋”》，以下是第二部分：

　　既然有“争锋”，我们就不必回避，不能做鸵鸟把头埋在沙子里，而必须面对和正视。我国经过30年的改革，好改的、容易改的，差不多都改过了，该“啃”的“肉”基本上都“啃”完了。留给现在和今后改革攻坚的任务，大都是难度较大的环节和问题，是啃硬骨头。对此，大家都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1.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改革攻坚的对象和内容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对象是原有计划经济旧体制，但原有的计划经济旧体制不可能是永远没完没了的存量。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破旧立新”过程，每一改革时点建立的新体制因素，在实践中都存在着对这种新体制的不断检验。其过程有两种情况：一是当实践证明这种新体制因素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它就会继续保存和完善；二是当实践证明这种新体制因素符合了一段时间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但后来又成为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阻碍因素时，客观上则要求再革除这种“新体制”因素。对这种“新体制”可称之为“过渡性体制”。可以把旧体制分为两类：一是“旧的旧体制”，即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二是“新的旧体制”，即改革开放过程中的“过渡性体制”。随着改革时间的延续和改革程度的加深，“旧的旧体制”逐步减少了，而现存的旧体制大多属于“新的旧体制”。这就要求在今后的改革攻坚中，不断探索对各个阶段不同旧体制改革的途径、方法和举措。

　　2．改革过程的“两个规律”和当前面临的严峻问题。改革过程中在某些方面和某个时段，客观上存在着两个规律：一个是“改革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另一个是“改革的边际成本递增规律”。在改革开放早期，改革的成本比较低，由于那时人们的收入水平非常低，国家对人民也具有“还账”责任，改革的成本一般都由国家支付。随着改革的深化，难度越来越大，成本就越来越高，国家已不能完全支付，逐步下移到地方、部门和个人支付。无论是“改革边际收益递减”，还是“改革边际成本递增”，都会使人们对改革产生消极和“利差”的预期，从而减少参与和支持改革的热情，甚至站在改革开放的对立面骂起娘来了。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人们的在经济方面的需求和在非经济（如生活质量、比较利益、政治和社会参与等）方面的期望会越来越高。当各种期望得不到满足时，不仅会减少改革热情，而且还会产生严重不满骂起娘来。

　　3．利益的多元化形成了整个社会全方位的对策与反对策博弈。以利益竞争为导向的市场化改革，客观上形成全社会的多元利益主体：个人、企业、非政府组织等，这些多元利益主体的活动必然与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国家部委、国家事业部门、中央政府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利益导向竞争为动力的市场机制固然会使整个社会充满着生机和活力，但微观经济活动常常在整体上体现出来的是规则凌乱的“布朗运动”，需要国家的协调，而国家的协调要依靠各个微观经济单位同中央政府同心同德。然而在实际经济活动中，所有利益主体首先着眼的是自身的利益，如果国家的改革方案以及各项宏观经济政策对自身有利，就能够与政府同心同德；如果不利，则会成为与政府“抗衡”博弈力量，这就形成了全方位的利益博弈格局。这种全方位的博弈主要表现在：（1）个人（公众）之间的博弈，如岗位、升迁、声誉、利益的博弈；（2）企业之间的博弈，如市场份额的博弈；（3）企业与政府的博弈，如管与放、增税与减税的博弈；（3）地方政府内部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如政绩博弈；（4）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如分权与集权的博弈；（5）非政府组织内部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博弈；（6）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博弈；（6）国家部委内部和国家部委之间的博弈，如事权、政绩博弈；（7）个人、企业、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国家部委等与中央政府的博弈。博弈的基本行为方式就是对策、反对策、反反对策……，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这种全方位的对策与反对策博弈，大大增强了改革的难度，也大大增加了整个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阶层的矛盾和摩擦。

　　（邹东涛：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现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特聘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出版有《中国经济体制创新》等20著作余部，主编《中国改革攻坚》等丛书150余卷，发表论文100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