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的真相是什么


  虽然在今天恢复历史原貌几乎不可能做到,但是,求真仍然是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史家的一个崇高梦想。可是,什么又是历史的真相呢?我想,真相其实分为两类,有简单的所谓事件的真相,还有复杂的所谓历史的真相。前者比如唐高宗生于哪年,葬在何处;后者比如唐高宗的历史定位:他究竟是个懦夫还是个英主?一般来说,前者的真相,用考据的方法就可以得出;而后者的真相,除考据外,恐怕还要再加上治史者独具个性的推理和判断。而且,前者的结论只要证据确凿,一经得出,就可能成为万世不易的定论;而后者的结论则可以不断推敲,乃至言人人殊。其实,我们所说的史学常新的魅力,就在于我们经常面对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无疑,孟宪实老师这本《唐高宗的真相》也是这样一部探索历史真相的作品。他的目的在于发覆隐微,建立一个自己心目中的唐高宗形象。这个形象既建立在史料的基础之上,也建立在孟宪实老师的智力与情感的基础之上。这智力与情感包含了对史料如侦探一般抽丝剥茧的分析,还包括对古代皇权政治的经验以及对复杂人性的洞悉与感悟。

  举个例子。一般认为,在唐太宗一朝的立储风波中,李承乾和李泰钩心斗角,最后两败俱伤,而李治则因为年幼无知,没有卷入争端,所以反倒中彩,算是天上掉馅饼,砸出了一个新太子。但是,孟宪实老师认为,李治的太子之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他自己经营的结果。他是怎么经营的呢?《唐高宗的真相》引了《资治通鉴》的一段记录:“魏王泰恐上立晋王治,谓之曰:汝与元昌善,元昌今败,得无忧乎?治由是忧形于色,上怪,屡问其故,治乃以状告;上怃然,始悔立泰之言矣。”对于这段众所周知的记录,孟宪实老师分析说:

  李治可以有几种反应。第一,与李泰针锋相对,恶口相向。但是,这样不会为自己争得分数,因为两个吵架的人,任何一方的形象都会受损。第二,他可以立刻向唐太宗汇报,说明实情,李泰如何如何说。但是,那样会留下打小报告的印象,有背后整治哥哥的嫌疑。第三,干脆把事情彻底隐藏起来,不让人发现。但是,那样太便宜了李泰。最后,李治采取的是最有利的一种,既没有让自己处于被怀疑的位置,又巧妙地暴露了李泰的活动。甚至让太宗觉得,李治用心良苦,是在保护哥哥。

  在多种可能并存的情况下,李治选择了最有利的一种方案。说明他的这个表现,不是自然反应,而是深思熟虑。李治以退为进,巧妙地暴露了哥哥,并取得父亲的好感。于是,这成了李泰失败而李治成功的一个因素,太宗后悔答应李泰,决定改弦更张,放弃李泰。可见,在李治当太子的这件事情上,李治看起来是无所作为,其实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这个时候的李治,虽然只有16岁,可是他的行为已经很成熟。通常说,年龄大一定经验丰富,但在这件事上可见例外时常而有。在政治上,李承乾不成熟,李泰显然也不成熟,而年龄小的李治最成熟。这个结论如果成立,那么李治当太子应该说也不是天上掉馅饼,是有必然性的。

  那么可能有人会质疑,事实果然如此吗?一个十六岁的孩子的表现,究竟是否可以定位得如此老谋深算?我想,这条结论可能并非不容质疑,而且,从理论上讲,它也必然是可以质疑的,因为它属于我刚才说过的第二种真相,它的提出虽然也建立在史料的基础上,但更多是个人理解和感受的产物。但是,无论事实是否真的如此,有了孟宪实老师这个结论后,我们对唐高宗的思考至少有了一个新的角度,依照这个角度考察当时的历史,历史也会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

  其实,我们今天看历史,就好比在一个房间里看风景。如果只有一种思考方式,就像只开了一个朝向的窗户,我们看到的风景必然是不全面的。而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研究,就是通过我们的努力尽可能多地打开窗户,每多开一扇,我们看到的景象就更全面一些。当然,从不同的窗口望出去,我们看到的风景必然各不相同,但是,这种不同并不意味着哪种景象是错的,它只意味着我们对历史复杂性的把握又深了一步,对历史丰富性的认知又多了一点。这也正是孟宪实老师这本书的价值所在。

  不久之前,我刚刚出版了《蒙曼说唐——武则天》。因为选择时代的一致,孟宪实老师这本书和拙著颇多重合的事例。但是,我特别欣喜地发现,我们对于同一事件竟然有着如此不同的理解,这真合了佛教的一句话:“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